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只欠工夫讲吃茶

抗战胜利后，戴笠飞赴北平，前去处理接收等事宜。1945年12月6日，他在汪时璟家里大摆筵席，相请一众伪政权的要员，据说宾主相谈甚欢。宴后，戴笠突然宣布国民政府的《惩治汉奸条例》，将嘉宾全部予以逮捕。虽然教育督办周作人不喜应酬而未至，宪兵队还是很快前往八道湾11号捉拿他，说是查户口。周作人心知肚明，开门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依旧温和地说：“我只是个读书人，用不着这个样子。”

周作人生于1885年1月16日，那天有人说看到一位老和尚前来投生，使他的降生颇带宿命的味道。降生后，这孩子很安静，哪怕饿了也不哭不闹。母亲鲁瑞对丈夫周伯宜说：“这孩子是耐性子，老大像我，他是像你的。”老大叫周树人，就是后来的鲁迅先生。鲁迅比周作人大四岁，比周建人大七岁，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后人曾把三兄弟分别喻为太阳、月亮和星星，说得直白点就是一个大作家、一个大汉奸、一个大干部。

后排左一为周建人，右一为周作人。

幼年时，周作人患上天花，与不到1岁的妹妹瑞姑住在同一个房间。有次不知怎的，他狠狠地咬了瑞姑的大脚趾，使之感染而早早夭亡，他自己却很快痊愈了。他身子骨弱，又不爱出头，自然依赖上了大哥，几乎到了对哥哥亦步亦趋的程度。家人说他自私，邻居讲他有福，即使在家族接连发生变故的重大关头，他也只是闷头读书，仿佛跟他无关似的。

周家原是绍兴大户，曾有良田万亩、当铺十余家，后来家道中落。十一岁时，周作人跟大哥周树人在三味书屋学习，后来转去江南水师学堂读了六年多，开始接触严复、梁启超等人的进步思想。到了二十一岁，周作人和大哥一起考取了公费留学生，去了日本。大哥不久加入了光复会，与章太炎一帮志士谋划革命，而周作人大多时候置身事外，给人一种“甚是高傲，像一只鹤似的”的印象。周作人在20世纪50年代还一度用“鹤生”作为笔名。

除了偶尔写写文章，周作人还很喜欢日本的生活情调。他曾回忆说：“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简直把东京认作第二故乡。1909年，二十四岁的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婚后开支越来越大，逼得大哥提前回国谋事，从国内寄钱给他们，以维持他们在日本的生活。两年后，周家的田产售卖殆尽，大哥亲赴日本，把周作人一家接回了国。

周作人刚回国，辛亥革命就爆发了。他只好专心在家钻研刘义庆的《幽明录》，对窗外事毫不关心。回绍兴从事了几年教育工作后，在蔡元培的邀请下，周作人到北大担任文科教授，讲解欧洲文学史。其间，他还写作了《日本近30年小说之发达》系列报告文学，这一系列报告文学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奠基之作。周作人的学术水平开始受到学界的高度认可。

周作人最早的文坛形象是翻译家，他率先提出忠于原文的“直译”，给中国翻译界树了新风。钱玄同曾评价说：“是开了新纪元的。”

1918年3月，《新青年》改版，编辑部主要成员包括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及周氏兄弟等。当时，北大内部新旧两派的对垒最为激烈。周作人在一个月之内完成《人的文学》《论黑幕》《平民文学》三篇文章，大力提倡“活的文学”“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定调之作，他也被时代推到风口，成了一头“飞上了天的猪”。张中行先生说：“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兄弟，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

周作人曾在《新青年》上发表译作《贞操论》，宣称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主张女人对于不幸福婚姻也有离婚的自由。这下子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社会大讨论，胡适称“这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件极可贺的事”，鲁迅亦发表《我之节烈观》予以支持。

可见，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的影响是极具人文精神的，后世不能简简单单地给他贴上“汉奸”的标签，抹杀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劳。

从1919年开始，周氏兄弟一起居住在八道湾，堪称兄弟齐心的楷模。然而，1923年夏季，两人突然发生冲突，据说十分激烈，结果鲁迅搬了出去。

关于失和的原因，或说是经济矛盾，或说是鲁迅偷看弟媳洗澡。然而，主角都是日本女子羽太信子，她顶了个扫把星的名头。与大哥决裂之后，周作人夫妻更成了同命鸳鸯，把日本岳父母也接了来，“周宅”的牌子一度换成了“羽太寓”。

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有四位教授留守，被称为“留守四教授”，分别为周作人、孟森、马裕藻、冯祖荀，他们声称是受校长蒋梦麟的委托看守校产，蒋梦麟为此向审判法庭出过证明。

周作人照旧埋头学问，但一次枪击事件改变了他的态度。

那是1939年元旦，一名学生来访，进门之后拔枪就射，因周作人穿衣较厚并未受伤，凶手逃脱。这件事轰动一时，有说是日本人为了威逼他出山才指使人行刺的；有说是国民党为了防患于未然，所以先对他下手；也有说是北大人想让他杀身成仁。

周作人手迹

在各方势力施压下，周作人只能做出选择——与日本人合作，也就是投敌。他先后出任汪伪北大文学院院长、汪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等职，还三次南下慰问所谓的日本“勇士”，生活上立即阔了起来，家里大兴土木。其间，为人称道的是周作人保护了李大钊的文稿，把李大钊的一双儿女从北平转移到了延安。对这段历史，周作人不讲自己好，也不讲自己坏，总是一副“麻木不仁的样子”。

对于周作人的性格，鲁迅早有评价：“他有孩子大哭于旁而依然看书的本事，我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林语堂说周氏兄弟一个极热、一个极冷，但听闻红楼夜半拷打哀号之声，竟触及不到周作人的灵魂，林语堂不免不禁感慨：“热可怕，冷尤可怕。”

1946年，在南京高等法院，周作人答辩道：“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人愈弄愈糟。”在胡适等人的万般周旋下，周作人只被判了十年，1949年年初就释放了出来，并没有去台湾。

在周恩来的关照下，周作人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预支稿酬二百元，远高于同类作家。除了翻译工作，周作人写了数百篇回忆鲁迅的文章，半是寄托，半是糊口。在京几十年，周作人每逢发薪，总把一些钱或白面分送给揭不开锅的四邻，其乐善好施之风颇受称道。

1966年秋天，周作人两次写信给派出所，说鄙人老矣，请求服用安眠药做“安乐死”，当然无人理会。勉强熬到了次年5月6日下午，邻居发现他死于自家的铺板上。

1934年，周作人为自己五十大寿写过这样的打油诗：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讲吃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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