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猷华： 赵三爷的人生 ｜散文

倪熊：查济村里的存仁堂

文/陈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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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清明

那年的清明节很暖和，阳光明媚。赵三爷和亲属去镇外祭扫了祖墓。77岁高龄的赵三爷步行了四五里路，感觉很好，没有什么不适。天气有些燥热，赵三爷便提了桶热水进卫生间洗澡。过了很长时间，赵三爷没出来，在厨房里忙碌的赵婆婆感到奇怪。她推开卫生间的门，发现赵三爷倒在地上。赵婆婆拉了几下拉不动，忙把住在附近的两个儿子喊来，把昏迷不醒的赵三爷抬进了镇医院。医生诊断为脑溢血，说能挺过一个星期，就没危险了。

赵三爷神智清醒时，总是含糊不清地嘟囔着要回家去，竭力挣扎着要爬起来。但赵三爷终于没能爬起来，他在病床上躺了10天后，就永远地去了。

赵三爷一辈子很少吃药，这次住院，是第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就是在生命垂危之际，他还担忧花多了医药费，给单位造成负担。

赵三爷骨灰下葬的那天，来送葬的人特别多，站满了一条街。除了家人、亲戚、赵三爷单位的同事，还有街坊邻居，还有认识赵三爷的小镇居民，甚至镇外的村民也闻讯赶来了。很多人非亲非故也都前来为赵三爷送行，走在镇外的小道上时，长长的送葬队伍逶迤一两里路。赵三爷葬礼的热闹、隆重程度，据说在小镇上是空前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赵三爷不是官员也不是富商，手中既无权又无财，多年前在职时仅是一家商店的工人兼“经理”。区区一介平民，却在当地颇有口碑。

艰难“下楼”

大灾荒过去后，地方商业部门搞过一次颇带扩大化倾向的清查运动。商业部门职工被分期分批集中起来办学习班。

学习班是全封闭式，与外界隔绝联系。那个运动发明了一个专用名词，叫做“下楼”。“问题”交代清了，工作组满意了，就是“下楼”了，这才能回家。那个工作组执行政策过左，主观认定商业人员“久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每个店铺经理都肯定有不同程度的贪污行为，于是规定每个人最低限度是得承认贪污或挪用公款200元(赵三爷当时的工资30元左右)。

大家天天闭门学习检查，深挖剥削阶级思想意识，压力山大，个别神经脆弱的就崩溃了。有位来自乡村集体小店的经理不愿承认贪污，又想不开，便在半夜时分跑到河边自杀了。现场很惨烈，他躺在河水边的石头上，左胸还插着把剪刀。据推测，这位经理是站在岸边高崖上，左手持剪刀先刺左胸，然后倒下悬崖的。他是志在必死，没杀死也要摔死。他死后，妻子在农村带着两个小孩艰难度日。

赵三爷虽没有那位农村经理刚烈，但也是一根筋，不知灵活变通，自己没有贪污，也就不输这口气，绝不承认起码的200元。工作组的同志看到有人居然敢对抗，感到十分恼火，于是到处搜集赵三爷的罪状，但总是找不到，每笔账目都清清楚楚。

工作组的同志就开动脑筋，终于想出了一个很有效的招数，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于是有人揭发说，副食门市部柜台里曾经摆放过不少糖果样品，后来这些东西不见了，肯定是被贪污了。赵三爷那时是供销社职工，一个人守副食门市，大灾荒时，这是一个很惹人眼红的岗位，整个小镇，就只有这一家副食店。柜台里一段时间确实摆放过样品，后来也确实没有了。工作组的人很高兴，认为这下找到突破口了，于是他们要赵三爷老实交代。

赵三爷这时做了一件傻事，以致断送了在供销社的工作。他当时倘违心承认贪污，不过是赔200元钱而已。其实这200元也不一定真赔，运动过后，根本就没人来追究这些事了。说到底，学习班也只是一个形式，用现在的民谣来说，是“认认真真走过场”。赵三爷太直了，脑筋转不过弯，或者情急之下没有考虑后果，他竟回家找来一叠白条交给工作组。这些白条都是领导们批的,谁谁“特供”几斤糖几斤糕点，条子上清清楚楚。这些享受过“特供”的人，也大都是小镇的头面人物。

工作组的同志把一条条一笔笔加起来，竟与副食品样品总数分毫不差(当时能机动供应的副食品只有样品)。尤令他们惊愕的是，这些条子里有一张竟是赵三爷本人的特批。起因是赵婆婆那年生了小女儿，赵三爷也是从“合法”途径找主管领导申请，这才享受了两斤红糖的“特供”。

事实证明，赵三爷经手副食品店，是异乎寻常的清白，久在河边站，竟能不湿脚。工作组的同志确实也不是坏人，他们在事实面前，终于叹服赵三爷的严谨清白，破例无条件让赵三爷“下了楼”。

但是，那些白条暴露了个别领导的隐私。运动结束后，赵三爷受到了排挤，被借故调出了供销社，尽管在组建供销社时赵三爷也曾出资入股。年近5旬的赵三爷只好再次操起了“屠刀”，联合另两名屠宰工，成立了一个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屠宰商店，来往奔走于小镇周围的几个乡场和营业点，直至退休。

机遇面前

赵三爷是有机会走另一条较为宽广的道路的。1940年代下半期，教师陈湘元、铁匠姜仲梁等小镇地下党负责人跟赵三爷是好朋友。因赵三爷家房屋比较宽敞，地下党员们常去他家以打麻将为名商议事情。著名共产党人王朴也曾去过赵三爷家。

赵三爷为地下党做了一些事情，但因家庭负担太重，当时家里既有他的母亲，还有妹妹和弟弟，自己的大儿二儿也才几岁，两个不务正业还抽鸦片烟的堂弟也由他照管。这么多人全靠赵三爷一个人做小生意养活，他不能不瞻前顾后，最终没有直接加入党组织。他小弟那时才十七八岁，就是在赵三爷的支持下参加了地下党。

1950年家乡土改，因赵三爷支持过地下党，再加上有一定文化，就被吸收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土改结束，赵三爷调到区政府当文书，那时他三十余岁，正年富力强。然而当时政府公职人员实行的是供给制，没有工资，赵三爷根本无法养活一大家子人，无奈之下，只得辞职，又回家去做小生意了。

在1950年代，赵三爷还连续担任了两届县乡人民代表，义务为街道居民服务。那时街道上的人都叫赵三爷“赵代表”，遇有家庭纠纷也来找赵三爷调解。

最后人生

由于生活的艰辛，赵三爷几乎没有什么嗜好。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坐茶馆，不打牌也不钓鱼。1970年代初，赵三爷的三儿赵华到一位姓肖的初中同学家去玩，谈起家事，肖同学年迈的父亲说，他解放前在思源小学当老师时，曾经教过赵华的父亲。他说赵三爷学习很用功，成绩也好，可惜小学毕业后就辍学了。大约是赵三爷年少时曾经勤奋学习过，他一生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赵三爷年轻时读过不少闲书，什么《说岳传》《水浒》《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和《西游记》等等他都能娓娓道来。赵华十余岁时，还曾在家中旧箱子里发现一本民国年间出版的现代舞创始人伊莎多拉·邓肯传记，可见赵三爷看的书也杂。

赵三爷退休后，常常一个人坐在厨房外边的小坝里看书，他什么书都看，连旧书、旧报纸都一看就是半天。有时没有看的了，把小孩课本捧起来也读得津津有味。

据赵婆婆说，赵三爷病倒的那天上午，还把赵华编辑的一期厂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程式化的单位动态，竟也被赵三爷当做了消遣读物。

赵三爷逝世的那年春节，大儿子赵国给赵三爷带回一台微型收放机，并配备了几盒戏曲、相声磁带。赵三爷倒是听得满有味道。这年春节赵华也回了老家，见赵三爷沉醉在戏曲磁带里，很有些感慨，决定下一次回家时，也给父亲买一些新的戏曲盒带回来，但是却没有了下一次。两个月后，他接到电报匆匆赶回时，赵三爷已躺在病床上，神志不清了。

赵三爷逝世并安葬完后，大儿赵国清点父亲的遗物，找出赵三爷放“贵重”东西的小木箱，打开后，里面除了一个记载亲属出生日辰的小本本外，还有一包沉甸甸的东西。赵国把外面的包装纸张撕开，抖出来的却是一分、二分、五分的镍币。这一把分币，就是劳累了一辈子的赵三爷的“珍藏”，就是清贫一生的赵三爷留给儿孙的遗物。

16岁就去西藏当兵，在中印之战中负过伤的坚强的赵国背过身去，禁不住哭了。赵华也觉得鼻头发酸，竭力控制着不让泪水涌出来，但还是没有忍得住。

赵三爷终于走完了艰辛的人生之路，劳累了一辈子的赵三爷安息了。

【作者简介】陈猷华，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南岸区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