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不确定的时代，最难的是提出正确的问题

我们面对不确定性，之所以会焦虑、会困惑，恰恰在于我们是被过往的经验限制了自己的想象。

——施展

10月14日，三位大观学者携手变量中国

分享了大观学术团队“元问题”的研究方法

让思想照进现实

以下为现场视频回放+实况文稿

01. 

“天启四骑士”所预示的不确定时代

最近一年来，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觉到世界的变化越来越剧烈了。去年“思想照进现实”，我还仅仅是在谈变化的世界，实际上我们对未来仍然可以有某种确定性的预期。最近这大半年来，可能很多人连确定性的预期都没法感受到了。一系列的事应接不暇地到来，不断冲击我们的感官和内心。

这就有点类似于《圣经》的最后一卷“启示录”里谈到的“天启四骑士”——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当然“死亡”我们似乎现在还不会面临，最起码那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但是前三个问题确实我们现在很直观地感受到了。只要你打开手机，看看最新的消息，你就会发现你已经处在这样一个困境里面，被三骑士中的一个或者两个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困扰着。

图 | 《圣经》中的“天启四骑士”

先说第一个“瘟疫”。疫情的不确定性体现在，具体某个城市的疫情到底什么时候来，来了以后这个城市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都是极度不确定。上海的应对大概是目前国内最好的。但是如果两周前你新疆去玩了，突然之间霍尔果斯莫名其妙地出现两个无症状感染者，接下来整个在伊犁的人都不许出伊犁了。于是十一假期时候，深圳卫健委提醒大家，国庆出门一定得多带点衣服，因为你不知道七天之后你是否会在哪里隔离。这些完全都是不确定的。

一旦把时间再拉长一点，我们会看到，2019年底的时候，我们对未来的那些规划，那些很美好的想象，到了2020年突然之间一下子全都不一样了，而且我们明显地感到回不去了。

2020年1月，对我个人而言一个很直观的冲击就是，我的新书《溢出》的发布。当时写完那本书之后，我心里还是很兴奋，希望那本书能够大卖。本来计划是大年三十发布，结果疫情一来，全都打乱了。就在我发布新书的前一天，武汉封城了，这对我个人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然后1、2月份的时候，感觉整个中国水深火热，全世界都在看着你，看你接下来究竟会怎么办。结果到了3月份，疫情开始传到西方，西方突然之间又水深火热了。到了6月份之后，中国逐渐缓过来了，很多中国人又开始看西方的热闹。到今天，我们看到西方基本躺平了，而中国仍然对疫情有严格的管理，于是一个新的麻烦又出来了。如果西方躺平了，我们还那么严格，此时我们是否要向世界开放？如果不向世界开放，那整体的经济怎么办？如果向世界开放，那每个人早上出门都得多带几件衣服，因为说不定晚上下班的时候，你就在哪隔离。

这种不确定使得我们大概这半年来，没有办法做一个长时间的规划。过去也许我们可以做个5年规划、10年规划，今天也就大概能做5个月的规划。这是第一个骑士——瘟疫。

第二个骑士——战争。几个月前很重大的一个冲击，就是美国撤离阿富汗。撤离阿富汗之后，网上流传了一系列非常有冲击力的照片。好多人拿喀布尔撤军——如此失败的一个撤军——跟40多年前的另外一场撤军做对比，就是在西贡的撤军。人们说现在是“喀布尔时刻”，它堪比当年的西贡时刻。

图 | “喀布尔时刻”

但实际上在我看来，喀布尔时刻比西贡时刻要更加严重，对我们的冲击会更大。大在哪呢？西贡时刻的时候，美国是战争打败了，但是他对于自己的价值观和自己那套秩序方案的信心没有丧失。他认为这套方案和价值观全都是对的，只不过有坏人在捣乱，也就是苏联。接下来我继续想办法，一定迟早能够把我这套东西让它重新覆盖全世界。

但是喀布尔时刻的时候，不再有类似于苏联这样一个可以背锅的坏人。美国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可以由着他的想法来往前推进的，但最后就是做不成，就是玩脱了，而且走的时候走得如此之狼狈。于是他不仅仅会觉得自己这次这个事情做砸了，他也会进一步地对于自己的这套方案的普世性产生怀疑，而这个产生怀疑会带来什么结果？美国有可能会开始收缩，收缩之后，它对于构建全球普遍秩序、担当世界霸主精神动力有可能会坍缩掉相当一部分。它的秩序在西方的覆盖仍然没有问题，但是对普遍性覆盖的信心有可能就坍缩掉了。

可能国内有很多人会觉得，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这很好啊。但是等到帝国主义真的夹着尾巴逃跑了之后，你才知道真正的麻烦就会到来了。之前有帝国主义在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很讨厌，等到它走了的时候，你才意识到，那个地方的秩序仅靠当地是建立不起来的，帝国主义走了之后，当地的秩序到底是乱是治，那就得靠我们自己来应对了。而且刚好乱的地方离帝国主义很远，离我们很近。而且因为喀布尔时刻，有可能帝国主义重新回来的精神动力没有了，于是全球秩序就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动荡。在整个20世纪，早期是欧洲列强，后来是美苏两霸，他们基本上把全球的秩序都给覆盖住了。但是喀布尔时刻有可能意味着，第一次出现了没有霸权国来覆盖那些彻底动荡地方的秩序的情况，而且刚好那个地方就在我们身边。世界秩序的不确定性动荡，可能以另外的一种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的方式出现。

第三个天启骑士——饥荒。当然我们今天不再有粮食意义上的饥荒了，但是电力、能源，这是工业经济的粮食。我们作为肉体的人，在粮食层面的饥荒不存在了。但就整个现代社会而言，脱离开工业经济的粮食是没有办法运转的，但是目前正在陷入严重的饥荒。前一阵我跟几个做实业的朋友聊到这个话题，那个朋友甚至很无奈地跟我说：让我有序用电，这我都认了，你只要给我保证一点，有序停电行不行？我的机器都是很精密的机器，突然之间停电，机器有可能彻底就坏掉了。如果你不有序停电的话，那以后我还敢干什么呢？我啥都不敢干了。而且就算来电了，我的机器也不敢再开了，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突然再次停掉，机器根本扛不住。所以能不能做到有序停电，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这些之前没法想象的事，现在居然全都到来了。像这种工业“饥荒”，只要咱们开足马力生产煤炭，大致还是能够应对得了的。但是在这种不确定当中，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样新的类似的“饥荒”会浮现出来。

02. 

前40年那种“确定性”，未来还会有吗？

我们处在一个巨大的不确定当中，这种不确定让人们感觉很惶恐，而且很着急，我们很渴望能够再回到过去40年那种我们所习惯的那种确定性的时代。但是很不幸，我们看一下历史会发现，实际上不确定性才是人类历史的常态，确定性实际上是个例外。只不过刚好最近这40年，我们很多人都很年轻，我们的职业生涯，正好伴随着这40年。于是我们经历的都是确定的时代，你确定它会增长，你确定你的明天会比今天过得更好，你确定你的下一代会比你拥有更多的机会。

基于这40年的经验，我们感觉一切都是确定的。但是大家回想我们一句古语“夏虫不可语冰”。夏天的小虫子你给它讲什么叫冰，它完全听不懂，因为就它的所有的经验范围而言，地球温度就是25度到35度之间，这是它穷尽一生的经验范围。所以你给它讲冰，它是根本就听不懂的。能够见到冰的那些冬虫基本都变成夏草了，它也来不及把它的知识经验传递给下一代。

而如果把我们放到整个历史长河里来看，我们就是这40年里面的夏虫。我们以为确定性是一个常态，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迅速再回到一个很确定的时代。但是通过刚才我说的那几个案例，疫情、喀布尔时刻、工业饥荒，我们知道再回到确定的时代很难。

刚刚我们经历了40年的持续的确定性的时代，上一次这种持续了40多年的确定性的时代是什么时候？是一战之前的40年。一战之前，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普鲁士统一了德国，在那之后欧洲内部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大的战争，最多相互威胁一下，相互骂一骂街，但是真正的战争再也没有出现过。而且那会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人们感觉财富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人们前所未有地发现地球变得这么小。大家可能看过那本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在此之前，八十天你能从德国走到法国就不错了，而现在居然可以环游地球了。这在以前是完全觉得简直神话一样的事情，居然全都在我们眼前到来了。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期待，觉得明天无限好，一定会比今天好，我的下一代一定比我享有更多的选择，享有更多的自由。

图 | 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

1919年一战结束之后，凯恩斯曾经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和约的经济后果》。在那本书的第一章里面，凯恩斯仔细地描述了一战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他说一战之前，1914年的四、五月份的时候，当时曾经有一份英国的杂志上面写了篇文章，描述人们美好的世界。文章写道，一个英国人可以早上起来给自己煮上一碗来自美国的燕麦，沏上一杯来自非洲的咖啡，坐在自己地处德文郡的庄园的餐厅里面读一份德国的报纸，上面写着关于俄国的消息，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我的餐厅里，我由此一点触达全人类，觉得这个世界前所未有地美好，觉得未来的一切都是那么值得憧憬。

但是仅仅过了两个月之后，一战打起来了，之后的世界再也不一样了。也就是说，上一次的四十年的确定性就是这样，而再往前去追溯，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没有过那么长时间的确定性延续的时代。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时有一个人，他就那天早上在德文郡，在他家的餐厅里面读完那份报纸，忽然之间就得了心肌梗死，那对他来说人类世界是永远那么美好的，他就永远停留在了夏虫的状态。

所以如果我们仅仅以这四十年的经验来判断，你根本是无从理解，也无从让自己获得勇气去面对不确定性的。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首先需要的甚至都不是你的知识，首先需要的是勇气。现在确定性的时代有可能终结了，会终结多久也不知道。当然过了一段时间，应该还会再回到一个有相当程度确定性的时代，但得过多长时间才能回到那，谁也不知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说，个体经验不再可以依靠了，可以依靠的是群体历史。为什么？原因在于个体经验、个体的所有的生命历程，跟整个人类历史相比就是夏虫。你只见过25度到35度的地球，你没有见过冰，你无法想象水居然可以变得无比坚硬，你无法想象你身体内部会因为温度降低开始结晶。所以个体的经验面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时候，根本问题是你没有过这种经验。但人类历史正相反，它有更长的经验，并且长期面对的都是这种状况。所以如果我们意识到过去那40年，我们的所有的个体经验都是夏虫的话，当winter is coming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视野拉得更长，看一下更长的历史是怎样的逻辑。

图 | winter is coming

李筠老师在今年4月份出了一本书叫做《罗马史纲》，我一直在跟人讲，这完全是一本被书名给耽误了的好书。很多人觉得写罗马史的书，我看盐野七生就好了啊。但我可以负责地说，这本书跟盐野七生完全不是一个路数。对李筠来说，罗马史只是他用来说事的一个载体，他在用罗马史来说人类到底是怎么自我组织起来的。

我们今天所说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人类自我组织起来的一系列方案。而咱们今天所能够想到的所有制度方案和制度类型，在罗马的时候全都出现过，也全都失败了。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出现，不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有哪个大牛一拍脑袋，咱们搞一共和制吧，咱们搞一帝制吧。从来不是这个样子的。实际上是现实的问题逼到那了，过去的方案完全不适用了，于是不得不想一个新的方案来解决这个现实问题的时候，等到这个找到的新方案逐渐稳定下来，就成了一个新的制度形态。

但是任何一个制度形态都有它的适用性边界，一旦突破这个适用性边界之后，之前方案本身又作废了，这就意味着罗马会再次掉到沟里，于是之前的方案你得往上面拼命打补丁，打完补丁费尽千辛万苦重新爬出来，爬出来之后的形态就被后人命名为一种新的制度。而那个制度过一定时间，又会遇到它的适用性边界，然后又掉坑里，然后再打补丁，再爬出来。整个罗马史实际上就是人类所能够想象的所有的制度形态，不断地发生，不断地失败，不断地打补丁爬出来，再不断地失败直到灭亡的过程。

李筠是用罗马史作为说事的载体，把这些东西做了一个完整的梳理。所以我说这本不是一个讲罗马史的书，而是以罗马史为说事的载体，讲人类的秩序逻辑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一本书。之前我曾经说你买一本书相当于买了两本，一本“罗马史”,一本“政治学通识”。后来我想这根本不叫政治学通识，因为政治学通识仍然是一门“学”，但它讲的不是一个“学”，而就是人类秩序本身到底是怎么回事。

图 | 李筠《罗马史纲》

罗马城一度在西方人看来是永恒之城，对他们来说，哪怕世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仍然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罗马是永恒的。但相信罗马是永恒之城的那些人，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也只不过是夏虫而已。刚好他们的夏天比较长，但也只不过是夏虫而已，因为罗马终究是会灭亡的。而且在罗马永恒之城存续的那1000多年中，制度不停地在流变，利益组合不停地在流变，问题不停地在流变，所有这一切都在流变，就没有什么确定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你把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进程的画卷在你眼前铺开，才有可能突破自己夏虫的困境。

03. 

不确定的时代，答案不重要，问题才重要

刚才我说的似乎是一个很悲观的状况，一切都不确定了，那我们面对世界该怎么办？实际上之所以我们会生出这种困惑，恰恰在于我们是被这40年的经验限定了想象。

人类历史上最主要的知识，都是用来应对不确定性的，而不是用来应对确定性的。只不过我们刚好是生活在有确定性的这40年当中，以至于我们对于那些应对不确定的知识关注不够。我们为了进一步强化我们的确定性，会不断把我们既有的知识进一步的精确化、数据化、量化，一切都要科学化，一切领域一切学科都要最终量化，科学化，认为这才是一个真正配得上人类的知识。但所有这些不断精确化的努力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哪个数据是自带意义的，数据到底具有什么经济学意义或者政治学意义，是取决于它在怎样一个解释框架之下。脱离开解释框架，抽象地谈数据没有任何意义。

而任何一个解释框架，任何一个理论系统，都有它的适用性边界。如果超出了这个适用性边界，你仍然在以原来的理论框架来整合那些数据，这只会让你离真实的世界越来越远，让你更加无法应对真实世界。在那种情况下，你所获得的确定性，只不过是一种想象出来的确定性而已，只能用来麻醉你自己。

所以，人类历史上最主要的知识，都是用来应对不确定性的，而不是用来应对确定性的。人们越追求确定性，就会越努力尝试去把所有那些东西给量化，因为只有足够量化，你才足够地确定。但是这种确定性的知识只能应用于确定性的世界，一旦确定性的世界过去了，这种知识的可用性和有效性就极为存疑了。

而在这种不确定的世界当中，根本就没有答案。为什么说没有答案？原因在于，在不确定的世界你甚至连问题都是不确定的。就像昨天我跟做企业的朋友聊的时候他说，我们的风险模型里面所有的要素全都估量进去了，唯独没估量到会停电。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不确定的时代，很多人有可能一开始问题就提错了。问题都是不确定的，就会导致你开始给的那答案本身丧失意义了。

不确定的时代根本就没有答案，因为你没有一个明确的问题。没有明确的问题，你根本无从去寻找答案。那么人类的那些知识究竟都是干什么的？它究竟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既然提供不了答案，它能给我们提供的是，究竟在这种时候，我们该如何正确地提问题。越是不确定的时代，你就越得会正确地提问题。在这种时候，反倒答案不是那么重要。当然，你仍然需要一个答案，但是在这种时候你要知道，任何答案都是临时的，因为你的问题本身就是临时的。如何能够正确地提问题，这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当中，一个很必要的生存技能。

04. 

如何正确提问？回到知识发生的地方

而如何正确地提问题呢？这就涉及到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大观学术团队的一个研究方法——元问题。什么叫元问题？这是我们的一个研究方法，用它来尝试去摸索出如何正确的提问题。李筠老师会更细致来拆解究竟什么叫元问题，我来简单地说一下我们最初是怎么摸索到这个方法的。

首先，这跟知识的发生论相关。我们要提问的时候，首先得观察世界。而世界从来不是赤裸地向我们呈现的，世界都是在我们对世界的某种想象结构之下，开始向我们呈现的。大海究竟是天堑还是通途，跟它的物理属性没关系，只跟你怎么想象它有关系。你对世界的想象方式决定了你问题的提出，决定了世界如何向你呈现，你认为它是天堑，那么它在你眼中就是天堑，而且它真的会变成天堑，因为你不会努力去克服它。你认为它是通途，那么你就会想各种办法去克服它，最后它真的会成为通途。而大海到底是什么？它不会赤裸地向你呈现，它借助于你对它的想象方式而向你呈现。也就是说，我们观察世界的时候，你永远离不开你对世界的某种想象框架，这种想象框架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初始的知识。

图 | 大海是天堑还是通途取决于你对它的想象

人类的知识从最初始的知识到后来不断丰富，到今天出现了大量的学科。这些学科怎么来的呢？也不是哪个大牛一拍脑袋，说我要有一个物理学，有一个化学，从来不是这个样子。就像我刚才说到罗马的时候，不是凯撒一拍脑袋说我们要有个帝制，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当时罗马遇到了在共和制之下根本解不了的问题了，于是凯撒提出一个新方案。还有别的人也提过别的方案，别的方案都失败了，就凯撒成功了，于是有了我们之后所看到的罗马从共和向帝制的转型。

同样，人类在历史上开始面对一些重大的、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就得开始想办法了，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人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其中多一半都是不成立的。最后有若干种能够把这条路给走通了，走通了的若干种办法，会有人把它们给整理在一块，于是一个学科就出现了，一套知识理论体系就出现了。

所以我们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人类知识的演化史，是基于人类问题的演化史而出现的。脱离开对于人类的问题演化史的理解和关注，你是无法理解人类的知识树到底是怎么长起来的。就人类问题的演化史而言，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人类知识就是用来应对问题的。在这个知识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在它面前敞开了1万种可能性。只不过当时具体的历史处境，使得它只选择其中100条路就足够了。顺着这100条路往前推延，把它越来越精细化。而越精细化，它对于当时世界的解释就越强有力。但有一个前提，就是整体的环境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一旦整体环境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话，这100条路就作废了。你在这100条路上走得越远，解释得越精致，你离现实就越远。

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你的观念会让你完全无法再看清现实。在这种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我们需要再回到知识发生的地方，需要回到当初那1万条路，看看当初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知识。当你把那1万条路的底层逻辑搞清楚了，再来看我们今天的历史处境，找到适合今天的另外的100条路，你才有可能应对今天的困境。回到知识发生的地方，这样一种思维方法就是我们所说的元问题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