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满朝大臣支持皇长子朱常洛,而不是其他皇子呢?

在家天下统治中,如果皇帝没有嫡长子,只有庶子,选哪一个儿子为继承人,也成为朝廷当时的头等大事,不仅是皇帝家事,更是国家大事。

明神宗朱诩钧时期,皇后王氏无子。神宗曾临幸李太后宫中宫女王氏,王氏怀上龙种,后来王氏进封恭妃,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王恭妃生下皇长子朱常洛。神宗最宠爱的妃子是郑贵妃,十四年(1586年)正月,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询。神宗加封郑贵妃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据说,神宗和郑贵妃约定,立朱常询为太子。“神庙时,光宗生,其母无宠。己而福王生,其母郑氏也。上璧之甚,尝于玄帝神前盟曰:‘有子则为后于天下。’书其盟于约,中分之,上藏其半,郑藏其半,犹流俗之所谓合同者。”这时,朱常洛己五岁,按嫡长子继承制,他应被册封太子,生母王恭妃应该进封皇贵妃。“惟帝王子,居嫡长者,必正诸位”,意思是,太子应该是皇后的第一个儿子,即嫡长子;若皇后无子,应是庶出的第一个儿子。

朱常洛未封太子,而郑贵妃却极受宠爱,群臣担心神宗会“废长立爱”,进而引起皇室内部争夺,危及朝廷安稳,影响整个统治政权的存亡,纷纷上疏要求封朱常洛为太子,或册封王恭妃,如吏部员外郎沈憬,刑部主事孙如法等,都因上疏获罪了。太子的确定过程一方面激发起大臣们纷纷表达意见,以示自己的权利所在,另一方面,皇权借此打击、排斥异己。

神宗又借口朱常洛是宫女的儿子,不愿封他为太子,遭到李太后的反对,因为李太后在生下神宗前,曾是裕王(后来的穆宗)府中的侍女。“帝入侍,太后问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盖内廷呼宫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宫人进,故云。”这表明在皇宫内部,有关立储一事矛盾也很尖锐。

万历二十年(1592年)正月,朱常洛己经到了要受教育的年纪,但太子出阁讲学的礼仪与其他皇子不同,皇长子必然不能采用庶皇子出阁讲学的礼仪。这又是群臣请求神宗立太子的一种新方式。

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首辅王锡爵请立太子。神宗以祖训为借口,提出三王并封。但如果三王并封事成,朱常洛就失去了皇长子的身份优势,并且成年后就要去自己的封地就国,再想被立为太子就难了。朝中一片哗然,反对三王并封,但都遭到神宗处罚,同时也收回了三王并封的命令。

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面对群臣多年要求立太子的上疏,神宗被逼无奈,只好下令“册立皇长子为太子,暨册封福王、瑞王、惠王、桂王,诏告天下”。次年国本,太子的冠礼、婚礼同时举行。从万历十四年到二十九年,长达十多年的“争”告一段落,朱常洛的储君地位基本稳定。

立谁为太子本是皇帝家事,但为什么这些大臣支持皇长子朱常洛,而不是其他皇子呢?

其一,立朱常洛为太子,符合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嫡长子继承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继承制度,明太祖朱元璋一登基便册封嫡长子朱标为太子,他认为“国家建储,礼从长嫡,天下之本在焉”。他们维护朱常洛,就是在维护嫡长子继承制,维护明朝祖制和封建礼制。因此,他们在道义上站稳了,于是更加积极地向神宗上疏请立太子。

其二,大臣们的公开站队,也是受利益驱使的。在明朝祖制和封建礼制的束缚下,朱常洛将来被立为太子以及登上皇位基本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时候向他示好,牢固他的储君地位,待他即位,这些支持他的大臣将会获得巨大的政治资源。如仁宗朝的“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仁宗做太子时与汉王朱高煦展开夺嫡斗争,“三杨”都是太子的支持者,当太子一即位,“三杨”便进入内阁,得到政治话语权。

其三,则是明朝特有的言官制度,言官由都察院和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组成,他们品级不高,但可监察皇帝和群臣,他们被赋予维护规定的权力。明朝监察制度完善,设置都察院、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专门负责监察违背制度的组织群体。都察院“职专纠勃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勃。凡百官狠茸贪冒坏官纪者,勃。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勃”;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勃,或封章勃”。六科“掌侍从、规谏、补阔、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正是有了这些制度规定,这些言官敢于向神宗上疏请立太子,他们或因争谏获罪,却也留下“清流”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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