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敌人眼皮下 ——边院镇河西村王庆贵烈士事迹
战斗在敌人眼皮下
——边院镇河西村王庆贵烈士事迹
1941年6月18日（农历5月24日），夜幕降临。边家院河西村一阵狗叫夹杂着混乱的脚步声，从大街传入小巷。河西村的群众知道，日军又在抓人了。以开中药铺和行医为掩护、秘密传递情报的河西村共产党员王庆贵，在日军这次抓捕行动中，不幸落入魔爪。5天后，王庆贵惨遭敌人杀害，时年32岁。
历史的车轮悄悄碾过整整80个漫长的倥偬春秋，还在一往无前地碾压着未来岁月，王庆贵烈士的英勇事迹也一直被后人传颂着，传颂着……
乱世名医，抗日救国
王庆贵是边院镇河西村人，1909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兄弟六人，王庆贵排行第四，幼时入私塾读书。十多岁时，他因病致残，落下个瘸腿后遗症。因家庭生活困难，人口又多，王庆贵14岁就辍学当了学徒，到堂兄王庆祥开的中药铺去学抓药。他勤学好问，学到不少中医知识，尤其热衷于学习针灸。不久，他便尝试着给人看病。1932年夏天，河西村出现霍乱病，人心惶惶。王庆贵用酒精加热银针，给病人针灸，接连治好了5个病人，同时，对病人采取了隔离措施，有效防止了这一传染病的蔓延。1939年，本村有两人患了“黑热病”，久治不愈。王庆贵多方求教，认真钻研，创造了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用他自己熬制的膏药，结合针灸，加服中药，从而治好了病人的顽疾。一时间，王庆贵名声远扬。王庆贵医德高尚，对待患者热情周到，一视同仁。外出看病，不论远近，他从不让人家备车备马，都是自己骑车送医上门。他治病有个“规矩”：富人看病如数收费，对贫寒之家则少收或不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穷人治病，富人出钱”。因此，他有很好的百姓口碑。这种自发朴素的仁爱之心和济世救人的宽广胸怀，也是他后来参加革命活动的重要基石。
抗战之前，河西村有一处完小，当时的教职员中有不少人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其中有三位校长均系共产党员。王庆贵经常和他们接触，在行医中还接触了一些其他社会进步人士，受到了反帝反封建和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不断升华。“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参加宣传抗日、抵制日货等活动。抗战爆发后，他忧国忧民，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积极支持抗日游击队工作。1939年秋，他参加了区抗日救国会，并先后任村抗日农会副会长、会长。他深入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活动。1940年4月，王庆贵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培养下，他一边行医，一边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药铺掩护，传递情报
1940年8月，日军在边家院安扎了据点——西大营，地址在边家院集市大桥西，河西村南。日军不断四处“扫荡”，抓人、要粮，推行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形势越来越恶化，党员干部都转入隐蔽斗争中。王庆贵根据上级指示，也转入地下工作。为了解日军西大营内部活动情况，他在河西村南头距离日军据点不足百米的地方，开了一座中药铺，以行医为掩护，建立了地下情报站，先后接受过泰西县九区、二区、四区党委的领导。
王庆贵是当时留在村里坚持对敌斗争的唯一党员，他觉得个人单枪匹马势单力孤，于是找到村抗日自卫队队长王锡善、村长王锡泰，与他们秘密协商抗日活动大计。他们安排热心抗日工作且有活动能力的王光合担任伪联络员，明里应付敌人，暗中探听敌情；让王锡善当药铺的催账伙计，以便随时研究敌情。王庆贵又动员自己的二哥王庆禄和以推坐车为生的任庆朴，担任了单线情报员。他还联络了一些出身贫穷、有爱国心、对外接触多、易于探听情报的人员作外围，如开茶馆的王庆成，开挂面房的任庆祥、游医翟继儒等。药铺的西邻居王锡芳枪法很好，伪军很想拉拢他，但他拥护抗日，坚决不当汉奸。王庆贵觉得用这样一个人，从伪军那里探听一下情报，做做瓦解伪军的工作非常有利，就同他商量，王锡芳也非常乐意配合。为了掩人耳目，转移敌人视线，王庆贵又把自己的5个侄子叫到药铺里来，教他们读书。很快，药铺里就热闹起来了，有请医的，有取药的，有要账的，有读书的，有卖笔墨纸砚的，各色人等进进出出，来来往往。这样，不仅有利于多方搜集、准确及时传递有关情报，还极大地方便了自己的同志掩护身份。如泰西县抗日民主政府四科科长董光阁，常常扮作中医住在药铺；九区区长李鹤年，常以推销中药或要账为名来药铺；四区区长贾化一，经常扮作书客挑着笔墨纸张来叫卖。四区组织委员张子周、二区锄奸干部张重三等，也都经常在药铺出入。
1940年10月，形势更加恶化。在日军“治安强化运动”中，特务到处横行，药铺引起了敌人的怀疑，敌人加强了对药铺的监视，并不断派日军到药铺中刺探情况，盘查周围的人，地下情报站工作异常艰难。为了确保抗日同志安全，王庆贵与同事们商量好了应对措施，通知抗日同志，不事先联系好不要来村里，更不要直接到药铺来。1941年春，四区组织委员张子周感觉药铺离敌据点太近，危险太大，建议转移。王庆贵说：“药铺现在不能动，一动就会惊动鬼子。只要小心，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工作，可能更安全方便。为了抗日，不能怕这怕那，割了头碗大个疤，没什么了不起！”有几次敌人到药铺盘查，王庆贵机智勇敢、细心应对，没让敌人发现一点破绽，从而一次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保护了众多抗日干部。
斗智斗勇，转化伪军
自从日军在边家院安设据点以后，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上时值天旱，粮食歉收，民不聊生。但日伪军却照样花天酒地，耀武扬威。王庆贵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同敌人进行斗争。他动员各村联络员向伪区公所提出减免粮款的要求，并多次取得胜利。1940年冬，王庆贵指示伪联络员王光合，联系其他村联络员，一起向伪区公所提出减免粮款。伪区公所答复不敢做主，得请示日军队长宾野。临近旧历年关时，伪区公所召开十八庄联络员会议，强令各村给日伪军和伪区公所人员送年礼、纳粮款，并准备宴请与会人员。王光合与北仇村联络员葛传胜（中共党员）带头提议：“咱们不能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人家祖宗三代地骂咱们，咱们可不能再大吃大喝了。”大家不约而同，一哄而散。1941年春，伪区公所再次召开联络员会议，布置交纳粮款。王光合事先联系了十多个联络员，共同提出减免意见。伪区长无奈，只得说宾野队长答应，每亩减免大洋一元。但是，会后王光合被扣留，伪区长警告他小心上当。所以，这次斗争虽然取得了一点胜利，但是王庆贵也更加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和注意。
王庆贵还通过各种形式，悄悄做伪军的转化工作，争取他们不做坏事，“化敌为友”，为我所用。他利用王锡芳和伪军的关系，采取请伪军喝酒、节日送礼等办法，教育伪军改邪归正。他有很多情报，都是从伪军那里搞到的。如西大营据点里的日军什么时间到哪里“围剿”，具体行动路线、多少人、配带多少武器、指挥人员是谁，等等，都摸得一清二楚，王庆贵都及时上报上级党组织。每次接到他提供的情报，党组织都及时转移，或视情况组织力量伏击敌人。敌人多次“清乡”无果而返，或糊里糊涂地遭到打击，气得恼羞成怒，却也无可奈何。后来，因伪区公所告密，宾野曾追查过伪军队长和王锡芳的关系，搞得伪军们也很紧张。但即使这样，这些伪军还是借口看病、拿药、买烟等，悄悄地来到药铺，告诉王锡芳一些情况。就在敌人抓捕王庆贵的当天下午，有个伪军班长还借口买烟，隔着铁丝网告诉王光合，敌人准备抓王庆贵、王锡善、王锡芳，让他们赶快撤离。伪军队长的老婆也悄悄绕到王锡芳的家里送信儿。
侠骨柔肠，关爱幼弟
1940年11月下旬的一个中午，任文庄的范西贞匆匆赶到于家老庄，找到河西村的王庆海（后用名王枫挺）和王庆科，告诉他们：“庆贵四哥找你们有事，今晚天黑以后，让你们到河西村东北的河汊口等他。”王庆海时年19岁，是王庆贵的六弟，时任九区青救会主任兼青年大队长；王庆科时年15岁，任九区青救会儿童团长。他俩都在1940年入党。北风呜呜，流水冰封。夜幕下，王庆贵扛着一床棉被悄悄走来。他把被子交给王庆海，又给王庆海和王庆科5元金圆券和区委的关系介绍信，还给他俩每人一盒香烟，告诉他俩：“你们马上去县委，另行分配工作，最好请求到离本村远点的地方。别看日本鬼子一时猖狂，他们日子长不了。要坚持抗战到底，不能动摇。不要挂家，有事我与你们联系。”
1941年6月18日（农历5月24日）下午，王庆贵去宋庄会见四区组织委员张子周回来，顺路到西古城地下党员王继奎家，想见见在此从事地下活动、久未见面的六弟王庆海。不巧，王庆海出去了。王庆海不知道四哥找他有什么事情，就在晚上匆匆赶回家去。王庆海刚回到家，王庆贵就气喘吁吁地跑进家来，一把抓住王庆海的手，急切地用力往外推他走：“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鬼子马上要抓人，快走！”王庆海要和他一起走，王庆贵不容争辩地说：“你快走！我不怕，他们拿不住我什么证据。”王庆海刚跑出村几分钟，就听到庄里一片狗叫声。他知道敌人开始行动了，但没料到的是，这次见面，紧张仓促之间的寥寥数语，竟成了他们兄弟的诀别。
王庆贵被捕后，敌人要他交出干八路军的六弟王庆海，并说只要他不再干八路，就保证他全家“平安无事”。但他严词拒绝，敌人一个字的情报也没得到。
临危不惧，慷慨就义
王庆贵本来是可以逃走的。但他总认为日伪军找不到他什么证据，又觉得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不如静观其变，再出对策。他告诉家里人，要做好准备，别害怕。
与王庆贵同时被捕的，还有其父王锡成，大哥王庆福、二哥王庆禄，群众王锡芳、王锡善等10余人。当晚，日军就对王庆贵进行了严刑审问。他昂首挺胸，铁骨铮铮，大声怒斥敌人：“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迫害我的父兄和乡亲！”敌人把王庆贵和王锡芳、王锡善打入牢狱，让其余的取保获释。
第二天，日军抄了王庆贵的家，除抢走了一些衣物和家具外，没有搜到任何抗日文件。在审讯室，日军队长宾野逼问我地下情报站情况，都和哪些人有联系，王庆贵始终拒绝回答。敌人气急败坏，施用了皮鞭抽、灌辣椒水、上压杠、狼狗撕咬等酷刑，把王庆贵折磨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始终严守党的秘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高尚品格和英雄气概。同年6月23日（农历5月29日），敌人把遍体鳞伤的王庆贵押往日军据点西大营以西的陈家林坟地残酷杀害。在去刑场的路上，王庆贵慷慨激昂，痛斥日军侵略中国的罪行，大骂伪区长是汉奸卖国贼。敌人用手帕堵住他的嘴，他还是骂，敌人就又用绳子勒住他的嘴。和他同时遇害的还有王锡芳。
敌人杀害王庆贵以后，不准收尸，并封了王家的门。王庆贵妻子为避迫害，流落他乡，后来被迫改嫁。但王庆贵的英勇事迹和高尚医德，感动着众乡亲。群众王锡勤、王锡利等，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把王庆贵的尸体运回，安葬在王家林里。
1944年9月1日夜，泰西军分区一团在泰西县大队和敌工人员密切配合下，将边家院西大营包围。凌晨1时15分发起攻击，激战数小时，在八路军无一伤亡的情况下，击毙和俘虏敌人60余人，攻破了西大营据点。“西大营”，这一日本鬼子残害中国人民的“魔窟”，终于消失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冯伟根据烈士王庆贵六弟王枫挺回忆资料《铁骨留得英名在》，烈士侄子王瑞甡口述、退休教师王瑞民整理的资料，以及肥城市和边院镇有关党史资料重新整理改写）
风流，原名冯昌红，后改为冯伟，男，汉族，山东肥城人，肥城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工作室主任科员。文史学者、业余作家。1967年4月生于泰山西南、汶水之阳东军寨村。1988年7月毕业于泰安师专中文系并参加工作，1995年7月函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由乡镇中学语文教师转任乡（镇）党委宣传干事、党委秘书、党政办公室主任，后调市优化办（纠风办），再调市政协。曾任肥城市左丘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系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泰安市政协文史委特邀研究员，泰安市重点社科课题负责人，肥城地方志特约研究员。个人业绩入编《中国散文家大辞典》《肥城年鉴（2018）》《边院文化》和新编《边院镇志》以及肥城市情网等，在新浪网建有个人博客（风流的博客）。斋名泰山西麓一鹤轩。
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兼及诗词，作品散见于《时代文学》《山东文学》《散文百家》《青年文学》《泰安日报》《泰山学院报》等，入多部文选。出版散文集《清且涟猗》《甲午书简》。2017年1月，《甲午书简》荣获泰安市人民政府最高文艺奖“第三届泰安市文学艺术奖”三等奖。
主要学术研究方向：左丘明文化和肥城历史文化。主编、合编（副主编）、参编和策划文学、历史、文化、教育、党建、史志等各类图书20多部（正式出版11部，将出2部）；创办左丘明研究唯一专门杂志《左丘明文化》（省内部刊号），主编（执行）8期；在省级和泰安市级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消息与通讯百余篇。多次荣获省市以上文学奖、新闻奖、社科奖。2016年4月家庭荣获第二届全国“书香之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