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鉴赏辞典》第四百一十五首《江南逢李龟年》（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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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介绍】
【注释】
【译文】
【作者介绍】
【赏析一~~赏析九】
江南逢李龟年
【中唐·杜甫·七言绝句】
拼音版：
qí wáng zhái lǐ xún cháng jiàn，cuī jiǔ táng qián jǐ dù wén。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zhèng shì jiāng nán hǎo fēng jǐng，luò huā shí jié yòu féng jūn。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作品介绍]
《江南逢李龟年》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作品。此诗抚今思昔，感慨万千。前二句是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寄寓着诗人对开元初年鼎盛的眷怀之情；后两句是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全诗语言极平易，而含意极深远，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表达了时世凋零丧乱与人生凄凉飘零之感。
[注释]
[译文]
[作者介绍]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举进士不第，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最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宋以后被尊为“诗圣”，其诗大胆揭露当时社会矛盾，对穷苦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内容深刻。许多优秀作品，显示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其诗被称为“诗史”。在艺术上，善于运用各种诗歌形式，尤长于律诗；风格多样，而以沉郁为主；语言精炼，具有高度的表达能力。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有《杜工部集》。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壹／
此诗作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当时杜甫在潭州（今湖南长沙）。杜甫少年时才华卓著，常出入于岐王李隆范和中书监崔涤的门庭，得以欣赏宫廷歌唱家李龟年的歌唱艺术。安史之乱后，杜甫漂泊到江南一带。大历四年（769）三月杜甫离开岳阳到潭州，居留到第二年春天，和流落江、潭的李龟年重逢，回忆起在岐王和崔九的府邸频繁相见和听歌的情景，感慨万千，于是写下这首诗。《云溪友议》载：“明皇帝幸岷山，百官皆窜辱，积尸满中原，士族随车驾也。伶官：张野狐觱栗、雷海青琵琶、李龟年唱歌、公孙大娘舞剑……唯李龟年奔泊江潭，杜甫以诗赠之曰：‘岐王宅里寻常见……落花时节又逢君。’”
整体赏析
此诗是杜甫绝句中最有情韵、最富含蕴的一篇，只有二十八字，却包含着丰富的时代生活内容，诗是感伤世态炎凉的。
诗的开首二句是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寄寓诗人对开元初年鼎盛的眷怀；后两句是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仅仅四句却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语极平淡，内涵却无限丰满。
李龟年是开元时期“特承顾遇”的著名歌唱家，常在贵族豪门歌唱。杜甫初逢李龟年，是在“开口咏凤凰”的少年时期，正值所谓“开元全盛日”。当时王公贵族普遍爱好文艺，杜甫即因才华早著而受到岐王李隆范和中书监崔涤的延接，得以在他们的府邸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而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往往是特定时代的标志和象征。在杜甫心目中，李龟年正是和鼎盛的开元时代、也和他自己充满浪漫情调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几十年之后，他们又在江南重逢。这时，遭受了八年动乱的唐王朝业已从繁荣昌盛的顶峰跌落下来，陷入重重矛盾之中；杜甫辗转漂泊到潭州，“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晚境极为凄凉；李龟年也流落江南，“每逢良辰胜景，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明皇杂录》）。这种会见，自然很容易触发杜甫胸中原本就郁积着的无限沧桑之感。“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诗人虽然是在追忆往昔与李龟年的接触，流露的却是对“开元全盛日”的深情怀念。这两句下语似乎很轻，含蕴的感情却深沉而凝重。“岐王宅里”、“崔九堂前”，仿佛信口道出，但在当事者心目中，这两个文艺名流经常雅集之处，是鼎盛的开元时期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的集中的地方，它们的名字就足以勾起诗人对“全盛日”的美好回忆。当年诗人出入其间，接触李龟年这样的艺术明星，是“寻常”而不难“几度”的，多年过后回想起来，简直是不可企及的梦境了。这里所蕴含的天上人间之隔的感慨，读者是要结合下两句才能品味出来的。两句诗在迭唱和咏叹中，流露了诗人对开元全盛日的无限眷恋，犹如要拉长回味的时间。
梦一样的回忆，毕竟改变不了眼前的现实。“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风景秀丽的江南，在承平时代，原是诗人们所向往的作快意之游的所在。诗人真正置身其间，所面对的竟是满眼凋零的“落花时节”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艺人。“落花时节”，如同是即景书事，又如同是别有寓托，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这四个字，暗喻了世运的衰颓、社会的动乱和诗人的衰病漂泊，但诗人丝毫没有在刻意设喻，这种写法显得特别浑成无迹。加上两句当中“正是”和“又”这两个虚词一转一跌，更在字里行间寓藏着无限感慨。江南好风景，恰恰成了乱离时世和沉沦身世的有力反衬。一位老歌唱家与一位老诗人在飘流颠沛中重逢了，落花流水的风光，点缀着两位形容憔悴的老人，成了时代沧桑的一幅典型画图。它无情地证实“开元全盛日”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动乱，使杜甫和李龟年这些经历过盛世的人，沦落到了不幸的地步。感慨是很深的，但诗人写到“落花时节又逢君”，却黯然而收，在无言中包孕着深沉的慨叹，痛定思痛的悲哀。这样“刚开头却又煞了尾”，连一句也不愿多说，显得蕴藉之极。清代沈德潜评此诗：“含意未申，有案未断。”诗人这种“未申”之意对于有着类似经历的当事者李龟年，是不难领会的；对于后世善于知人论世的读者，也不难把握。像《长生殿·弹词》中李龟年所唱的“当时天上清歌，今日沿街鼓板”，“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凄凉满眼对江山”等等，尽管反复唱叹，意思并不比杜诗更多，倒很像是剧作家从杜甫的诗中抽绎出来的一样。
四句诗，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沧桑巨变。世境离乱，年华盛衰，人情聚散，都浓缩在这短短的二十八字中。尽管诗中没有一笔正面涉及时世身世，但透过诗人的追忆感喟，却表现出了给唐代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繁荣带来浩劫的那场大动乱的阴影，以及它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心灵创伤。正如同旧戏舞台上不用布景，观众通过演员的歌唱表演，可以想象出极广阔的空间背景和事件过程；又像小说里往往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一个时代一样。这首诗的成功创作表明：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和丰富生活体验的大诗人那里，绝句这样短小的体裁可以具有很大的容量，而在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时，又能达到举重若轻、浑然无迹的艺术境界。
名家点评
元人范梈《木天禁语》：绝句篇法：藏咏。
清人黄生《杜诗说》：此诗与《剑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感，言外*然欲绝。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即使龙标、供奉操笔，亦无以过。乃知公于此体，非不能为正声，直不屑耳。有目公七言绝句为别调者，亦可持此解嘲矣。《唐诗摘钞》：一、二总藏一“歌”字。“江南”字见地，“落花时节”见时，四字将“好风景”三字衬润一层。“正是”字、“又”字紧醒前二句，明“岐宅”、“崔堂”听歌之时，无非“好风景”之时也。今风景不殊，而回思天宝之盛，已如隔世，流离异地，旧人相见，亦复何堪？无限深情，俱藏于数虚字之内。杜有此七言绝而选者多忽之，信识真者之少也。
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四句浑浑说去，而世运之盛衰，年华之迟暮，两人之流落，俱在言表。
清高宗敕编《唐宋诗醇》：言情在笔墨之外，悄然数语，可抵白氏一篇《琵琶行》矣。“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刘禹锡之婉情；“钿蝉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泪万行”，温庭筠之哀调。以彼方此，何其超妙！此千秋绝调也。
清人沈德潜《唐诗别裁》：含意未伸，有案无断。
清人杨伦《杜诗镜铨》：邵云：子美七绝，此为压卷。
清人黄叔灿《唐诗笺注》：“落花时节又逢君”，多少盛衰今昔之思！上二句是追旧，下二句是感今，却不说尽，偏着“好风景”三字，而意含在“正是”字、“又”字内。
清人李鍈《诗法易简录》：少陵七绝多类《竹枝》体，殊失正宗。此诗纯用止锋、藏锋，深得绝句之味。
清人胡本渊《唐诗近体》：含意未伸，有案无断；而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
清人王文濡《唐诗评注读本》：上二句极言其宠遇之隆，下二句陡然一转，以见盛衰不同，伤龟年亦所以自伤也。
清人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少陵为诗家泰斗，人无间言，而皆谓其不长于七绝。今观此诗，馀味深长，神韵独绝，虽王之涣之“黄河远上”，刘禹锡之“潮打空城”，群推绝唱者，不能过是。此诗以多少盛衰之感，千万语无从*起，皆于“又逢君”三字之中，蕴无穷酸泪。
贰／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诗云：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这首诗好在哪啊？不要小看这28个字，这就是一部缩微版的唐玄宗盛衰史，也是一首绝句版的《长恨歌》。为什么这么说呢？先看前两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我曾经总在岐王的宅子里看见您，也曾经在崔九的厅堂前多次聆听您的歌声。那现在咱们两个熟人偶遇，不是还会这样打招呼吗？比方说，我开会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位过去见过的王先生也在座，那我自然就会过去打招呼，我就说王先生，您还记得我吗？上次咱们是在什么什么会上见过面，还在什么什么地方一起吃过饭。您看这一晃都多少年过去了，是不是会这样说，还是会的。所以杜甫在江南遇到老熟人李龟年，说的也是这两句话，这就是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但是您可别小看这两句寻常的大白话，这两句话的分量太重了，重在哪啊？
首先就重在岐王和崔九，岐王和崔九是谁？岐王是唐玄宗的弟弟李隆范，后来改叫李范，受封为岐王，所以称岐王。那崔九呢？他是唐玄宗的宠臣崔涤，因为排行第九，按照唐朝人的习惯就通称为崔九。这两个人可不一般，他们不仅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还是当时文化界的领军人物，是各种艺术家的知己和保护人。先说岐王李范，此人不仅是唐玄宗的同父异母弟弟，还是唐玄宗的大功臣。当年唐玄宗发动政变，铲除太平公主，岐王就领兵追随，所以唐玄宗亲政之后，对这个弟弟自然是高看一眼。但是也正因为这个弟弟太能干了，所以唐玄宗对他也是防范有加，只要有政治人物亲近他，玄宗就会立刻把这个人贬到边陲。那岐王当然明白其中利害，所以从此不弄风云、只管风月。按照史书的记载，他是好学工书善音律，而且礼贤下士，经常和文人一块饮酒赋诗。
不是有这么一个浪漫的传说嘛，说王维当年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到京师去求取功名。可是当时长安文化界的另外一个保护人就是唐玄宗的亲妹妹玉真公主，他看好的诗人叫张九皋，而且已经内定他为京兆府的第一名了。那王维是岐王的座上宾，岐王就想帮他，可是又不能跟玉真公主明争，怎么办呢？岐王就把这个王维的优点和玉真公主的喜好通盘考虑了一遍，最终定下一计。就请玉真公主吃饭，边吃边看歌舞。一群歌舞艺人上来了，王维身穿特制的锦绣服装就站在第一排。要知道王维可是一个著名的美男子，号称妙年洁白，他的翩翩风度马上就吸引了玉真公主的目光。公主就问岐王，这是谁呀？齐王说，这是个知音人。所谓知音人是什么？就是擅长音乐的人。公主一听这小伙子不仅会跳舞，还会弄音乐，那更感兴趣了。马上让人拿来琵琶，请王维弹奏，王维当然是有备而来，一曲自创的《郁轮袍》一下子曲惊四座，公主也是拍案称奇。这时候，岐王又说了，此人非只擅长音律，还会写诗。王维马上就拿出几首得意之作，请公主过目。公主一看这全都是早已经在长安传颂，自己也耳熟能详的诗歌。那唐朝最崇拜诗人，所以公主看完连称失敬，就把王维请上宴席，相谈甚欢。那当然，王维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第一名。
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呢？不一定啊，但它说明一个问题，说明在当事人的心目中，岐王是诗人的好朋友，他懂诗人，他也愿意帮诗人。那岐王对诗人好，对艺术家也好。
当年李龟年受邀到岐王宅做客，一进门的时候正好乐工在演奏音乐，他这职业病马上就犯了，听了一下就说，这是秦音的慢板，人家曲目一换，他马上又评论了，说这是楚音的流水板了。岐王在旁边连连点头，觉得这个人真是知音。赶紧拿出像什么破红绡、蟾酥沙一类的珍贵丝织品，赠给李龟年。谁知李龟年并不感兴趣，他把这些宝贝撂到一边，竟自掀起帷幕，直接走到乐工中间，拿起一把琵琶就弹奏起来了，旁若无人。那岐王也不以为辱，还是对李龟年赞赏有加。什么意思呀，这就叫艺术家自有艺术家的气质，王爷也自有王爷的风度。
说完岐王再说崔九。崔九是出生于唐朝最高的高门，博陵崔氏一族。才华横溢那是不用说了，政治上还特别有先见之明。当年唐玄宗李隆基还只是临淄王的时候，和崔九住邻居，两个人都住在兴庆里，就是后来的兴庆宫。两个年轻人都是风流倜傥，所以关系特别好。
后来李隆基受唐中宗和韦皇后迫害，被发配到山西潞州当别驾。一般的亲朋好友都是到长安城外折柳送别也就罢了，只有这个崔九一直送到华州，也就是华山，现在陕西的华县，一送送出200多里，赶上鲁智深送林冲了，可见感情是何等的亲厚啊。那此后历次政治变革，崔九也一直追随李隆基，所以玄宗亲政之后对他也特别好，每次宫里请客，他都跟王爷们并肩而坐，也就是说唐玄宗都把他当亲兄弟看待。不过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亲密的私人关系，所以唐玄宗也不让崔九干政。那崔九生性活泼，有的时候说话不注意，唐玄宗还亲自在他的笏板上写下“慎密”两个字，提醒他注意。你看皇帝这样严格要求，所以崔九在开元年间也是远离朝政、寄情文艺，成了诗人和艺术家的好朋友。
那一个岐王，一个崔九都是位尊人贤，而且还眼光高、身段低，这样的人身边当然是群贤毕至、盛友如云。其实这就是开元盛世的另一面了。一般咱们说开元盛世都会想到杜甫的《忆昔》，“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很好，但是这只是物质上的开元盛世，还有一个精神上的开元盛世，就体现在岐王宅里崔九堂前。在那里，王爷和重臣都礼贤下士，诗人和艺术家也能平交王侯尽展才华，这才是锦天绣地满目俊彩。
岐王和崔九是这两句诗中第一组有分量的词。那这两句还有两个有分量的词，哪两个词啊？就是“寻常见”和“几度闻”，为什么要写“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呢？因为当时谁也没当回事啊。当年李龟年自然是天下歌王，杜甫又何尝不是一个英气逼人的青年才子。那个时候他们都以为享受岐王和崔九的招待是理所当然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也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还是理所当然的。他们都以为这样的盛世不仅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而且可以从一个高峰走上另一个更高的高峰。盛年的贤王，名满天下的歌手和诗人，在春风浩荡中，在落英缤纷里，大家共度了多少好时光，做了多少迷人的梦啊。大家想想，这是何等风光，何等美好。可是当时谁也没有觉得怎样，这就是“当年只道是寻常”啊。
你看，这就是“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诗人写岐王也罢，写崔九也罢，写寻常见也罢，写几度闻也罢，不是为了炫耀我和谁谁谁是好朋友，他只是在用最平淡的语气勾勒了一个最美好的开元盛世。这个盛世，诗人和艺术家都亲身参与过，事实上他们就是那盛世的一部分。
可是接下来下面两句出来了，“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从追忆一下子转到现实来了。现实是什么？现实是杜甫再次见到李龟年已经是大历五年了。大历是唐代宗的年号，是公元770年，那时候开元盛世已经过去四五十年了，搅乱大唐的安史之乱都结束八年了。可是社会始终没从动乱之中恢复过来，国家分裂满目疮痍。杜甫这时候已经接近60岁了，辗转漂泊到潭州，也就是今天的长沙，不仅当年的政治理想什么都没有实现，就连生活也是“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落魄呀。那个当年整天出入宫廷的李龟年，也是流落江南，所谓“当时天上清歌，今日沿街鼓板”，只能是到处卖唱讨生活。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两个白头翁不是在东都洛阳，也不是在西京长安，而是在江南重逢了。江南当然是山明水秀，比当年的长安和洛阳还要美。可是江南的好风景只能反衬出老诗人和老艺人境况的凄凉。所以这一句“正是江南好风景”，就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样，这都是以乐景写哀，让悲哀来得更深沉。
但是大家想一想，这样的悲哀难道只是杜甫和李龟年两个人的悲哀吗？不是啊，当年招待过他们的岐王和崔九已经死去几十年了，所谓墓木拱矣啊，那创造出开元盛世的唐明皇也已经黯然离世了，花团锦簇的开元盛世更是一去不复返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又逢君还能说什么呢？两个人谁也不需要说什么。所以诗人也真的是什么都没有说，他只是说“落花时节又逢君”。一个“又”字，40年就划过去了。落花时节多少感时伤事，花落了、青春老了、盛世完了，这才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四句诗，四十年，好像刚刚开头，其实已经结尾。再读一遍吧，“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真是沉郁顿挫，蕴藉之极。经历过时代沧桑、人生巨变的人固然心领神会，就连我们这些没有经过真正风浪的人看了，也会感慨万端，也会黯然伤神吧。这就是绝句的力量，所以《杜诗镜铨》里讲，”子美七绝，此为压卷”，杜子美的七绝里头这是最好的一首。
叁／
“有案无断”，是讲只列“案据”，即只列事实依据而不做主观判断结论;用于诗文创作，就是只写事实依据，以事实揭示人物或社会现象的变化特征，以事实隐藏作者的褒贬、爱憎的主观评价，不做直接的判断，使诗文意蕴表达得深婉，含蓄。这是乐府诗“缘事而发”人之哀乐、褒贬情致的一种传统写法，如杜甫《石壕吏》、白居易《卖炭翁》即属此类。《江南逢李龟年》则是七绝成功运用“有案无断”技法的一个范例。
李龟年是唐代开元年间的著名歌唱家，据《明皇杂录》记载：“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洛阳)大起第宅。”可见其深得皇亲贵族的隆遇，声誉满京华。当时的杜甫则因才华早著而受到歧王李范和殿中监崔涤的延接，得以出入王公府第，多次聆听到李龟年的演唱。在杜甫的印象中，李龟年“妙绝一世”的歌唱，与大唐鼎盛时的河清海晏，自己青少年时代的浪漫豪放紧紧联结在一起。首二句重现因江南逢李龟年而唤起的情绪记忆，其中寄寓着诗人对盛世美好印象的追思和留恋。看似脱口而出，直陈其事，然而自然平淡中包含的感情却深沉而凝重。
前尘如烟，往事如梦。这次与李龟年重逢，地点是在江南长沙，时间是大历五年 (770年)暮春，距安史之乱已有15个年头。这时，唐王朝已从盛世的顶峰跌落下来，杜甫历经战乱流离，已是百病缠身的衰暮老人，而昔日绝代歌人李龟年则“流落江南，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泪罢席”(《明皇杂录》)，真可谓长歌当哭，晚境凄凉。诗的后半首写眼前相逢的情景：“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风光秀丽，本是天造地设的良辰美景，一代艺坛精英意外相逢，又是难得的赏心乐事。然而，两位饱经离乱的皓首老人握手重逢，面对的却是满目凋零的“落花时节”，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时代社会、人生岁月犹如自然风景，到了凋谢衰残、好景难再的时节，让人兴起“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叹。诗人巧妙地以“江南好风景”反衬如过眼烟云的开元盛世，其中正隐含着时代沧桑的无限感慨。东晋王导、周顗等“过江诸人”被迫流落江南，曾一发“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感叹，杜甫的咏叹与此不无相似处，只是诗人采用案事“藏咏”的手法，令人更有品挹不尽的韵味。全诗以 “又逢君”三字戛然作收，对此俞陛云《诗境浅说》云：“千言万语无从说起，皆于 ‘又逢君’三字之中，蕴无穷酸泪。”三字初读似欣慰语，但细细品味，它不仅写出相隔四十年的再度重逢，更蕴含着四十年的人世沧桑。朱宝莹《诗式》说它有“含意未伸，有案无断”之妙，正在于无言之中深藏着家国兴衰之感，身世沦落之悲，余味曲包，读来更动人心弦。
诗歌是最富于包容性、暗示性和启示力的艺术。在特定的情境中含蕴深远的情思，在有限的语言外传达丰富的内容，这是中国古典诗歌最擅胜场的。诗人往往着力创造一个有文采、有声色、有包蕴的形象，激发读者展开丰富的想象。就拿杜甫此诗来说，全诗只写今昔相逢之事实、情景，无一字咏叹时世与身世，但读者却从事实、情景的描述，揣摩出它所隐藏的社会乱离之感和诗人的心灵创痛。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所谓“秘响”、“伏采”，就是作品中的未伸之意，未断之案。又如刘禹锡《听旧宫人穆氏唱歌》：“曾随织女渡天门，记得云间第一歌。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上半首写昔日穆氏歌声的美妙动人，下半首写今日重听穆氏演唱，歌曲美妙依旧，但故交零落，自己衰老，人事全非。一种世运治乱、今昔盛衰的沧桑之感隐含所叙情景之后，让人思而得之，运意与着笔极含蓄沉郁，与杜甫此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指出：“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隅于字外。”一篇优秀的散文是这样，一首令人吟哦不已、品味再三的好诗更是如此。
肆／
大历五年(770)作于长沙。李龟年是开元天宝间著名歌唱家,《明皇杂录》云:“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善歌,特承顾遇,于东都洛阳大起第宅。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杜甫年轻时出入于洛阳社交界、文艺界(翰墨场),曾多次领略过李龟年的歌声。昨天的大名人,今日的漂泊者。猝然相遇,慨何胜言。诗人将可以写成大部头回忆录的内容,铸为一首绝句,然二十八字中有太多的沧桑。
歧王是玄宗御弟李范,崔九是玄宗朝中书令崔湜弟殿中监崔涤,这两人的堂宅分别在东都洛阳的崇善坊、遵化里。他们都是礼贤下士、在文艺界广有朋友的权贵人物,其堂宅也就自然成为当时的文艺沙龙。大歌星李龟年,洛阳才子杜甫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客。所以只一提“歧王宅”、“崔九堂”,当年王侯第宅、风流云集,种种难忘的旧事,就会一齐涌上心头。“寻常见”又意味着后来的多年不见和今日的难得再见,“几度闻”意味着后来的多年不闻和今日难得重闻。(杜甫该是从那变得悲凉的歌声中发现李龟年的吧)。意味深长:当年没人会给“寻常”的东西以足够的重视,而今失去随时相聚的机会,相逢的经常性(寻常)本身也就成了值得珍视(不同寻常)的东西了。这就是沧桑之感。
后二句写重逢,和以前的“寻常”和“几度”相呼应,是今日的“又重逢”。表面的口气象是说在彼此相逢的次数上又增加了一次,事实却不象它声称的、如同春回大地的那样简单。江南的春天的确照样来临,然而国事是“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身世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如此重逢岂容易哉!今日重逢,几时能再?李龟年还在唱歌,然而“风流(已)随故事,(又哪能)语笑合新声?”(李端《赠李龟年》)他正唱着“红豆生南国”、“清风明月苦相思”一类盛唐名曲,赚取乱离中人的眼泪,盛唐气象早已一去不返了。这恰如异日孔尚任《桃花扇》中《哀江南》一套所唱:“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残山梦最真,旧景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诗中“落花时节”的“好风景”,却暗寓着“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沧桑感和悲怆感;四十年一相逢,今虽“又逢”,几时还“又”。
诗当是重逢闻歌抒感,却无一字首及演唱本身,无一字道及四十年间动乱巨变,无一字直抒忧愤。然“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唐诗三百首》),这才叫“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伍／
杜甫诗中绝句不多，他的七绝在唐代诗人中也远不为李白、王昌龄等人那样受重视。但这首七绝却不仅是杜甫七绝诗的首选，而且绝不逊于李、王诗人的名篇，在唐人七绝中实为有数之作。
诗作于大历五年(770)，也即是杜甫生命的最后一年。杜甫于大历三年由寄寓了多年的四川东下，此时扁舟漂荡在湘江上，暮春在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与流落在江南的李龟年相遇。李龟年是唐玄宗鼎盛时期的著名音乐家，杜甫少年时曾在东都洛阳多次听过他的歌唱。此时诗人和音乐家都已进入风烛暮年，同样在离乱中流落于长江之南的异地，涌上诗人心头的不能不首先是沉痛的今昔盛衰之感。记忆之中的他们彼此的盛年景象和往昔繁华的京国，和眼前的落拓境遇构成了强烈的反差，短诗中因此蕴含了千言万语说不尽的感慨。
“岐王宅里”和“崔九堂前”是往昔繁华的缩影式的写照。岐王李范是唐睿宗的第四子，是一位风雅好客的皇子，他在阳汨尚善坊的府邸是当时文人雅士的会集之所，杜甫十四岁时，就曾多次在岐王宅里听过一代歌手李龟年的演唱。崔九即崔涤，是玄宗时中书令(宰相)崔湜之弟。崔涤也为玄宗所亲重，官至秘书监，并被玄宗赐名为澄，经常与诸王出入皇宫，交游宴饮，崔涤在洛阳遵化里的宅第也是文人宴集、赏乐赋诗之所，少年杜甫也曾是李龟年在那里演唱时座上客。这两位显贵的主人烘染出了往昔繁华的背景，也把诗人自己和音乐家当年的身份映带出来了。不言繁华而繁华自见，可说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如今，这两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老人又相遇了，上距他们初逢时的“开元盛世”，三十多年逝去了。往昔的繁华时世已为烟云，诗人和音乐家也走上了穷途末路，诗人在音乐家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对着这同病相怜的故人，江南暮春，花落如雨，有多少记忆中的往事可说?但又从哪里说起?语言已经完全丧失了表达汹涌在心头的千万情绪的能力，只能用“落花时节又逢君”一句，使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前人说，元稹《连昌宫词》“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话玄宗”这四句短诗，抵得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因为元稹是用“尽在不言中”的方法囊括了无限的宫廷往事，容许人驰骋想象，把白头宫女所谈的天宝往事悉数包入。杜甫的这首短诗也是如此，它至少也能抵得上他自己同一题材的长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的内涵。絮絮叨叨的长篇诉说有时往往赶不上一声深长的叹息。那长篇诉说不是诗，而那声叹息是诗。杜甫的这首短诗就是他对逝去了的时代和自己生命的有丰富内涵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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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写于大历五年(770)，即诗人逝世的一年。元人范德机谓它有“藏咏”。仇兆鳌注说：“此诗抚今思昔，世境之离乱，人情之聚散，皆寓于其中。”由此可知，诗意写国家兴亡之大事，然而却将其隐于字里行间，见得诗的机趣。杜甫是唐代诗坛圣手，表达这么一个重大的主题，并未直而言之，由隐事中见出其事，也就是说无一处谈及具体实况，而针对性的意思见于象外，可谓机心独运，戛戛独造。
一、二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写杜甫在岐王宅邸经常与李龟年见面，在崔九的庭堂前也曾几次听过他的歌唱。李龟年，是唐开元年间名播远近的歌唱家。他于当时出入王公贵族之家，献其歌艺，得到皇亲国戚的器重。杜甫十四、五岁时身居洛阳，由于当地前辈的援引，所以也就有机会在高门大厅时时看到李龟年活动的形影，听到他悠扬的歌声。这里，诗人通过对李龟年当年生活境遇的追忆，借以托出唐王朝表面上的承平气象。岐王，即李范，是唐睿宗的儿子，唐玄宗的弟弟。崔九，即崔涤，官任殿中监，是唐玄宗的宠臣。这些统治者们沉湎于花天酒地，骄奢淫逸，致使唐室的腐朽日甚一日，终于酿发了安史之乱，把人民推进了烽火遍燃的血海。诗人虽然隐其该事，人们却能从岐王和崔九的豪门中那弦歌不绝上，明悟到唐王朝自盛转衰的根本原因，并由此想象出山河破碎， 民生涂炭的情景。
三、四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写正是江南风景特好的时候，杜甫又与李龟年相逢了。几十年之后，他俩偶遇于湖南长沙，一见之下，不禁感慨系之。诗人有意提到“江南好风景”，不是为了盛赞山明水秀的湖南风光，也不是为了表达老友相会的分外高兴，而是为了反衬“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东晋周顗语)的历史变化。一个“正”字，暗含着诗人面对着大自然的佳景所勾起的无限感伤。诗中特标“落花时节”，包孕着诗人的忧国之心，意蕴丰富，有着隐的巨大容量。隐成了明的内核，它以落红满地，消逝了骀荡的春光的自然景象，喻示着唐王朝凋敝丧乱， 已经失去了鼎盛时期的社会繁荣这客观事实。据唐·郑处海《明皇杂录》卷下记载：“乐工李龟年特承恩遇，大起第宅， 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客闻之，莫不掩泣。”诗人明显地还以暮春的“落花时节”，类比人生到了暮年的凄凉，李龟年的悲歌声声就是如此。诗人与李龟年青春的脚步远去，而今两鬓添霜，加之漂泊他乡，怎能不黯然神伤!“落花时节又逢君”，实际上就是说：诗人在国势衰败，乾坤疮痍的时代背景下遇到了李龟年，在各自东西，萍踪不定的特殊情况下遇到了李龟年，在感喟岁月流逝，人到老年的精神状态下遇到了李龟年。“落花时节”吟咏着落花般的社会变迁和他们的身世，而他们的身世是随着社会变迁形成的，尤其是李龟年个人的悲欢折射出了时局的动荡。一个“又”字，突出了今昔不同的对比。能够从“落花时节”的隐，知其所要明的世乱时艰、衰老飘零这层藏意，契机就在形象与想象之间。“落花时节”这外在形象远远超出了自身容纳的意义，表面是在说时至暮春季节，带有直接性，而实质是在叹恨伤春，带有间接性。诗主要的不在给予读者视诸直接的形象，而在这直接的形象表现了什么，寓间接于直接，既寓隐于明，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使欣赏者通过想象去欣赏，领悟到比直接的形象要远为广阔的内容。《白雨斋词话》说：“意在笔先，神余言外……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虽“不许一语道破”，但直接的形象，必须要提供可让读者驰骋想象的指向条件，否则所隐的内在意思就叫人悬测难明。“落花时节”的间接性是艺术上的隐，直接性是构成它外在形象的明，人们理解诗时的化隐为明，就是从直接性中寻找到背后间接性的思想，使之在想象中得到统一，从而体会到“深文隐蔚，余味曲包”的佳妙。
全诗融巧构、巧比、巧思于一炉，言短而意丰，机趣中显出了诗人非凡的才情，不可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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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杜甫七言绝句的名篇，蘅塘退士评曰“少陵七绝，此为压卷。”(《唐诗三百首》)作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暮春，杜甫流落荆湘临终的前一年，是杜甫七绝的绝笔之作。诗题“江南”是指湖南岳阳、长沙一带。唐时岳阳、长沙一带属江南道，故名。李龟年是盛唐时代著名的音乐家，深受唐玄宗器重。郑处诲《明皇杂录》载： “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属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而(李)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逢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置酒。”“逢”表明与李龟年是不期而遇，一个是绝代歌手，一个是旷世诗圣，竟然重逢在同是天涯飘泊之际，这对于留有开元、天宝盛世美好记忆的诗人来说，该有多么深沉的沧桑之慨啊!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诗人将记忆一下推拓到开元年间，那时真是“开元全盛日”，诗人还是一个翩翩少年，但他已崭露头角，少年倜傥，“略脱小时辈，结交皆老苍”正是他的写照。他生活在盛世的浪漫生活氛围中，出入于王公达人宅里堂前。“岐王”，指唐睿宗的儿子李範，是唐玄宗的弟弟，岐王是封爵，他酷爱艺术。“崔九”指殿中监崔涤，是唐玄宗的宠臣，九是兄弟之间的排行。只用二句诗概括，唤回了对李龟年往日声名的记忆，暗中隐忆开元盛世。“寻常”对“几度”，“见”对“闻”，在对偶中表现出诗人对李龟年的倾心相知和频繁交往，暗含着当年春风良宵，快意听歌的美好情景，那时李龟年深受帝王赏识，盛极一时。
三、四句则从美好的记忆中转回现实。“正是江南好风景”，这里隐含着多少弦外之音，“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世说新语》语)，安史之乱使天下生灵涂炭，山河破碎，国运日衰。诗人却缄口不言人事国事，只言眼前风景。此处其实是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落花时节又逢君”，以“落花时节”照应“好风景”，用意深长，给人印象既是即景书事，又是别有寄慨。“正是”和“又”两个虚词，在字里行间更强化了感慨的深度! 诗人以典型化的艺术概括力，将唐帝国的盛衰之变凝缩在一个绝代歌手的荣辱沉浮之中，意在言外。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说： “此诗抚今思昔，世境之离乱，人情之聚散，皆寓于其中。”这正是杜诗沉郁风格的典型之作，值得玩味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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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时期的杜甫（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过着的裘马轻狂的生活，游山玩水。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巨大的政治抱负，喊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
困居长安时期的杜甫（天宝五载745至天宝十四载755），看到了人民的疾苦和统治者的奢靡生活，对于他的诗歌创作来说，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接触到了人们的辛苦生活，同时看到了统治者的荒淫无道，这样的环境造就杜甫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大诗人。
陷贼和为官时期的杜甫（安史之乱（天宝十四载）到乾元二年（759））在流亡或羁旅途中，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感慨万千，写下了着名的“三吏”、“三别”等千古诗篇。
西南漂泊时期的杜甫（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虽然到了晚年，还是带着那颗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自己已经到受冻的情况下还具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胸怀天下。
总之，杜甫，其一生正如大唐由盛而衰的命运一样崎岖多舛。然而生在苦难中的他依然不减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伟大胸怀，令后世更为敬仰。年少的他便怀有经世济民的大志，希望能行儒家兼善天下的理想，诗中不时显出自己雄心壮志，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句，便可见其以诗人之志来要求自己。可惜，动乱的时代却不允许他一展“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在漂泊一生的生活里，他看透官吏腐败，也深尝了民间百姓疾苦，写下着名的《丽人行》来讽刺权贵的奢靡，以及描述连年征战悲苦景象的《兵车行》。从个人的悲惨际遇推及百姓的痛苦，同时殷切忧虑国家前途。杜甫走过了艰辛的日子，以“天地一沙鸥”来形容了自己飘摇的一生。
玖／
为了使我们能够比较容易、比较清楚地看出杜甫创作的发展过程，以及他的创作和他的生活的密切联系，我们把杜甫的诗，大体上分成了四个时期。
这第一期，是读书游历时期，包括他三十四岁以前的作品。据《壮游》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又据《进雕赋表》：“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馀篇。”可见，杜甫打七岁时起便已经有诗，到他四十三岁写《进雕赋表》时，连同文章(即所谓“笔”)已有了一千多篇。那么照理推算，其中属于三十四岁以前作的诗，少说也该有个三四百首。可是，据现存的诗来看，我们能确定为这一时期作品的，总共不过二十几首。这自然是一种遗憾，因为使我们不能看到这位诗人的创作全貌。尽管这期作品遗留的是这样少，但我们认为仍然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时期来处理。因为在这一时期，杜甫写过好几百首诗，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容抹杀；同时，即从这些诗来看，由于时代和生活的不同，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也都自成一个段落，如果和第二期混淆起来，合并起来，便不易看清杜甫创作的转变和发展的迹象。杜甫三十四岁以前，正是所谓“开天盛世”，他自己也过着一种“裘马颇清狂”的游历生活，“快意”了“八九年”。
因此，这一期的诗，主要是写个人生活或摹写景物，充满一种年少气盛的活力。但在个别诗篇里，我们也可看出诗人杜甫对人民的灾难已流露了他的同情，对上层社会的“机巧”，也初步有了憎厌，这正是他此后诗歌成长的根苗。在诗的体裁方面，这时写得最多也最成熟的是五言律诗，其次是五言古体诗，所谓“长句”的七言古和七言律，这时似很少写(现存的只七律一首)。五言排律和五七言绝句也很少(现存的只五言排律和七绝各一首)。诗的规模也不大，篇幅很短，《临邑舍弟》一首一百二十字，算是最长的了。总之，第一期，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杜甫的创作准备时期。
困守长安时期（746-755）
第二期，包括杜甫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的十年间的作品。这十年，杜甫差不多一直是住在长安，这些作品也差不多全是在长安作的。杜甫来到长安，在他的生活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因为这对于他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他的来到长安，一方面固然结束了他的游历生活，但另一方面却又正是一个新的富有社会内容和政治内容的游历生活的开始。
尽管这种游历生活是痛苦的，是违反他的主观愿望的，然而对于诗人的成长却是必要的。长安，大家知道，这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但也是罪恶的渊薮。它是天堂，又是地狱，有吸血的，也有输血的，阶级的对立，在这里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杜甫在当时社会上有他一定的身份，有机会看到那天堂的一面，同时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失意和物质生活的奇苦，又有可能看到这地狱的一面，接触到人民生活，这样，就使他对统治阶级有了进一步的憎恨，对人民有了进一步的同情，从而创作出像《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和《赴奉先咏怀》等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诗。单凭这些诗，杜甫就已够不朽的了。据现存的诗来看，杜甫这十年中，写了一百一十首左右的诗。这自然也有亡佚，但数量可能不大。饥寒交迫的生活，使他不可能写出太多的诗。生活的丰富，扩大了杜甫诗的领域，也开展了他的诗的篇幅，这时出现了五百字的长篇，二百字以上的更是常见。在诗的体裁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七言古，他这时竟写了二十八首之多，也是第一期所没有的现象。本来，悲愤激动的心情，是需要这种“长句”来发泄的。
陷安史叛军中、为官时期(756—759)
这一期，包括杜甫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的四年间的作品。我们称这一期为陷安史叛军中、为官时期，只是一个大体上的说法。因为在公元七五六年的七月以前，也就是杜甫在由州投奔灵武的途中被胡兵捉住送到长安以前，杜甫还有一段居住长安和携家逃难的生活，而在公元七五九年的七月，则已弃官客秦州，又有着一段携家逃荒的生活。综计在这四年中，陷安史叛军中为时约九个月，为官约两年零两个月。
这一期，虽只四年，但在杜甫的创作史上却是一个最重要的四年。从作品数量来看，这一期比之长安十年，要多到一倍以上，他一共写了二百四十九首诗。从作品的质量来看，内容也非常充实，并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在他全部创作中形成一个顶峰。
由于“负恩殊禽兽”的安禄山的倒行逆施，激化了当时的民族矛盾，而杜甫，因为陷身叛军中的关系，又曾亲自尝到国破家亡的痛苦，亲眼看到胡兵的屠杀，所以，作为这一时期作品最突出最显著的特征的，便是杜甫的爱国精神。他的一喜一忧，是那样敏感的和当时一战的一胜一败、一地的一得一失相适应着。杜甫虽然作了两年多的官，但由于唐肃宗的疏远和贬斥，反而使他能够一再的得到深入现实、深入民间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杜甫在做官时期还能创作出辉煌的现实主义的诗的根本原因。
在诗的体裁的运用上，除五律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五言古体诗这一时期写得最多，竟有九十首。诗集中最长的一篇五古——《北征》——便是写于这时。七言古体也不少，有二十二首。同样，集中最长的一首七古——《洗兵马》——也是这时写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是由于杜甫对古体诗忽然特别感觉兴趣，而是为诗的社会内容、诗的叙事性，这一客观存在所决定的。我们知道，古体诗是颇为自由的，它的伸缩性比近体诗大得多，便于表现比较复杂的事物和感情。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时期他的古体诗特别显得多的原因了。
漂泊西南时期（760-770）
这第四期，是最后一期，包括杜甫四十九岁到五十九岁的十一年间的作品。杜甫这十一年间的漂泊生活和创作生活，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夔州以前是第一阶段，计六年多(七六○年正月——七六六年四月)，其中住在成都草堂前后约五年；在这一阶段里，杜甫写了四百八十五首诗。移居夔州是第二阶段，约二年(七六六年四月——七六八年正月)，时间虽不长，作品却最多，他一共写了四百三十七首诗。夔州以后漂泊湖北和湖南是第三阶段，为时不到三年(七六八年春——七七○年冬)；这时诗人杜甫已是一个残废的老头了，但他还是写了一百五十首诗。
杜甫草堂 把杜甫在这一时期的三个阶段里所写的作品的数字加起来和前此的三个时期作一比较，这并非毫无意义的事。
统计数字告诉我们：杜甫在这十一年中总共写了一千零七十二首诗。占现存作品总数量的百分之七十三强，约等于第二期(长安十年)的十倍，和第三期的四倍半以上。由此可见，在创作的道路上，杜甫是“老当益壮”、“死而后已”的。这种始终如一的艰苦卓绝的创作精神，首先就值得我们肯定。由于时代、生活和年龄等关系，杜甫这期作品的基本特征，是诗的抒情的性质。也就是抒情诗特别多，纯粹的叙事诗很少。这些抒情诗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有描写景物的抒情诗，有写劳动生活的抒情诗，有回忆往事的抒情诗，有咏怀古迹的抒情诗。有的大声疾呼、直写胸臆；有的回肠荡气、曲达友情。所有这些抒情诗，不仅洋溢着真情，而且也浸透着现实。但是，最值得我们注意和珍视的还是他的政治抒情诗——这主要是政治讽刺诗。
我们知道，杜甫是一个“穷年忧黎元”的诗人，然而在他漂泊西南的十一年中，人民生活一直没有改善，国家命运一直没有多少好转，所以这类政治讽刺诗也就一直贯串着他这一时期的三个阶段。这些讽刺，有的是尖锐而精辟的议论，如：“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莫令鞭血地，再湿汉臣衣!”有的是借用景物，出以比兴，如《枯椶》、《病橘》等诗；有的则驱使典故来揭露丑事，如《诸将》：“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写皇家坟墓的被发掘。其他直接反映现实的诗，也往往在叙事中夹杂议论或感愤，带有浓厚的抒情气息。
这种现象是前此所少有的。由于诗的内容主要是抒情，所以在诗的形式(体裁)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大量地更多地使用近体诗——律诗和绝句。他的三十一首五绝，全部是这时写的；他的一百零七首七绝，有一百零五首是这时写的。同时他还写了四百八十一首五律和一百二十五首七律，五言排律这时也写得最多，最长的一首(《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也是这时写的。律诗由于种种限制，不适宜于叙事而比较适宜于抒情，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期律诗特多的原因之一。不过，律诗也有它的长处，因为它本身具有一种音乐性和精练性，它要求更高的概括。所以有时用来作为讽刺武器，显得特别铿锵有力，能够起着一种匕首投枪的作用，一针见血，以少胜多。上面举出的一些诗句便都可为例。
有的同志过分贬低杜甫律诗的价值，忽视他的律诗的战斗性，那是不全面、不公允的。但在接受上，往往需要读者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文化水平，那也是事实。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总之，杜甫那些史诗般的叙事诗固然具有崇高的价值，他的抒情诗也同样值得我们重视，通过这些优美的抒情诗，读者更可以直接接触到这位诗人的伟大心灵和高尚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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