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无罪
01
我想全柏林的鸟,大概都认识她吧?
2012年,我首次去柏林。三月的库丹拉姆大街到处是雪,我跟马可一起步行去他的寓所,脚下的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那是我最熟悉的声音,小时候听过无数次——一脚一脚踩着雪,踩出一个脚印,又踩出一个脚印,人会去到一种恍惚,感觉心里像有什么东西正在慢慢苏醒。
马可认真给我介绍,说这是“裤裆烂没”大街,他讲中文有点喝醉了酒的呓语,我一听就笑了,马可不知道我笑什么,奇怪地看着我。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库丹拉姆”大街,其实是“库丹姆”大街,“拉”字这个拖音,大约是德国人舌头捋不直的缘故,一开口总有点藕断丝连的暧昧。
晚上的时候,他说要领我去一处地方吃扶桑琉球。我不知道扶桑琉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以为又是他发音的问题,就跟他一起去了。
很快就到了,店名还真就叫扶桑琉球,不晓得是个什么鬼。
这是一家很容易被人记住的小店。很多鸟不断落下来,然后起飞,又落下来,对,很多的鸟,有点像麻雀,但马可说不是麻雀,是一种德国鸥,嘴巴比麻雀要稍微长一些。还有鸽子。很大的白鸽。这种鸽子也很德国:见到人来,也不惊怕。
店里很热闹。好不容易找到地方坐下,一听,几乎全是日本人和台湾人。一看,每个人,无论男女,手里都拿个瓷勺,面前一枚精致小碗,热浪滚滚。
看着马可魔术师一样的神情,我也开始变得无限期待了。
事实证明了我的期待远远不够隆重——当那个学生妹模样的德国姑娘微笑着将两碗扶桑琉球端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彻底沦陷了。真的。别说在德国,就算身在中国,我也尚未享受过这份礼遇。
当我还在滋味千般欲说还休,德国人马可面前的碗已经空了。难怪他们说德国人是一个极其追求效率的民族,看来是真的。
两天后的下午,马可兑现了他的承诺——他带我去参观了奔驰汽车公司——德国人行事那份专注笃定,那种独孤求败之气象,的确很让人震撼。
但是,仍然远远不及扶桑琉球给我带来的震撼那么深刻,那么余味无穷。
02
柏林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发呆的城市。有时候遛达在街上,会忽然什么都想不起来。
库丹拉姆大街有不少石头摞起来的大房子。看着那些古老的房子,整个人感觉像在做梦,完全没有异国他乡的感觉。
看看那些不知来自何方的杨树,看看那些光秃秃的梧桐,再看看那些槐树的风情万种——我中学时候学校后门就有一大棵系满红丝带的槐树,那条街到现在为止还被叫做槐树街——如果我不看人,只盯着树和天空,我会感觉自己还在学校后门等一个好看的女生。
在一处人们生活过很久的地方,就会有幽灵,使这个地方像梦一样幽深。你不知道梦下边最深的地方潜藏着什么,你只能等。库丹拉姆大街就是这么一处幽灵如梦的地方,可能每一只鸟,每一块石头,都有自己的故事。
我在中国认识马可的时候,他还是一家景观公司的首席设计师。他画画超快,下笔很精准,动笔不更改,像古龙小说里描述的那些飞刀门的狠人,仅用小小一只铅笔,就可以将尘世的一切快速招魂复魄于眼前的纸上,看得你无限唏嘘。
我说,马可,你能不能帮我画一副那家扶桑琉球?他二话不说,转身就给我拿了一沓画稿,全是那家店。其中有一张:一个短发的中国姑娘微笑站在扶桑琉球店门口,好多鸟在她头顶盘旋。
马可说画里的中国姑娘是扶桑琉球店的老板,“她叫阿卡西,我们都叫她女巫!”马可说。
“德国也有女巫这种说法吗?”我问马可。
“不!不局限于德国,阿卡西是地球女巫”,马可说,“凡是去过她店里的人,这一生再也没办法忘记那种味道。”
“什么味道?”我很好奇德国人对于汤圆的体验。
“活着的味道!”马可说。
“我想见见这个老板”,我跟马可商量,“很想跟她聊聊。随便聊点什么都行。”
到库丹拉姆的第5天下午4点,我见到了阿卡西。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个传说中的地球女巫,竟然跟我是地地道道的老乡,而且中学还跟我上的是同一所学校。
“老赵!还记得吗?”我们几乎异口同声说到那位总是将毛衣扎到长裤里的老校长,“看起来那么威严的一个人,却又非常矛盾地如此温柔,都没听到他大声说过话,发现没?”阿卡西说。
03
阿卡西来柏林之前不叫阿卡西,她原名叫丁希。
丁希很小的时候,母亲在党校教中共党史,父亲在汽车队工作。上高一那年,母亲带着她一起到柏林出差,她喜欢上了库丹拉姆大街。
更准确的讲,丁希喜欢上了库丹拉姆一种有橘子香味的黑糖,据店主当时说,这种黑糖来自巴基斯坦。丁希后来进一步核实发现,并不是巴基斯坦,这种黑糖真正的产地在西藏,只不过是糖里面加了一种巴基斯坦的矿盐,西藏人将这种盐叫做“犍陀罗古盐”。在很长一段时间,这种黑糖专供大昭寺喇嘛和西藏王室。
丁希的父亲是资深吃货,跟随汽车队常年出差,对吃很有研究。“父亲常讲的话,就是说吃的东西,它也是一条一条的命”,丁希说,“他只要出差回来住家,家里就全是他那群脏兮兮的同事,就等着吃他做的菜。”
大二那年,丁希作为学校交换生又去了一趟德国,吃腻了德国烤面包的她心里头慢慢生出来一个想法,而且越来越坚定——在德国开一家汤圆店——就是所谓的“扶桑琉球”店。
一开始母亲特别反对,“德国人怎么可能会吃汤圆?他们根本不会明白汤圆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母亲说。但是父亲一听,立刻说好,坚决支持。
“对食物有深情的人做决定,很少有功利得失的成分”,丁希说,“尤其是当一个人真的进去美食里,整个的身心跟局外人有很大的差别。”
父亲手把手教了丁希整整两年,“那是我最幸福最充实的两年”,丁希说,“我就是那两年才明白,人原来可以将生活收拾成这种自己想要的样子。”
“我从父亲那里学会的,不仅仅是如何备料和制馅,我真正学会的是如何跟这一条一条的生命相处,我知道如何去理解美食与阳光,我可以像橘子皮、糯米和花生一样跟柏林的雪与阳光对话。”
丁希说到她先生有一年去麦加朝圣——她先生是个穆斯林——一路走,一路哭,先生回头给她看了一路的笔记,她似乎能立刻感知到那一路的情绪与风沙。
“我们的血液和基因里面,有太多封印的生存记忆。这才是人们喜欢美食的原因。我父亲说过,狼吞虎咽,是对生命不恭敬。我开店第5年,才听懂了他到底在表达什么。”丁希说。
04
离开柏林前一天,我打电话给丁希辞行,她热情邀请我去她那里坐坐,电话里全是乡音,我想也没想就踩着雪过去了。
她站在扶桑琉球店门口等我,还是有很多的鸟在她头顶盘旋。“怎么会有这么多鸟啊?”我问她。丁希笑着说,“我想全柏林的鸟,大概都认识我吧。”
丁希装修扶桑琉球店的时候——店名是父亲起的——店招做好以后,她每天都会在店招上放一些糯米粒,“你是移民的人,你要善待迁徙的鸟”,父亲跟丁希说,“鸟喜欢的地方,人也会喜欢。”
临走的时候,丁希送了我一些黑糖,“让你也享受一回西藏王室和大昭寺喇嘛的待遇”,丁希说,“再见面,就不知何年何月喽。”
一晃眼好多年就过去了,仍记得那碗汤圆带给我的震撼——一勺。一碗。一口下去,热泪盈眶——就好像啊,等了几千年,才等来那么一次拥抱和承认。
我回国后跟母亲说起这件事,母亲想了想,幽幽地说,“你还别说,汤圆这种东西,它真是很会想人的。你小的时候,问你想不想妈妈;你说,想;又问,嘴想?还是心想?你说,嘴想。你看嘛,人的嘴比人的心诚实多了,你说是不是?”
是,还是不是呢——想起戴姚一首歌:
我听爷爷讲了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事是那昨天的事。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坏人,故事里有好事也有坏事。故事里有多少是是非非,故事里有多少非非是是。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人就是奇怪。身在异乡的时候,一碗汤圆就给你赶回家乡;等快马加鞭回到家里,几句话就又给你撵去了远方。似乎漂泊流离,才是宿命,不晓得该说什么才好。
不知道丁希会不会想家。也不晓得丁希想家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自己给自己来一碗扶桑琉球吗——不能啊,傻瓜!那样就更想家了不是吗?
就像我在部队的时候,想家的时候,就给家里写信,写完了反而更想,哎,真笨!不去想,不就完事儿了吗?虽然做起来比较难。还是得试试啊,万一就做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