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保皇派''的梁启超，为什么在辛亥革命后大受欢迎?
回到神户的梁启超住在三宫附近麦少彭的宅邸中，摸索新的对策。他于12月上旬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公开自己的政治见解，以此向内外表明其与时俱进的态度。从年底到次年春，他依然在伺机回国。但是，正如“南北议和”之变迁所见，时局的发展过于复杂，所以并没能成行。如前所述，1912年2月，宣统帝退位，清朝灭亡，梁启超于4月发表《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以此应对新局面。这篇文章通过对辛亥革命必然性与合理性的肯定，公开表态拥护共和制，以能实行君主立宪的国民自然也是可以实行共和的国民之逻辑，达到令自己以往之主张适应于当前政治状况的目的。
但那只是政见层面的纸上“参加”，其回国之心日渐强烈。不过既然带来这场大变革的是革命派，就必须顾忌其回国的潜在危险。在听取各地同志的意见后，他最终于一年后的10月回国。
正因为做了如此谨慎的准备，所以北京各界对梁启超的欢迎之情更切，远超12个月前孙文他们。从10月20日到31日之间，梁启超在政党、商会、学界、同乡会等处召开了十多次演讲会。此处先来看其在22日举行的报界欢迎会上的《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因为梁启超虽然在各方面都表现出超人的活跃，但其本人自认首先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更为重要的是，这篇演讲成为他一个多月后创办的自己一派新的机关刊物《庸言》之发刊词，成为自己在政治、思想立场上的宣言书。
该演讲有两个要点。第一，提出标签，称中华民国的创办乃超过“赤血革命”的“黑血革命”之功绩。黑为墨，即文章，也是一种赌上性命的战斗。梁启超在这方面的功绩敌我双方都必须承认。
第二，解释自己的思想适合共和国。国体应该维持，政体应该改革，这是自己的主义。所以在皇帝统治的君主国体之下，自己虽然立志于君主立宪，但在国民主权的共和国体之下，亦信奉民主立宪制。这也是考虑到共和政体“神圣高尚”，所以自己也不应该不拥护。这不仅对自觉的君主立宪派人士，对没有自觉的普通国民而言也是值得铭记于心的逻辑。可以说，梁启超就这样坚实地确定了他在民国中的立脚点。
如此一来，引起国体变更的人和事就必须成为问题。从武昌起义后政局的发展来说，主要功绩属于梁启超的政敌革命派，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中国同盟会变身为公开的政党国民党，在政界的地位相当可观。国民党也在梁的盛名之下召开了欢迎会。
国民党代表致欢迎词，高度评价其历史作用，称“我国十余年来改革之动机，发自梁任公先生，无论何人，无不承认。即世界万国，无一不承认者也”。对此，梁答称，虽然为国尽瘁，但所做之事不过“空言”而已，“民国之成，乃国民从种种方面冒种种之困苦，以有今日。其中出代价最多者，无如今之国民党”。
但是，就目前留下来的记录来看，梁启超的演说倾其所学讨论的是民国中政党的作用，而对于一直倡导“种族革命”的核心人物孙文、黄兴以及章炳麟，却丝毫没有提及。这不免让人联想梁启超对于改变国体的发动者带有不相称的感情。
总之，梁启超受到了几乎所有阶级与团体的热烈欢迎。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华民国建国时，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可以说是梁的“学生”。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书籍的读者，是最直接的学生，而与之相对进行争论的革命派知识分子在辩证法上也属于被培养出来的学生。清末留学日本的学生，其队伍不仅远超进士、举人等旧体制下的高级知识分子，留学生的背后还有很多的青年学生，皆无须再赘言。再加上预备立宪时期，开国会运动发生后，出现了通过行动的知识传播，他们也是梁的间接学生。如此，即便程度各有不同，但欢迎人群的头脑中都接受了他试图宣传的来自日本的关于西方近代文明的知识和概念。
近代东亚文明圈的形成史，始于19世纪中叶清朝开国。热衷于文明开化的日本，在幕末明治维新时期通过大量的翻译，力求引进西方文明。其时的译词、翻译概念，基本全部使用的是中华文明的储备，即汉语。所以，清朝反过来将这些词语引进回来，在某种意义上是妥当的。在这个任务中，梁启超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东邻明治日本创造的文明史的成就，在中华发源地被接受以后，近代东亚文明圈由此坚定了其基础。这也是把梁称作近代东亚文明圈形成功臣之原因。本书虽然并未涉及梁带给日本的影响，但希望把他带来了以近代汉语为基础的近代东亚文明圈的普遍传播，作为其“影响”。
若以东亚为问题，便不能抛开朝鲜。本书只在讨论伯伦知理的翻译时有所涉及，不过据郑百秀研究，“近代初期流入韩语中的翻译造词（近代汉语）为4000个至6000个。这让朝鲜半岛的人们认识到地壳变动，与物质的、制度的文化要素相比更为根本和本质”。在思考韩国、朝鲜问题时，梁启超的影响更加广泛，所以他作为近代东亚文明圈形成的功臣，作用更大。
有一段函夏考文苑的插曲，可以看作梁启超影响力的象征。
此前作为政闻社总务员出现的马良，拥有神学博士学位，清末时不仅创办了复旦大学的前身，还是民国初期曾代理过北京大学校长的学术界大佬。马良模仿法兰西文学院，设想的符合新共和国的最高学术机构就是函夏考文苑。而坐镇这一中国学术中心的是他与严复、章炳麟、梁启超。作为新生民国的学术方向，其设想真的是非常出色的计划。
与介绍西方学术的最大功臣严复，以及确立了国学大师令名的章炳麟比肩，梁启超的功绩是接受来自日本的西方近代文明。遗憾的是，这份计划并未见天日，但却最直接体现了梁启超在中国史上的文明史地位。其业绩开创了新时代，其伟大无以比拟，但其地位却极不稳定。
回国后的1910年代，梁启超主要作为政治家活动。其立场基本上是支持掌权的北洋派与国民党对抗。举例而言，代笔那份宪政视察报告时的秘使熊希龄组阁时，他坐上了司法总长的位置，与孙文等人对立，逼迫国民党解散。而1915年大总统袁世凯复辟帝制即位皇帝时，他与弟子蔡锷一起下定决心开展反袁武装斗争，挫败了其野心。在1917年其师康有为也参加的复辟运动中，他加入反对阵营拯救民国于危机之中。这些都是按照他回国时声称的对共和国体之思想立场进行的行动。
20世纪20年代，他远离政治世界，作为文化界名人著书演讲，更走上讲坛奋斗不息。但是其立场，正如其1921年进行的自我批评所言，认为“国家主义”是“偏狭”之思想。这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扬弃，所以在从事这些新活动的时候需要另外的视角。
公认的亲日派梁启超，在经历“二十一条”交涉等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日本野心的认识。可以说其从亲日到反日的轨迹，与日本的大陆政策相互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