中国早期的月令传统
对于大部分国土处温带且以农耕为业的古中国而言，时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晚周至战国时期，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兴起，时令思想发展成为比较精细的《月令》，它上包天文，下统地理，最终落实于人事，对以天子为主的君臣政治活动都做了逐月的安排。在统一的郡县制帝国形成的早期，它以兼具实用性与理想性的姿态促进了社会融合，并成为一笔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传诸后世。
战国时期《月令》文献集成
人生天地间有二者不可逃：一曰空间，天地是也;二曰时间，日月是也。《千字文》开端即从“天地玄黄”讲起，然后到“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可以说，这种寒暑交替与四时更迭是十分典型的中国式思维方式，比如在诗词中我们能看到大量的伤春悲秋的感慨。不过，仅仅是春夏秋冬和阴阳寒暑还很粗略。古人在此基础上犹有更细腻的感受—十二个月，每个月都有不同的上应天文、下达人事的安排，也就是我们此处要说的“月令”观念。
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最整齐完备的文献是《礼记》的《月令》篇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这两种文献本质上是同一种文献，但二者的渊源关系却向来有异说，如果置于更大的视野中或许会有更好的理解。这是战国秦汉之际由于阴阳五行学说发展而成的一类时令文献，今天我们能见到出土的秦时的日书文献（如睡虎地、孔家坡、张家山、放马滩等地出土文献）规定个人每日的宜忌吉凶，仿佛后世黄历的滥觞。所以，有《月令》这样的规定天子每月行令宜忌的文献存在也不足为奇，且其恰好与用于民间百姓生活的日书相映成趣。
再从地域上说，在当时神州大地上不同的文化区都产生了这样的文献。《吕氏春秋》“十二纪”可以作为秦晋一带中原地区的代表;《管子》中的诸篇（如《幼官》《四时》《轻重己》）可以作为齐地的代表;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楚帛书则是楚地的代表。此三种文献同中有异，亦异中有同，反映出战国晚期各地区的人们皆渴望用一种完美的模型来统摄天地之间的一切事物。这种天道观的核心思想便是阴阳五行，方位、颜色、乐律、神帝、气味、口味等都是其统摄的目标对象，如东方、青色、膻臭、酸味都被置于木的属性之中。再如孟春其文曰：“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簇，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其他月份仿此。每个月不同的物候现象与君臣行为宜忌也是《月令》文本的重要内容，以其略纷纭琐碎，故不列在这里。
《月令》是以五行四时为基本结构展开的。五行中土行较特殊，若将其搁置一边就只有金木水火四行，因此，刚好可以与四时配合起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甚至在季夏孟秋之间虚设一个土行所对应的人事，辞曰：“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倮。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太廟太室……衣黄衣，服黄玉……食稷与牛。”首先将春夏秋冬四时归置于木火金水的结构里，再将十二月统摄于四时之下，然后便可再与其他目标对象勾连起来，五音、十二律等都可以被安排得井井有条。
秦汉时期月令的思想建设贡献
这种比类联通的建构方式具有无限性。首先是自然事物被统摄在一起，然后人事也被放进来，最终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圜矩。“道通为一”的信念使战国秦汉时期的人们发明了这样一种象征天道的宇宙模型，因为无论是从《月令》文献本身呈现出的模式还是从吕不韦著《吕氏春秋》的目的来看，如此完美的一个宇宙模型都是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帝国作思想指导的，所以它更像是一个政治与文化理想。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秦的统一使得秦晋一系的《月令》的影响超越齐系的《管子》与楚系的帛书。在出土的秦简中我们看到秦也将《月令》付诸法律实践（如睡虎地秦简《田律》、青川木牍《更修为田律》），秦亡汉兴，这部分律令依然得到了继承（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汉代皇帝诏令中也时常依据《月令》。
另外，《月令》还进入西汉思想建设中来。第一次是淮南王刘安将之吸收编入《淮南子·时则训》。第二次是武帝时期，作为一代儒学宗师的董仲舒也未尝不受到其沾溉，且不说他那大名鼎鼎的天人相应的观点，即便是在更细密的学说如《春秋繁露》中《三代改制质文》《官制象天》等诸篇多少都能见到《月令》的影子。金春峰先生认为，经过董仲舒的解释，《月令》图式真正成了儒家哲学的蓝图与根基。但董仲舒对《月令》的改造是为了建构自己的思想学说，总体上化用了《月令》的框架与宇宙结构，赋予其深刻而久远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于是，在汉武帝信用董仲舒天人学说与灾异理论之后，奉天施政、推测灾异的观念大为流行。诏书中始频用《月令》（或时令）为据，如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六月、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六月、永光三年（前41年）冬十一月诏书，下及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诏命，皆令有司行政遵守时令，驯至东汉不绝如缕。趁此风潮，更多的学者开始措手《月令》，将其与流行的易学结合起来。如《汉书·魏相丙吉传》载：“（魏相）数表釆《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
月令与东汉的政治实践
到两汉之际，王莽把《月令》的影响推向高潮。王莽借奉天复古的名义，首先在礼祭中兴起明堂制度。汉元始四年（4年），他奏请在长安南郊建立明堂，形制与《月令》中的完全一致，在接下来的元始五年（5年）春正月，居摄元年（6年）正月，始建国元年（8年）、二年（9年）、四年（11年），天凤四年（17年）六月数年中，分别在明堂行祫祭、大射礼，授诸侯茅土。
其次施行“颁时令”制度，以《月令》作为法令，颁行于天下。《汉书·王莽传》载天凤二年（15年）王莽遣“十一公士分布劝农桑，班时令”，据1992年发现于敦煌悬泉置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可以断定时令的内容就是《月令》。既颁行于远境敦煌，则同样施用于内陆。较诸此前的皇帝零星采用，王莽更系统而具规模地在统治中施用《月令》。因此《月令》被王莽由思想世界带入历史现实世界，经历从影响人的观念到影响人的实践的转变，并最终塑造出汉人的思维与生活方式。这种影响在东汉表现得比较充分。
东汉光武、明、章三朝，仍继续着王莽的事业。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56年），“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到明帝永平初年（57年）“三雍”落成。永平二年（58年），“始迎气于五郊”，所凭据的就是《礼谶》与《月令》。章帝建初二年（77年），鲍邺上书议立十二月律。建初六年（81年）冬，“始行《月令》迎气乐”。在天子主持的国家礼典之外，还专设《月令》师主持时节祭祀，同时建立起读令制度，并于立春下宽大诏书，以示法天崇生之意。地方郡守则遵天子诏命，于春季巡行郡县，颁布春令。至于诏令奏议中援用《月令》已不胜枚举。总体来看，《月令》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进入东汉的政治实践，这成为其发挥影响的主要态势。
政治实践内含了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东汉前期，从制度进入思想文化整合构建最重要的举措是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这是皇帝与儒者平议五经异同、统一诸家异说的思想学术活动。章帝意图以儒家学说为核心，总括纬说秘典，借此制作汉家礼乐。在整合古文、今文争辩的过程中，《月令》已不知不觉成为重要的经典，用以裁决异议，比如五行、五祀、五声、春秋二社、孟夏封公侯、冬至休兵、貢士等。《月令》跻身于儒家经典之列，是经过了西汉《淮南子》《春秋繁露》的思想参与和王莽以至明章时期政治实践而走向的必然结果。
在两汉意识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月令》都以独特的层次和丰富的内涵参与其中，这种经典文本与历史现实的影响是双向的互动过程，历史现实既然因之变化，所以《月令》也实现了自身文本性质从杂家向儒家典籍的转变。上述政治、思想两个层面的推进，自然要催生出学术上集成性的总结。
东汉末期，蔡邕、郑玄、高诱都各自对《月令》进行注解，即蔡邕《月令章句》、《礼记·月令》郑玄注、《吕氏春秋·十二纪》高诱注。蔡邕在《月令问答》中将《月令》的地位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书》有阴阳升降、天文历数、事物制度，可假以为本，敦辞托说，审求历象，其要者莫大于《月令》”。
到汉末，又有士大夫仿照为天子设计的《月令》而撰写出属于庄园范围内的《四民月令》。于是，上自天子下及庶民，四民社会中的每个阶层都可以在《月令》中得到规范的引导。此时《月令》阴阳家、杂家的色彩渐渐减弱，礼学精神不断增强。这一方面是统治阶层政治实践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儒家学者努力的结果。所以顾颉刚与徐复观两位先生都认为《月令》在东汉的影响远超西汉。
吴健康，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