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作为存在之尸的象征性语言

拉康:作为存在之尸的象征性语言
Lacan: The Symbolic Language as the Corpse of Being
                                张一兵
                              Zhang Yibing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讨论了拉康哲学中的伪个人主体理论。作者首先捕捉到拉康关于语言是存在之尸的论点,着重讨论了象征域中概念对物与主体的杀戮,以揭露伪个人主体的空无本质。其次,作者解析了拉康强暴式的先行命名与主体际的语言询唤理论,呈现出伪自我在个人主体建构中发生的异化之异化。
关键词:拉康哲学  象征域  语言中的存在之死  主体的空无
Abstract: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theory of pseudo-individual subjectivity in Lacan’s philosophy. The writer catches Lacan’s idea of language as the corpse of being at the first sight and focuses on the concepts’ slaughter of things and subjects in the symbolic order in order to expose the void essence of pseudo-individual subject. Then the writer makes an analysis of Lacan’s antecedent naming like raping and the theory of intersubjective language interpellation so that the pseudo-I is revealed as the alienation of alienation occurred in the constitution of individual subject.
Key Words:Lacan’s philosophy  symbolic order  the death of being in language   the void of subject
一如与其他所有曾经影响过他的学术资源的关系,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与语言学的联姻,依然是通过一种奇特的颠倒逻辑来实现的。就逻辑起点而言,拉康对象征性语言学的引证从黑格尔关于概念是世界之始的观念开始。这看起来像是一种故意的逻辑反讽,因为拉康真正的理论底牌是在说明象征性语言构成世界和人类主体之后,继而揭露这种构成本身恰恰是现实存在与主体的真正死亡。在拉康这里,语言学走进了精神分析学,可是却成了一门可怕的杀人武器,这未免令人发笑。已然在镜像阶段失却自我的人类个体,在象征性语言(大写的他者)的教化下发生的主体建构中进一步遭遇了以无筑无的异化之异化,下面,我们就来看拉康的这一奇特理论证伪。
1、拉康语言观的逻辑起点
1953年前后,拉康的思考在形式层面上直接转向了语言学。其实,拉康对语言问题的思考并不是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的,早在青年拉康最初涉足精神分析学研究时,便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发表于1936年的《超越“现实原则”》一文第四部分就是从语言与精神分析的关系入手的。 而50年代,已经是拉康从理论逻辑上大跨度集中挪用语言结构主义的时期了。从研究对象上看,其研究重心的转换过程暗合了个人主体从感性的、身体性的婴幼儿时期到以语言文化教化为主的成年时段的成长。如果说在想象域中,拉康已经说明了个人“自我”的虚假性,那么在这项新的研究中,他意图进而证伪新人本主义的个人主体性。显然,语言结构主义就是在这个关键时期深深地嵌入拉康语境之中的。也是基于此,拉康十分得意,因为与他相比,弗洛伊德就没能赶上欧洲哲学文化史上这段“语言学转向”的大日子。在那篇《精神分析学中的言语和语言的作用和领域》一文中,拉康直接提出了语言对精神分析学的重要意义。他认为,
我们这个学科的科学价值来自于弗洛伊德在其经验历程中提炼出的理论概念,这些概念还未经过足够辨析,因此保留着日常语言的多义性,这些概念既得益于这些言外之意,又不免于误解的危险。
所以,要将弗洛伊德的概念进一步科学化,就必须引进语言学的范式。拉康指出,弗洛伊德的一些主要概念,“只有转向语言的领域,只有按照言语的功能来组织,这些概念才具有其完整的意义”。 这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大部分论者倾向于将拉康思想发展中的这段新时期简单指认为他将结构主义与弗洛伊德结合起来的时期,这种判断其实已经误入逻辑歧途。依我的看法,拉康的本意绝不是研究语言学问题,他只是意图利用语言学结构主义中一些重要的学术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理论目的。我认为,拉康的思考有其更深一层的含义。其实,拉康的这个新开端还要从黑格尔那里说起。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试图证伪客观的感性意谓,他非要说世界始于自我意识(感性个人主体)背后的理念(真正的本质主体)。于是,说明抽象概念的《逻辑学》成为逻辑体系的第一基始构件,再还原到历史现实中,则突显了概念是世界历史之始。世界的发生成为由抽象理念沉沦于物、物化社会历史,再由主体性的自我认识扬弃一切异己性的物化,最后达及具体真正自由的绝对观念(大写的主体)的过程。在常识中,黑格尔总是身陷窘境,他常被指认为观念生产客观世界的“唯心主义”。可是,倘若我们能真正摆脱这种讨论的抽象知识性,进入到每一个个人主体具体的身心发生过程之中去看问题,以上的判断便将发生较大的格式塔改变。其实,当我们甫一降临人世,马上就会面对一个在此之前早已存在的庞杂世界,在每一个人最初的记忆当中,大人们对他人和他物的指认都是从一个个言说中的声响和活动中的形象开始的(即索绪尔所说的“能指”),譬如“爸爸”、“妈妈”、“吃”、“洗澡”、“睡觉”、“醒了”。襁褓里无助无知的“我”好奇地听着和看着这些多功能性的东西,以此构筑自己对这个世界最初的印象,虽然其实这些声响和形象中的对象性指认(索绪尔的“所指”)并没有多少非明指的象征关系。拉康前面所说的那个镜像式的想象关系大多是在这种被喂养性中注入的。一旦有一天,妈妈的手指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加之耳边那草地里的蝉鸣,脸颊上能感觉到微微的拂面轻风,此时,就有了“我”之外的看到、听到和触到的世界。日复一日,“我”看到、听到和触到的世界越来越大,“人”、“狗狗”、“东西”一类的概念不断地替代最初那些不在场的世界场景,至此,我们终于开始知道这个世界了。之前,“我”吃、喝、睡,甚或哭闹于外部物性世界之中,可是并不质性地(即差别性地)了解它。所以,个人主体与世界的最初关系(关系即是反思,马克思曾经引述黑格尔的话说,有主体的地方才有“关系”)不是及物,而是作为替代物的各种抽象的我们并不理解的概念替代(符号关系)。这其实就是黑格尔《逻辑学》在个人主体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中的位置。抽象的概念——世界的基始性是个体在世的出发点。黑格尔常说,一个纯真童稚的孩子与一个饱经世事的老者说出同一句话(能指),所指将完全不同。譬如,孩子们如果说“活着可真难啊”!其,很可能是因为妈妈不让他看电视,或者大人不同意买他想要的一个玩具,而同样一句话,若是出自上了年纪的老人之口,那必定是历尽人间沧桑的感叹。孩子言语中抽象的概念是没有所指的能指,它的所指只有在孩子日后的生活阅历中才能被逐渐建构起来,直到这孩子自己也届“知天命”之年,若再说出同一句话,话中便有丰富的具体概念。这就是黑格尔逻辑学的秘密,我认为,这也是拉康语言哲学的秘密。为什么?我们来看下面的分析。
在这里,我们先交待拉康的一个入口,即语言(观念)即是对物和人的杀戮。有人说,拉康这个观点直接来自于黑格尔,这种指认其实是一种简单化的表面链接。黑格尔的确说过精神是存在的骨骼、抽象的概念是事物的死亡之类的话,可他想说明的恰恰在于:具体事物总是要历史地消失的,而精神则会从历史性此在的事物的死亡中获得永恒。 拉康的观点与考杰夫对黑格尔的解释有关。考杰夫将黑格尔的话转述变形为:早在最初,当我们通过概念指认经验现实之时,我们已经成为杀死存在物的凶手。拉康也指认过这一点,他谓之为“黑格尔的谋杀的形象”。 考杰夫曾经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我们用“狗”这个概念来指认现实中的狗,但“这个词已经不会跑、不能喝水、也不能吃东西:词语中的意义(本质)不再是活的——即它已经死了”。 从抽象概念走向现实的具体世界的过程,就是一个无意识中杀死感性存在物的过程。显然,拉康的语言哲学大大发挥了这个观点,在他笔下,语言(观念)就是对人和物的杀戮。这是拉康语言观在哲学本体论上的真实思考点。可见,这个观点并不直接来自语言结构主义。索绪尔的确是以记号的任意性拒斥反映性符号论,但绝没有本体逻辑上的否定含义。
更为重要的是,拉康这种“观念是实存的不在场”的思考点又与弗洛伊德解释无意识的表形机制,即象征性关系直接相联。我们知道,弗洛伊德是在描述无意识在梦境的释放路径时确立无意识的象征机制的,在弗洛伊德那里,象征关联着梦的隐意和显意,梦的象征符号既是被压抑的欲望的替代者,又与无意识的东西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它又是改装过的东西,可以凭借合法身份进入意识领域。拉康不满于将“象征都压抑到无意识中” 的传统精神分析学理路,他以列维·斯特劳斯和毛斯理论中象征与社会秩序的内在关系说为跳板,将象征关系升格为语言符号与主体存在的关系。拉康认为,传统语言学研究中最大的误认,就是语言和言语的关系脱离了现实的“交际结构”,即由活动的能指作用形成的象征关系。在拉康这里,语言的本质就是存在论上的象征关系。并且,作为一种象征关系,语言符号并不是被压抑的欲望的替代,而是存在本身的谋杀。语言的确是一种改装,可是它的背后却空无一物。现在,以存在不在场的符号为核心的象征关系是主体存在的本体论结构。所以,拉康把象征域视为自己确认伪主体真相的重要层面。
此外,拉康的确是直接将语言与人的主体存在相联结,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完全忽视语言的原始历史性发生问题。拉康曾经明确谈及在自己的语言学研究视域中,“能指与劳动的原始关系仍然停留在黑暗中”。 这算是一种自觉的放弃。
2、象征性概念:存在的尸体
拉康在自己的《文集》(Écrits)导言中,开门见山提了一个问题,即人们习以为常的言语和写作中的人的形象是否可靠?这是他针对法国作家布封关于“风格即人”这一名言的质询。拉康的观点简单而直接——“是我们对着说话的那个人吗”?我们如何知道,那个正在言说和写作的伟人不是一种幻象?不是一种由语言筑构起来的狡狯的装饰物?思想风格如果伪,人如何为真?他反讽道,当代英雄(即所谓伟人和名人)的定义就是:“他们在离奇形势下的可笑业绩而闻名”。 与此异曲同工的格言还有前面我们引过的那个疯子与国王的故事。这个观念与我们先前看到的青年拉康博士论文中密切关注的那个女疯子埃梅的思考点十分一致。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埃梅是一个遭大写他者遗弃的失败者,而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则是将大写他者制造的梦幻当真的人。当一个人天真地将自己视为人们敬仰的大师和伟大首领时,正是疯病最为迷深的时刻。疯病掩盖的真相必须到他真正老去,成为一个孤苦的退休老人时才能显露出来。这时,他不疯了,自然也就不再自以为是。
相对于传统哲学研究中那种不证自明的“完备性主体”,拉康面对的主体是作为问题出现的主体。他认为主体是一个存在论上的“太监”,它内部的基根其实是一个空无。这是一个本体论上的丑闻。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丑闻即是镜像阶段中发生的伪自我事件。“人们只有放弃了主体的完备性才能接受这个丑闻之石;阉割,这就是它的名称”。 对拉康而言,主体,只是枉顶着一串象征性符号的虚名、内里却空空如也的伪主体。
在《拉康选集》第一篇文本《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会》的开头,拉康就自己的理论发现写下了一段重要的概述,大意是说,人们误认为实体性存在的主体不过是一种特定的重复机制。拉康说,弗洛伊德将这种对主体的重复性指认成为“自动重复性”。这个概念的提出原本是为了解释心理诊疗中的一些无意识现象,可在拉康笔下,自动重复性指的却是人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种习惯性的言行活动建构自己的过程。当然,拉康此处的指认是贬义的,实际上暗合了俄国形式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所拒斥的那个现实生活中的麻木的“经验自动性”。这是他和达利那个反对建构主义的共同点。人(主体),就是这种麻木的功能性的重复,而他自身则是一个空无,因为只有在“从并不曾在的内容中,重复的内容才展开”。 言下之意,空无的重复填补了主体的本体存在之无。
那么是什么在重复?拉康说,“这个重复是象征的重复”,因为这个重复机制只能存活于“能指链的动因之中”。能指关系正是象征的本质,所以这将是一种“重复的能指组合”。 关于这个关键性的能指范畴,我们将在下一幕展开具体讨论。拉康的意思是,进入到语言中的人,其实已经处于一种不同于想象域的全新领域之中,“这个辖域的质量以语言的形式支撑并欢迎他”,这个活动域就叫象征域。拉康关于象征域的基本原则是:“象征域不能被看作是由人来构成的,而应被看作是构成人的”。 主体由语言结构座架,这个观点倒的确来自语言学结构主义。
拉康说,他的这个指认意在说明人类主体在象征域中存在的外在性。
如果我们是认真对待弗洛伊德的发现的话,我们必须将无意识中的主体置于这个外在之中。我们知道,在精神分析开创的经验中象征是通过想象的什么样的中介而左右了最为隐秘的人的结构。
其实,拉康承认弗洛伊德对无意识主体在意识之外的确认是合理的,但是他明确反对弗洛伊德后来建构的心理自我(即拉康所说的那个“居于'感知-知觉中心”的现实自我)。我们看到,拉康已经用镜像阶段的想象物证明了这种自我的非本真性,这与弗洛伊德是根本异质的。可是,对于个人主体的真正持存来说,想象并不意味着一切,通俗而言,镜像作用多在个人主体的非成年时段中起关键作用。这倒不是说,一个人成年之后,镜像映射就不再起作用,只不过个人主体一生中更重要、更主要的持存和存在结构是在传统学术所理解的主体际的意义之境中实现的。顺着传统话语的逻辑往下说,当孩子开始自己懂事了,想象就不再是他生存中主要的支撑结构,他将成长为一个理性主体,开始理解这个充满意义的世界。所以拉康也复述道,“只有主体才能理解意义;反过来,所有意义的现象必涉及到主体”。而主体的真正开端是语言。“起始处是语言,并且我们生活在它的创造之中”。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表征即是语言建构生活,有语言的地方才有我们周围的世界。然而,在拉康的语境里,创造了丰富意义构架和生活世界的语言的确生成了主体,可是也在同时谋杀了它,并且这起谋杀就发生在主体问世的时刻。这是因为,意义与主体均形成于语言象征域的能指链滑动中。拉康的断言与海德格尔的语言为存在之家的论断是根本异质的。这就好比时一个人暂时的失忆后,个人主体的重新建构是在周围人们以语言对他进行不断重复的招呼和质询中实现的。 以上正是拉康所强调的:“对主体来说象征域是具有构成力的”! 并且是一种持久的构成效力。他甚至说:
因为弗洛伊德发现的正是人与象征体制的关系对人的本质的效用的园地,以及将它们的意义追溯到存在的象征化的最根本的动因中去。漠视这一点意味着忘却弗洛伊德的发现并使经验破产。
好一番动听的说辞,可事实上弗洛伊德从未做出此种指认。歪曲别人的东西时尚念念不忘地把别人挂在嘴边,这就是拉康常做的事情。在拉康这里,所谓的象征域即人们通过语言交往构成的意义世界。语言象征域的核心要件当然就是符号或者概念。关于概念符号,拉康有一种十分偏激的看法:概念即存在的死亡。我们已经知道这一观念的逻辑缘起。用拉康自己的话来说,象征性语言即“对物的杀戮”。我注意到,在拉康的思想历程中,他在似乎总是有意与正式的理论文本保持距离,拉康的主要作品都是以直接言说的方式在场的,最重要的学术创见也都严格地通过学术报告的形式在世,特别是后来那长达20多年的现场研讨会。这同样是一种理论自觉。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只是将石化了的形而上学观念指认为对存在的遗忘,阿多诺也仅仅反对观念对存在的不周延独断的概念拜物教,拉康倒好,在他这里,概念干脆就是存在的谋杀者。
拉康认为,语言的本质是符号化的象征性,象征其实就是用“别的东西”替代真实存在的过程。 在海德格尔那里,象征只是指引关系中的一种。 这个“别的东西”就是非此时此地真实显现的存在事物的不在场符号(代号→概念)。他说,弗洛伊德在儿童的游戏中发现这种从存在到象征性替代的“初始时刻”。拉康曾多次引述弗洛伊德的这个例子。弗洛伊德对自己一岁半的孙子进行了一场近距离的心理观察实验,他发现在妈妈离去后,幼儿常常痴迷地玩一个用线系住的木板,扔出再拽回,口中还同步发出相应的呼唤“噢-”与应答声“嗒-”。弗洛伊德给出的解释是,木板在幼儿心里替代着离去的妈妈,幼儿口中的“噢-、嗒-”就是对妈妈不在之在的最初语言代码。 这也是象征关系的原始生发。拉康的评论是:
这就是那个游戏,在这个游戏中幼儿把一个他其实不关心的物件移到他的视线之外;然后再把它拿回来,随后又使它消失;同时他以不同的音节来统制这个交替变化——我们要说这个游戏以其根本的性质表现了人类从象征辖域所得到的规定。
木板的消失与拽回是存在的在场和缺席,那根握在孩子手中的连线则是要锚住已经消失的存在,不成形的言说则是以代码充抵空无的象征关系的初始发生。关于这个例子,福原泰平有一些特有意思的评论。他说,在这种游戏中,通过把已经无化的对象象征化,幼儿就成了“无的不在场帝国的统治者”。更加深刻的是,福原泰平认为“语言本来担负着代替当场缺失的某种东西来交出什么的功能。那是把不在场带到眼前的秘密通道,是给缺失的东西命名,并创造出不在场创造装置”。然后,这种游戏的情况将陡然一变,“投掷缠线板成了不仅把母亲,也把自己扔出去的行为。这种把在母亲身边的本来的自己抛弃的行为,使主体与自己本身永远地分离了。结果,缠线板游戏成为把自己的有变为无的巨大的契机,主体准备了把自身消灭于一种符号中的道路”。 我发现,凡是研究拉康的论者,多多少少都有些疯,因为,拉康自己说的并没有那么多。出于这一感觉,我有时也会悲哀地自省。其实,弗洛伊德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曾谈到孩子在镜子前面对着自己的影像下蹲,以使影像消失的游戏,在这个有意思的游戏中,孩子成功地让自己的存在“不见了”(不在场)。 拉康所做的解释是,在象征性的语言中,人抛弃了自己,使原来的实有无化,并被迫在这个不在场的地点重建主体,这种重建即是用无(符号)贴补在已经空空如也的缺失(镜像之我)上。这又是那个伪先行性,或者说存在论意义上的篡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拉康是倒过来认证黑格尔的。黑格尔认定概念是世界的基始,对这一点,拉康算是投了赞成票,不过接下来他突然倒转逻辑:概念真的是人之存在的先行者,可是由于这种暴力性先在(篡位),人本身的真实存在则虚无化了。人类主体只是概念的编织物,他的存在则是一个内里的空无和本真存在之死亡。就这点而言,拉康直接指认象征性的符号成为一种新的他者,不过这一次,是区别于镜像和他者面容那种感性小他者的大写的他者(Other)。由于他者的法文第一个字母为A,所以拉康常用大写的A来表示大他者。其实还是那个黑格尔的对象性关系中的他者规定,即另一个映射和确证主体的他者。以后我们还会专门讨论拉康的他者理论。
拉康认为,中国古代占卜所用的划在沙上的连线与断线也构成这种象征的初始情境。在他看来,象征关系的最早是发生在人们将对象物从当下的使用转换为非在场的记忆中。从符号到词语是一个飞跃。他诗意地说:
要使从实用解放出来的象征物成为从现时和现地(hic et nune)解放出来的词语,区别不在其声响的质地,而在于它的飘逸的存在,在这个存在中象征获致了概念的永恒性。
词语是以不在场(absence)组成的在场。以词语为中介,不在场可在一个初始时刻得到名称。
首先,象征物不再是现时现地的当下存在,并且,词语的意义也不在于发声,而在于它的不在之在,正是这种所谓的“漂逸的存在”才使作为象征物的概念成为永恒在场的东西。“象征的本质只是一种不在场”。 这是一种统治无(不在场)的功能。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想一下爱利亚学派那种非感性在场的“存在”的本质和黑格尔那种空洞的抽象概念。可是,拉康硬要说,概念的确立一定是存在之死,“词语只有作为虚无的痕迹才能成立,其承载体于是不再会颓坏;依助词语,概念将消逝者留住而育化出事物”。当然,象征在杀戮物之后,又用符号之无来重构物。但这个由概念重新建构出来的东西,不再是原生的事物和存在。象征化是在本源性掠夺(杀戮)之后,把真实世界悬搁的过程中完成的。所以,“是词语的世界创造出事物的世界”。拉康的说法极端夸张,这显然是一种本体论上的超现实主义,但正好与法国原先超现实主义的意思完全异质。
事物开始是混杂在将成的总体的现时和现地(hic et nunc)中,词语赋予它们的本质以其具体的存在,并将它无处不在的位置给予恒久者:万世的财富。
在这种事物不在场的永恒中,象征杀戮了物。对此,福原泰平曾举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即纸币的象征性:“纸片因为被当作纸币,所以它在一个共同体的内部被挖空了内容,被象征化了,它原本具有的收发室、包裹等功能被削除,才作为纸币流通了”。 更直接的例子是象征具体物的概念,如“树”这个概念,在挖去了一切具体存在的冬青树、松树、白桦树、槐树、杨树、杉树等等之后,“树”才象征一切并不实在的树种。依拉康的逻辑,在杀戮了一切树,它才得以生成。树的象征性概念重建和替代了具体存在的树,这一次,“树”的概念是本质,也是空无。真实的树会有生死,而概念的“树”将永恒。在拉康那里,语言符号恰恰是作为已经不在场的事物而存在,在这个空无周围填充着不能在此的物的伪相。于是,海德格尔那句“一切存在者,只要不是上帝,就是受造物(ens creatum)” ,现在就成了,一切存在者都是象征语言的受造物。这是一个普遍死去的世界。
其次,对于人的存在也是如此。由于人能够言谈,能知晓理性概念,故能“象征使他成为人”!拉康说,“如果一个人不得不弄清楚人(man)什么时候才成为人(human),我们可以告诉说,是这样的时刻,即当他进入符号性关系的时候”, 即那个想象域中生长起来的小孩走进象征性语言教化的时刻。拉康认为,这个象征关系对于主体来说也有一种先行的预期性的张力:“象征功能表现为主体的双重运动:人为他的行动定个目标,然而只是为了在适当的时候给予他的行动以一个基础的位置”。 概念先行,是主体确立的基础;象征关系先行,则是主体存在的主要依托。下面我们将看到,从人的命名到亲人和社会关系对他的象征性期待,构成了一个人活着的先行前提。并且,这是第二次对人的存在篡位式的暴力性先行,第一次是镜像阶段中的小他者(a)先行,这一回是大写他者(A)的先行。拉康提醒我们,“象征首先是表现为物件的被扼杀,而这物件的死亡构成了主体中的欲望的永久化”。人也一样,“象征的辖域不能被看作是由人来构做成的,而应被看作是构成人的”。  在拉康看来,象征性符号构成人,大写的他者映射和确证主体,人的一生是各种虚假象征不断贴补而成的,在每一个主体生存的时刻,几乎都先有一种象征性概念的先在,才有我们为之奋斗的拼搏。主体总是为了他之外的某种理想(象征)而“去在世”,可是却没有了自己的真实存在。形象地说,人类主体是一具用符号链(裹尸布)缠绕起来的空心木乃伊。为什么呢?拉康的分析是:
人实在是把他的时间奉献给结构交替的展开上,在这个交替中在场和不在场互相召唤。正是在这两者的基本的合取时,也可以说是在欲望的零点时,人这个物体就被扣押了。扣押取消了人的自然性质,而使他从此服从象征的条件。
在拉康看来,人活着的奥秘就在于主体是通过被扣押的空无形成的“大债务”维系的。 拉康的这个说法不禁让人联想起列维纳斯的“人质说”。象征以无的不在场构成人,却也杀死了人本身。拉康说,象征代替死亡的地方,是“生命最初的肿胀”。 主体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能指)之肿胀,而非实在生命的真实存在。象征挖空了作为实体真实在此的人,使人成为阉割的存在,成为外在符号围建起来的空心人。海德格尔曾经说,此在的本质就是去存在(Zu-sein) ,可是拉康将这种“去存在”变成了去由象征通向死亡的路径。所以,象征关系是以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亏欠在场的,象征就是存在的债务。 象征是围起一个无而建构人的。或者,用拉康自己的话来说,即主体以象征之无写在自己的本源上,这个本源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空无,所以,这是在无上建构无。我要说,拉康的人的存在论是无之本体论,换到异化逻辑上,这个无之无就是异化之异化。
我知道,这样一种形上的言说似乎非常令人费解,我们来看拉康自己的说明:概念“我”作为主体的象征。拉康发现,作为自我的主体,只有当他以“我”的概念,即第一人称表达时才具有意义。可是,当我们用“我”来标注自己时,其实却是在用一个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死去的石化了的“在者”(象征性概念)遮蔽我们真实存在的幻觉过程。这是一种本体论上的危险:“危险在于将他拘禁于一种与以前一样虚假的他的静态甚至他的面像的客观化过程中,以形成他的异化的新的地位”。 这个“我”曾经是镜像阶段中的个虚假的小他者之影像,现在又成了大写他者的象征关系中被固化了的客观符号“面像”,这种仍然不是主体自身的观念物是异化的异化。
1960年,拉康在《主体的颠覆和在弗洛伊德无意识中的欲望的辩证法》一文提到了S/。“S”是主体,S/就是主体被杀死后的残骸。象征杀戮了人的一切身心实在,把人变成一种语言知识裹尸布缠绕起来的空心木乃伊。人的现实生活只不过是大写他者制造的幻象。拉康总喜欢说,主体是以无贴在无上的,这里的第一个“无”是象征性语言,第二个“无”其实是那个在镜像阶段就已被小他者挖空的伪我。人真是倒霉。所以,拉康说:“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人类遗迹的第一个象征是棺材,在人来到他历史的生命的所有关系中都可以看到死亡的中介”。 这就是拉康眼中看到的我们与象征式语言的关系,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悲惨世界。“解释象征的问题先是使我们的小世界惊慌,随后变得令人难堪”。 拉康是有意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已经死亡,这是我们的无知。
在人那里这种苦行是通过一条道路而得到肯定的,在这条道路中所有的客观知识将越来越处于一种搁置起来的状态,因为对于主体来说,他自己的死亡这个真实并不是一个可想象的对象,而分析者也和别人一样对此一无所知,除了他是一个要死的人这一点之外。
当然,这里的无知“不能被理解为知识的缺失,而是像爱和恨一样都是一种存在的激情。因为与爱与恨一样,无知也是一条存在得以构成的道路”。 拉康常用来说明主体的一句话是:“他不知道他是死了”。或者说,人“只有在人们不告诉他他所不知道的真理时才能存在下去”。主体之所以能够确立,恰恰因为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伪主体,这是对自己内里的空无和他者化这个真相无知的芸芸众生能够活下去的支撑。“'我’作为主体是以不在的存在而来到的。这个主体与一个双重疑难相协调:一个真正的存在却会因自知而破灭;一个话语却是由死亡来维持”。 一旦我知道自己不是人,“我”当自灭。
至此,我们知道,在人与语言的关系上,结构主义那种主体“移心化”的观点在拉康这里被在本体论上强化了,原先只在文学艺术作品视域中出现的作者之死现在成了存在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体之死。如果说,在拉康的镜像说中,未成年的个人心理自我人格已被杀死在异化的想象关系中;那么这一次,成年的个人主体就被开膛剖肚地暴尸于所谓象征域中了。
拉康所指认的这一切可怕的事情是否为真?如果是,那它们又是如何发生的?下面我们来看拉康的另两个具体一些分析。一是命名中的非我性;二是语言询唤中的异化。这是新一轮异化之异化的二个层面。
                    3、命名:你不是为自己活着
拉康说,个人“主体在其精神发展的某个时刻进入语言时,语言早就存在了”。 这是特殊的个人与普遍的语言系统的初始关系。从一开始,在这种关系中,个人主体就是语言和话语的奴仆。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从他出生之时开始,即使那时只是以他的姓名的形式,他已经加入了话语的广泛活动之中去了”。 拉康这里指的是我们的被命名。可是人们万万想不到,那是一种生下来的刹那就发生了的死。象征性的符号构成了人的第一情境,一个替代物取代了他。如果我没有说错,这甚至是比镜像阶段发生得更早的人之异化事件,或者叫前异化事件。命名是在我们不知时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被命名常常发生在我们没有出世的某一时刻,那时,我们没有知觉。。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拉康总能发现这些令人丧气的事情。
拉康说,象征性的词语构成人,第一个时刻是在人出生以前,就已被他人所命名。你还没有出世,可是你已经先行性地有了名字。在拉康的眼里,命名(nomination),即个人被迫奴隶式地对一个符号(大人询唤的对象)的认同。后来,拉康将这第一个象征化中的能指指认为S1。你一生下来,家人就说,“你是王二”。那一刻,已经异化为镜像主体的“我”被直接再外化为一个符号时刻反复询唤着。这是一种强迫性的认同,即拉康所说的暴力性的先行性,爸爸妈妈每天都将无数次地用“王二”一类的符号强迫我们就范,而我们则无法拒绝这一外在的指认。最后,“王二”终于从强迫性指认转化为一种自动的重复。拉康说,自动性重复就是建构。此处,“王二”是一个空洞的所指不在,而自动性的重复却使这种无中生有。所以,拉康阴险地宣告:“并不是从我们以为一定要认定的现实的无有之中,而是从并不曾在的内容中,重复的内容才展开来的。” 这似乎真是一个事实。只不过先前我们并未觉得这个命名是不正常的。
我们已经知道,拉康认为符号就是事物和人死亡(不在场)的代理者。对于主体来说,命名将是初始的异化之异化,或者是异化之异化的第一个层面。异化之异化是人活着的方式,这种悲剧性的存在将贯穿人的一生。或者,也可以用拉康那极其费解的话来表述,这是以无(符号——存在的尸体)在无(迷失在他者镜像中的自我)上贴出主体。面对名字,人们从不关心已经隐没在他者映射关系(开始是作为小他者a映象,现在则成了大写他者A的询唤奴隶)中的“真我”,实际上它也从来没有出场过,并且也必定永远不可能在场。人们对“王二”寄予了太多的期望,“王二”应该考钢琴十级,“王二”应该上清华大学,“王二”应该在哈佛拿博士学位,“王二”应该像父亲一样成为知名学者……你在被询唤中成为一个大人眼中的“王二”。这就是一种先验的期望。
之前我们所讨论的这些通常的命名虽然扼杀了主体,但我们还可以说这些命名当中流露的是一种善意的期望,更悲惨的是,还有一些人,甚至不是在期望中活,而是顶着他人,冒名顶替地活着。现成的故事就是我曾经讨论过的阿尔都塞。 阿尔都塞的母亲露西安娜与阿尔都塞的叔叔路易订有婚约,然而残酷的战争夺去了路易的生命,阿尔都塞的父亲查里斯幸运地从战场上生还之后向露西安娜求婚,悲伤的姑娘无奈嫁给了爱人的哥哥。于是,这个即将深刻影响阿尔都塞一生的重要事件在阿尔都塞降临人世之前已经无法挽回地发生了:虽然与查里斯成婚并生下了阿尔都塞,但可怜的露西安娜一生都无法忘怀死去的路易。她以自己的恋人的名字命名了这可怜的孩子,所以,路易·阿尔都塞一生下来就不是作为他自己,而是作为一个已经长眠地下的他人而被期待着的。阿尔都塞自己后来说:
我出生之时便被命名为路易。……它更多地取决于我母亲的意愿而不是我的。毕竟,它的发音是那个第三者的名字,那个剥夺了一切属于我自己的特性的人的名字。“路易”作为一个匿名的他者供随时传唤。它指涉的是我的叔叔,那个伫立在我背后的阴影:“路易”是路易,是我母亲所爱的男人,而不是我。
这段话太重要了。在拉康的意义上,这还不是镜像阶段中那个夺去真我之位的小他者,根本上就是一种倒错式的不是“我”的他人。我是一个空无。在阿尔都塞看来,母亲牵挂的只是那个空无一物的名字,她并不真爱阿尔都塞这个冒名顶替的肉身。对阿尔都塞的母亲来说,人是一个没有实在的空无,而对阿尔都塞来说,人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痛苦的无尽黑夜。他替一个并不活着的他者活着,这真是一种被阉除的母爱和祛主体的分裂倒错。我始终认为,这也是造成阿尔都塞精神分裂的重要原因。
拉康认为,人一开始学习语言时,就已陷入一种无从逃避的暴力强制之中,从此开始了一种新的更深的异化:第一次学会自己的名字就是异化——“我”变成一个符号。杰姆逊说:“在接受名字的过程中,主体转化为一种自身的表现,这个被压抑、被异化的过程正是主体的现实” 。阿尔都塞进一步延伸说,甚至“每一种新的学科诞生时,其家族圈子随时都准备表示赞叹、庆祝和命名” 。“我”不是实体,“我”只是一种外部性的被询唤,在这种被询唤中,“我”被建构成为一种格式塔式的拓扑场。如同我们在序言里看到的梅子,被询唤是一种他者的渴望目光,可能是大人之看、老师同学之看,或者是众人之看。此后,在这种众多他者交织的欲望中,再构成我的欲望的欲望,自然也是假中之假。
行文至此,我的内心充满苦涩。尤其是在中国,这种可怕的事情更加俯拾皆是。我们身边的许多父母,早已经习惯将自己一生未尽的理想,善意地投射在子女身上,这些他者的目光和期望从一开始就成为孩子在世的层层重负。我们这些所谓的大人和社会的理想与期待,残忍扼杀了多少幼小心灵中本该自由舒张的个性和真我。是我们在活,还是我们的孩子在活?实在值得我们认真反省。
                4、伪主体的本质:我在语言询唤是被建构
依拉康的观点,在象征域中,“本我”与人的符号一体化了。拉康曾经说,正是弗洛伊德,最早发现了人与象征体制的关系,并将其与人的本质联结起来。但是,在拉康这里,个人主体进入象征域的过程却是主体新一轮的自杀性消解。关于这一论点我们已经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下面,我们将铺展进一步的分析,即拉康对人类主体本质的一种新的认证:主体在语言询唤中被建构。拉康说:
我在语言中认同了自己,但这只是作为客体丧失在语言中后才做得到。在我的历史中所实现的,并不是已逝者的绝对过去态,因为这已不存在了,亦非我现在有过的完成态,而是对于我已要成为的来说可能是先行的将来态。
这个“先行的将来态”是我们前面在镜像阶段中看到过的那种本体论上的先行的预期逻辑。这是主体在语言关系中强制性的未来。我们还不是自己,但我们将要按照先的象征性关系成为我自己。此时,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将要是的“我自己”是他性的强制。不过这时,原先那种镜像-意象式(a)的牵引已经变成了语言象征关系(A)的预设。
拉康认为,每一个“我”都是被语言(大写的他者)询唤(interrogation)成主体的,象征使人成为人,可是,一旦我在语言的询唤中认同了自己,真我就作为一种存在“丧失在语言中” 。其实,不难发现,拉康的象征域正是镜像建构的想象界的一种必然深化。这里也有一种过渡时刻:在他人面孔之镜(小他者Ⅱ)奴化的后期,孩子已经在父母和家人的反复性的言语询唤中发生了一种新的认同。里德曾经举例分析,母亲抱着孩子看着镜子中的影像,她可能会说,“你的眼睛真像奶奶”,“你的下巴长得和你爸爸一模一样”。这都是最早的象征性对主体的渗入。因为它给孩子“在这个家庭中、在这个象征性世界中作了最初的定位,这个孩子和他的形象被词语和名字,也就是语言象征捆在一起”。 在这以后,从我们开始学习第一批概念开始,“爸爸”、“妈妈”、“我”、“人”……象征性的语言就开始替代我们的肉体以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真实世界。我已经说过,黑格尔说概念是世界的本质正是拉康的反证。因为总是象征性符号在我们之前先行,是符号(期望、理想和意识形态)让我们如此这般活着。
王二是个男孩,王二长得很白,王二是大个子。王二很听话,王二爱干净,王二讨喜。王二聪明,王二学习好,王二第一名。王二是名牌学校的大学生,王二一定会在英国拿PHD。王二是个重感情的人,王二从不花心,王二是个好父亲。王二是个有个性的人,王二是个会做官的人,王二是一个成功人士。每一个肯定性和引导性的概念不断从一个他人口中转到另一个他人的口中,形成一种强制性的“作业批改”。其中每一个象征性指认都是一种对主体的询唤和引导。那个被叫作王二的人正是在这种询唤中被建构成社会存在中的意识主体。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本质是每个人在其现实性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在拉康这里,人的本质则成了每个人在其象征域中都是其符号(能指)询唤关系的总和。拉康的这一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上一世纪60年代末的阿尔都塞。 在拉康看来,这种由语言建构起来的意识主体是一个更可悲的伪我。这个伪我,既不代表过去的我,也不代表现在当下的我的存在,而是我被强迫去认同的未来之我。这是那个内在的先行性的大写他者预期逻辑的傀儡。
对此,拉康曾经形象地描写道:
象征以一个如此周全的网络包围了人的一生,……在他出生时,它们给他带来星座的秉赋,或者仙女的礼物,或者命运的概略;它们给出话来使他忠诚或叛逆;它们给出行动的法则让他遵循以至他还未到达的将来,以至他的死后;依照象征他的终结在最后的审判中获得意义,在那儿语词宽宥或惩治他的存在,除非他达到了为死的存在的主观实现 。
这是一个总括性的说明。一个人的一生,实际上正是象征性符号像网络一样缠绕和询唤的一生。当他(她)出生时,除去他性的命名,还有按出生年月日给出的星座中先行的性格、爱情结局和职业的预设。星座现象在中国也已开始流行,中国过去的传统是属相、血型和面相说。每每当我们在生活中遭遇任何事情,我们可能会说,“双鱼座就是多情”,“属猴的就是不安定”,“O型血就是充满热情”,以此来进行即时定位和校正。然后,象征性符号会以种种理想、使命和“历史重任”为尺度,以衡量一个人生命的成功与否(“忠诚或叛逆”);象征性符号也会事先确立特定的道德范式和价值坐标,以判断人的品质。人们常常由此获得成功与失败的判定,也会得到“好人”与“坏蛋”的名号。一直到死,还是获得来自象征性符号的“宽宥或惩治”,唯一的标准是人“为死的存在的主观实现”。“死的存在”即是杀死物与人的词语,“主观实现”就是那个作为活死人的伪主体。临到了,还是象征性的符号对进了棺材的主体进行“最后的审判”。“死有余辜”和“遗臭万年”或者“死得其所”和“万古长青”。拉康真是刻薄。
至此,拉康还不过瘾,他要上升到更大的认识论层面对之进行了概括。他说,永恒、凝滞的人类的一般知识结构实际上仍然是从绝对观念之流的一种策略性回撒。主体时常在自己的话语的客观化中失去自己的意义,这也会是“主体在科学文明中的最深刻的异化”。这不知道已是拉康异化逻辑中第几回异化批判了。为此,他曾经以一个科学家在那种象征性的研究事业和日常生活中“死亡”为例。
在科学构成的这个宏大的客观化过程中交流能够成为有效的。科学也使他忘记他的主观性。在他的日常工作中他有效地参与在这个共同工作中,并以一个兴盛的文化娱乐来充填他的空闲时间。从侦探小说到历史回忆录,从教育讲座到集体关系修正术,这个文化足以使他忘记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死亡,同时,在一种虚假的交流中误识他的生活的个别意义。
依拉康的看法,科学家在他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中常会忘却自己的主观性,他自以为手中掌握的即是客观真理和本真世界,他无法意识到象征符号建构世界图景和他被询唤为一个不是自己的科学家的真实过程。甚至在家里,他也继续用大量虚假的文化符号和伪主体际的交流填充自己的闲暇,以忘却真正生活。在所谓文化交流中,他被询唤为主体,但他不知道他已经死亡。
拉康还有一个比喻,他说,对于现代人来讲,象征性的语言像“一堵墙”。这个墙是一种隐喻,好比先前镜像阶段中的介体——镜子和他人的面容,镜子反射中错认自我,而现在语言是墙,它不是简单的镜像,而是作为大写的他者挡住了主体真实存在的发生和生长。著名电影《迷墙》中有不少片段反映了这一观念。 即使我们了解了文化符号的外在性,现代文化的“正常”人常常议论的防备空话的措施也只是加厚了这堵墙。并且,“这墙的厚度可以通过上述的文化在它的范围内的甲、乙、丙区域里按居民人数生产的书刊的公斤数,唱片纹道的公里数和广播的小时数的统计数字来测定”。 言下之意仿佛是,在现代人的生活中,象征性符号对我们存在的侵占已经不再是单薄的裹尸布,而是厚如城墙的围城。所以拉康说,今天“语言既使不完成一切也是组织了人间关系的一切”。
依拉康之见,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结构是象征性的”。 在这个象征性秩序的王国中,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暴力式的统治,在自我惩罚、性格面具和种种变态伪装之下,虚假的主体被确立,而真实的欲望之人却宣告死亡。为此,拉康提出过一个隐喻,即他50年代提出的父亲的名字(name of the father)。波微说,开始拉康只是对基督教圣曲和三位一体半开玩笑的暗示,可后来却迅速成为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拉康说,父亲的名字是立法性和惩罚性权威的象征,他“将父名视为这个象征功能的承载”。 虽然父亲的具体功能只能由一个人来代表,但在象征的意义上,自古以来父亲的名字就是象征域中法的象征。拉康认为父亲的名字象征着限制人类言说和欲望的法律,它的出现会在个体内心中呈现禁止乱伦、树立教化人格、压抑欲望的禁令。而到了60年代,拉康又将这种父亲的名字升格为“圣父的名字”(Name of the Father)或大写的父亲的名字,以它来标识一切同一性的形上力量。这已经不是外在的律令,而是一条自我奴役的内心锁链。父名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一种威严之后的自我惩戒。拉康以为,这是他对弗洛伊德超我的重写。
拉康指出,这也是现代人主体存在的真实面孔。他曾经以陀斯妥也夫斯基小说中主人公的一段对话来描述:老卡拉马佐夫问他的儿子:“上帝死了,那么什么都允许了?”可是他儿子却回答:“上帝死了,什么也不允许了。”因为现代性的主体建构中一个重要支撑点是以抽象的法律——象征性语言全面构筑起来的自我惩罚之网。“人的法律就是语言的法律”。 法律即用语言建立起来的自我奴役,它的核心即是责任和自我惩罚。“责任,也就是说惩治,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之一。这个特性盛行于每个社会。” 所以,拉康说,对人而言,“自我惩罚的意义覆盖了这全部的苦痛和这全部的姿态。” 这是一种自拘性的集体超我。
 拉康认定,在这个四处高墙耸立的象征性社会之网中,个人主体早已无意识地陷入了一种“集中营式的社会关系”,拉康说,这是人在本体存在上的“绝境”。拉康此处的论说十分接近于福科所谓全景式监狱的观点。也是在这一点上,拉康提到当代存在主义思潮为了冲破这种社会之网而力图建立的个人主体观,即:
一种只有在监狱高墙内才得到肯定的自由,一种表达了纯粹良知无法超越任何形势的参与要求,一种两性关系的窥淫-虐淫的理想化,一个只有在自杀中得到实现的个性,一种只有在黑格尔式谋杀中才得到满足的对他人的意识。
这显然是萨特、加谬等人的个人主体的悲观式生存图景。
拉康认为,今天这个世界的本质是“集中营式的社会关系”,在世界中扮演某种角色的社会之我本身已经是被谋杀的真我的尸体 。倘若依这个逻辑而言,那我们周遭的社会无疑就是一个活跳尸的世界了。
            (张一兵,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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