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吃过的爆米花和炸米棍

从西湖湿地公园出大门口，看见路边摊上摆着各色炸米棍，我想黄色的米棍大概是玉米炸出来的，那紫色和白色的，分别就是高粱和大米了。

我对这样的零食情有独钟，看见了总要买上两袋。或许不是我多么喜欢吃这种零食，而好这一口，大概是童年的味蕾习惯。

想起小时候，村口只要响起拖拉机“突突”的轰鸣声，孩子们仿佛不约而同的闻到了香味，知道炸米棍的师傅一定来村里了，于是在家里用升子量好米，再找一个大蛇皮袋，直奔村口。

这时候，一般都有人等候在那里排队了。看着白花花的米棍从机器的出口像蛇一般扭扭曲曲的伸出头来，炸米师傅会将它掰成一小截一小截的，便于装进各自带来的袋子里。

孩子们嘴馋，望着香喷喷的米棍目不转睛，就差囗水流出来了。七八十年代的孩子，基本没有什么零食吃，难得炸一回米棍，对这份米棍的香，真是难以抗拒。

一般情况，谁家若是先炸好了，就在袋子里拿出一些分散给候着的孩子们先吃。大人们不好意思，一边推脱一边说：“马上就轮到我家了，真不要这样的。”此刻，给予的人边将米棍塞到孩子手上边回话道：“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吃两根哪粘住啦！”乡下人说话就是这么直接而真诚。接受这份好意的家长，也不再多说感谢的话，而是转头笑话自家孩子真不要脸。

我就是在这种外国人或者城里人很难理解的乡里长大，大家都这么为人处世，太过客气就是见外，笑骂反而是最亲密的表达。

以至于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总是会产生吃大锅饭的感觉。我想，也许那时的自己并不是有多贪吃，而是享受那种相亲相爱的氛围，互相分享的美好感觉吧！

当然，吃上炸米棍是在爆米花之后的事，在这之前，数九寒天的腊月里，炸爆米花最为印象深刻了。

记忆里，爆米花的师傅总是戴着四块瓦的绿色帽子，其实我也不知道帽子可是绿色的，这一切都是我后来想象的。因为我总是记住了帽子被油烟布满，还有戴着年月久长的缘故，已经根本分辨不出颜色。

甚至，我连那个爆米花师傅穿的衣服也分辨不出颜色，总感觉他身上结着厚厚一层黑色油灰，油光发亮的，拿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脏得不忍直视。

可我为什么对那黑不溜秋的火球，那一声“嘭”响，就是这般着迷呢？大概那里藏着白花花的米花，炸好后酥脆喷香，实在诱人；还是大伙儿挤在一起，热火朝天的那个热闹劲，太过吸引人。

我到底是个孩子，贪嘴是本能，爱凑热闹也是本能，以至于忽略了爆米人那一身脏兮兮黑漆漆的着装，唯独记住了米花真香啊，那时候的我们是真开心。

从前的爆米花机，还是采用传统的明火炉，利用烧着的柴禾来加热爆米的。首先师傅将适量的油、大米及糖精添加到爆米花机内，然后盖上炉锅屁股后的一个盖子，之后将米花机子放到炉火上烧，师傅不断转动摇手让其转起来，使它受热均匀。

记得师傅摇动的把手上还有一块压力表，当到达所需压力后，师傅就会将爆米花机放进一个特制麻袋或竹筐里面，用钢棍将爆米花机撬开。此时会发出“嘭”的一声巨响，爆米花弹到麻袋里，我们就可以将爆米花从麻袋底部放出来了。

刚出炉的米花个大酥泡，入口即化，香味浓郁得令孩子们忍不住就抓一把往嘴里送。此刻，大人们也不拦着，任其吃个痛快。腊月里，眼看都要过年了，爆米花也算是大人办的年货了。

多年以后，偶尔我还会纠结爆米花师傅的脏，可我却大把大把地抓着米花吃得那个香，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咽下去的。后来，我总算明白，也不是师傅多脏，而是成天和炉火柴禾打交道的人，身上油烟重一点很正常。那时候，无论柴禾与大米都是自然原生态的，即便是草木灰，应该都是干净的。

如今，我已有好多年没见过爆米花了。偶尔见到街头有人炸米棍，总要称上一袋带回家，闲时坐着慢慢享用。尽管少了少时拿升子量米，排队等候炸米，还有大人们相互分享的乐趣。可岁月流淌，往事不可追，尚能留住这么一份回忆与乡愁，于我，已不叫遗憾，而是甜蜜了。

人到中年，已没有任何激情再去眺望，生命里留下更多的是回忆。一份零食，一份刻进骨子里的味蕾，不经意间，就把人带回到童年时光里逛一趟。想到这里，我便嘴角上扬，有微笑爬到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