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1953年生于上海，现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致力于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历史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赵鼎新于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8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获昆虫生态学硕士学位。后赴加拿大留学，1990年获麦吉尔大学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此后他改学社会学，1995年获麦吉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96年起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图源：ie.cass.cn]至于社会科学，情况就更复杂了。为什么？动物行为基本出自本能，生物学家因此不用考虑生物个体的意识。而人的行为，在宏观上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在微观上又能在结构条件下做出本能性的或策略性的反应。特别是当个体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在社会科学中兴起以后（Homan 1964），人的行为基础就成了一个问题。换句话说，社会科学方法内存在着两个本体论性质的问题：第一，什么是人；第二，什么是结构。对于人和结构这两个维度，我们均可以建立经验性的或形式性的假设，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两者交叉组合，于是社会科学就有了四种解释方法（见表1-1）。在社会科学中，纯粹的形式方法首先对社会结构和人的本质做出抽象性假设，并在此假设的基础上通过演绎方法对所研究的对象建立形式模型（往往是数学模型）。奥尔森（Olson 1965）的搭便车理论、阿克塞罗德（Axelrod 1984）的竞争合作理论（见第八章），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勒庞（LeBon 1979）的大众暴民理论均可视为形式模型（见第三章）。在第八章的讨论中，我们将会知道，奥尔森搭便车理论中的人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一个假设为百分之百理性的人。其理论中的社会结构也不是经验意义上的社会结构，而是一个假定的以人群密度为中心的结构。勒庞的大众暴民理论与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关于社会结构的假设相同，关于人性的假设则有不同。在奥尔森的模型中，人是百分之百理性的；而在勒庞的理论中，人则成了主要受情感支配的动物。因此，在奥尔森的模型中，当一个由理性人构成的群体的数量增大时，人人都想坐享其成的可能性也在增大，挺身而出为公共物品而奋斗，从而产生集体行动的可能就会随之下降。但对勒庞来说，当一个群体的数量增大时，发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只会增大而不会减小，因为群体的数量增大时，人与人之间会互相感染而变得激动，进而会因冲动而发生集体行动。
图为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森于1965年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在此书中他首次提出“搭便车理论”。[图源：warwick.ac.uk]
与生物学中的形式模型一样，在社会科学中，形式模型的主要价值不在于精确预测事物的具体发展，而在于抓住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发展规律及其背后的机制。当然，它也不是对任何具体社会现象都没有预测能力。确实，如果让一大群人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去做公益事业，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结果是很有可能的。之所以在一般社会里搭便车现象并未如奥尔森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明显，仅仅是因为组织、监督、强制、灌输、价值观等其他社会力量抵消了搭便车现象。然而，多数形式模型正因为建立在比较简单的假设之上，并且一般不能预测一个复杂社会事物的发展，因而备受批判。在奥尔森发表搭便车理论之后，许多学者都试图指出奥尔森理论在经验上是错误的，或指责其理论忽视了其他社会条件。第八章将会指出，除极少数情况外，大量诸如此类的批判在方法论上毫无意义，因为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并不是一个经验模型而是一个形式模型；而如上所述，形式模型的目的不在于精确预测事物的具体发展，而在于抓住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发展规律及其背后的机制，因此，对形式模型进行简单的经验性批判没有什么意义。实际上，评判形式模型之质量的重要依据，在于该模型的假设是否抓住了人类活动结构的关键本质；模型的假设越关键，该模型就越重要。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变量——人群的规模（作为社会动物，人总是以不同的密度存在的），以及一个重要因变量——获取公共物品（国防、公路、交通等）的可能性。提供或获取公共物品是许多社会得以存在的关键，而人群规模的上升则为公共物品的获取增大了难度。奥尔森的模型因此显得格外重要。社会科学解释的第二种方法是仅对社会结构做出形式性假释。这是一种半形式化的建模方法。采用这一方法的学者一般不会对其理论中的人的行为模式做出详细说明。在其理论中，人有理性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情感和文化支配，总之，这是一个经验意义上的真实的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这一解释传统的经典案例。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未对人的行为模式做出详细界定（人既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情感的），但它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则是形式的。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阶级关系被看做历史发展的唯一主线，其他结构性因素，如国家、文化等，对它来说都是附属的。佩雷·安德森是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有两本名作，一是《从古典社会到中世纪》，二是《绝对国家的起源》，把从罗马到近代的整个欧洲历史用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mode of production Marxism）进行了系统的解释（Anderson 1974x，1974b）。比如，他解释波兰为什么会从一个中欧大国逐渐衰退，乃至在近代几被灭国时认为，其中的关键是波兰社会的生产方式。在波兰，由于本地贵族不用纳税，因此当中世纪之后欧洲商业力量兴起之后，许多波兰贵族就请犹太人帮他们经营产业。这种生产方式不仅使中欧地区的犹太人人口大大增长，为以后该地区的种族冲突埋下了伏笔，而且导致贵族势力大大增强而国家税收能力减弱。这使波兰在整个欧洲的竞争性发展中越来越处于下风。对于欧洲历史上的其他重大事件，安德森都能用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一进行解释，总之是生产方式决定一切。无论是否同意其观点，但读安德森的书之后我们都会感到一种美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像他这样的写法，我们才知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解释方式到底有多大的潜力和多大的局限。现在流行的国家中心理论（state-centered theory）也可以被看做这样一种半形式化的理论。该理论把国家看做社会结构的中心，而对人的本质却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在国家中心理论中，社会行动者是由兼具理性和情感的真实的人组成的。
波兰犹太人在二战中遭受沉重苦难。[图源：j.17qq.com]社会科学解释的第三种方法对人的行为做出形式性的假设，但其对结构的理解则是经验性的。这也是一种半形式化的建模法。目前盛行的各类资本理论、政治机会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均可被视为这方面的例子。例如，在资本理论中，社会行动者可以把自己的结构性优势当作资本来运用。不难看出，在这些理论中，人的行为模式是完全理性的。但是，目前盛行的各类资本理论，如社会资本理论、文化资本理论、符号资本理论，等等，对社会结构并未加以明确界定，似乎什么样的社会结构都可以被完全理性化的社会行动者当作资本来运用。由是观之，资本理论对社会结构的假设是经验性的。社会科学解释的最后一种方法对人和结构的假设都是经验性的。采用这类方法的最典型的代表是韦伯。韦伯有时候讲理性化，有时候也讲权威特别是克里斯玛（charisma）权威的重要性。显然，这里的人，既是理性的，又受到感情支配，是经验意义上的真实的人。韦伯理论中的社会结构也是经验性的。文化、经济、政治，只要对社会行动有影响的结构因素在其理论中均有涉及。韦伯的理论和方法比起其他理论和方法来说简约性相对较差，但对现实和历史的解释却显得更加贴切，因而更具有发展的潜力。上述四种主要的社会科学解释方法传统都有自己的特点。在本书所介绍的学术成果中，这四种方法都有所涉及。但我们做社会学研究时，应当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四种方法的存在及其优缺点，以及我们的研究工作到底应该采取何种方法。在社会学中，许多学者因为对自身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及其弱点不甚明了，从而要么把研究结果进行过分推广，要么对运用形式模型方法推导出的结论进行经验意义上的批判。事实上，这四种传统不但在逻辑上各有其优劣，而且在使用上也要因人而异。你如果有数学头脑、逻辑能力很强，形式模型方法可能就对你正合适；如果你对事物有非常厚实的了解、历史感比较强，韦伯传统可能更对你的胃口；如果你喜欢简约的系统性解释，那么马克思主义、国家中心理论等单结构变量方法应该是你在方法论上的首选；最后，如果理性化是你比较推崇的社会发展趋向，那么资本理论和政治机会理论就会受到你的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