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出土2000座秦国古墓，证实商鞅变法一大误解，强秦另有功臣

战国时代，诸侯列国为了图存求霸，相继开始变法，以期在大争之世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唯有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不仅改变了“诸侯卑秦”的落后面貌，实现了富国强兵，而且做到了让秦国新法的“永续”。

古代每一次改革，都必然会损害到旧贵族的利益，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扑。商鞅和吴起在秦、楚的变法，都是踩着旧贵族的特权和利益完成的，而最终，这两位变革者也都死于了非命。

但不同的是，吴起死于楚国贵族的报复，吴起一死，楚国的变法即宣告失败；而商鞅则死于秦惠文王对王权的维护，所以，商鞅虽死，秦法依旧。《韩非子》即记载道：“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

正是由于秦国历代国君沿用商君之法不废，才最终实现“奋六世之余烈，吞二周而亡诸侯”的伟大壮举，使秦国从西陲邦国华丽转身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

而提到商鞅变法，除了那些耳熟能详的“废井田开阡陌、军功赐爵、奖励耕战”等一系列变法举措外，在论及变法成效时，往往引用见证者韩非子的话：“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史记》也记载说：“孝公用商鞅之法，民以殷盛。”

为了佐证变法前后，秦国从残留戎狄风俗的西陲穷国到战国第一强国的转变，考古学家们先后对陕西西安、宝鸡、铜川、大荔等地的2000余座战国中后期的秦国中小贵族以及平民古墓进行了发掘。

然而，考古发掘的结果却证实了后世对商鞅变法的一大误解。

众所周知，秦人视死如生，奉行厚葬（后世的汉朝同样流行厚葬风，直至三国时期才开始流行薄葬）。所以，一个地区墓葬数量的多少可以准确反映出人口的多寡，而陪葬品的丰厚程度则能反映出秦人的生活水平。

但除西安地区古墓在战国晚期出现量级增长外，宝鸡、铜川、大荔等地的秦墓在战国中期到战国晚期并未出现大的变化，这也就意味着商鞅变法后的数十年里，上述地区的秦国人口并未出现大幅增加。

墓葬数量的恒定，或许还能用出生率低、战争等因素来解释，但陪葬品的变化却证实了一大事实：商鞅变法后数十年里，秦国中小贵族和普通平民并未实现经济水平的提升。

2000座秦墓中，陪葬有青铜礼器的墓葬从战国中期的23%占比，下降到战国晚期的10%占比；陪葬有仿铜陶礼器的墓葬从66.7%下降到11.5%；而以简单日用陶器作为陪葬品的墓葬比例则增加了50%。

可见，在商鞅变法之后的数十年里，最应该感受到变法红利的“民富”并未体现，变法的优势更多的是体现在了秦国庙堂对全国资源的集中掌控上（即国强）。

当然，考古发现并未孤证。

《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公元前316年，在秦国一次战略会议上，秦相张仪提出伐韩战略，以实现“挟天子以令於天下”的王业。但秦将司马错却主张伐蜀，理由是秦国“地小民贫”，伐蜀可以“取其财足富民缮兵”。

这次会议距商鞅变法已经过去了40余年，而秦国在司马错眼中依然是“民贫”状态，这并非是出于支撑自己的观点而信口夸大，因为没有人比秦王更清楚自己的家底。最终，秦惠文王选择支持司马错伐蜀，以实现“取其财富民”。

而巴蜀并入秦国仅仅八年，司马错即“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石，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40年后，更是支撑起了数十万秦军长达三年的长平之战。

巴蜀地区考古发现的秦人墓葬中也呈现出随葬品的丰厚化，这也说明，巴蜀的并入，真正让秦国实现了继国强之后的民富。可见，司马错是强秦的另一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