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诗洋丨新发现张彭春日记的文献价值考述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21年第5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购买《文献》杂志，点文末“阅读原文”！
内容摘要：新发现的张彭春日记详细记载1924年到1932年间，张彭春在清华学校（大学）、南开大学任职的生活点滴，是作者历经“五四”之后的数次政治变局、文学思潮、思想论争的真实反映。日记不仅涉及张彭春与张伯苓、梁启超、徐志摩、胡适、吴宓、梅兰芳等人的密切交往，还包含张氏参与戏剧排演、从事戏曲研究的详实记录，是考察中国早期话剧发展史及张彭春本人戏剧思想的新证。同时张氏主持清华学校改革、清华国学院成立等校务，在日记中留下诸多记载。张彭春日记涉事丰富，可读性较强，对研究民国期间文化史、教育史、社会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张彭春 日记 戏剧 清华学校（大学） 南开新剧团
2019年，笔者在南京图书馆访查文献，偶然发现了名为“清华大学某教师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的手稿，共42册。该稿本每半叶8行，每行约20字，总字数约40万字。大致一月一册，每册封面上标有序号及日记起始日期，多数写于“清华学校”或“南开中学”稿纸上，偶有作者于外地出差时记录的散页插入。各册日记字体工整，无钤印，间有作者本人的校改、批注，亦有英文日记和读书摘录夹杂其中。或因稿本本身并无题名，而所记内容多涉及清华大学校务之故，南京图书馆暂以“清华大学某教师日记”命名之。
笔者考证确认，该日记主人乃是民国赫赫有名的教育家、戏剧家张彭春[1]。日记起1924年3月1日，迄1932年11年27日，记录了张彭春博士入职清华学校担任教务长，后辞职到南开学校工作期间的行事。
罗志田曾提及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日程草案》，是张彭春1923年-1925年间所作的日记。张彭春“自己定名为《日程草案》，稍带'工作日记’之意，记载与其担任清华教务主任的职务相关的内容较多，也包括不少有关教育的目的、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怎样办大学等更宏观的内容”[2]。
笔者查阅哈佛燕京图书馆网上公布的《日程草案》全部书影，现存第1、2、4-10、21-29册[3]，共计18册，与南京图书馆所藏日记笔迹相同，应系同种而失群者。如将两馆所藏“合璧”，则是张彭春1923年1月30日至1932年11月27日将近十年的日记，其中仅缺1923年5月20日至6月24日（应为第3册）和1926年1月1日至2月22日（应为第30册）的内容，其馀各册中仅有少数日期因作者外出等原因失记。
张氏日记保存完好，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而南京图书馆所藏部分则是尚未经发掘和运用的新资料。其中，详细记载了张彭春任职清华期间，接待泰戈尔访华、排演泰戈尔话剧《齐德拉》，“新月社”的成立及活动，京津地区戏剧创作与演出等方方面面，以及清华大学改革、清华国学研究院建立等事件的来龙去脉。在1926年张彭春经历校务风波，从清华回到南开之后，日记又多涉及其协助张伯苓管理学校、指导南开新剧团排演，培养曹禺等学生，还有陪同梅兰芳赴美演出等事件。如此种种，均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另外，日记中所见张彭春与梁启超、徐志摩、胡适、吴宓、洪深、曹云祥等名家的密切交往，为研究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提供了新的一手材料。
本文将聚焦新发现的42册张彭春日记（兼及哈佛藏本），对其中涉及到的部分文坛交往故实、戏剧导演思想、教育改革史料等作简要介绍，飨之同好。笔者深感对相关的历史背景、人事关系了解还有不足，期望得到前辈和同仁的指正。
张彭春（1892-1957），字仲述，天津人，教育家张伯苓的胞弟。教育家、戏剧活动家和外交家，是中国现代话剧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与洪深合称“南洪北张”。
1904年，张彭春进入天津私立敬业中学堂（南开中学前身）学习，1908年毕业，考入保定高等学堂。1910年，张彭春考取北京游美预备学务处（清华学校前身），同年与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人一同选为第二届庚款游美生出国学习。张彭春进入克拉克大学，1913年以优异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硕士阶段，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于1915年获文学及教育学硕士学位。这一年，他创作的剧本《外侮》在美国公开发表。
1916年张彭春回到母校南开中学，担任专门部主任、代理校长，并管理南开新剧团。1919年再次赴美，师从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攻读博士。1921年，他同好友洪深一起，共同创作根据中国民间故事改编的话剧《木兰》，并在美国舞台上演出。次年，他撰写论文《从教育入手使中国现代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于1923年任清华学校教授兼教务长，其间力主改革旧制，成立清华大学部，并倡议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1926年6月，因受排挤，辞去清华大学职务，回到南开学校，并兼任南开大学教授。
张彭春是现代话剧的创始人之一，被誉为“北方现代话剧的奠基人”[④]。创作过《外侮》《灰衣人》《醒》《新村正》《木兰》（与洪深合作）等剧本；主持南开新剧团期间，曾指导排演过《一念差》《娜拉》《国民公敌》《少奶奶的扇子》《争强》《狂财》等西方名剧，这一系列新剧编演活动，成为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他还将一整套西方导演制度引入中国，建立了正规的话剧编导制。抗日战争开始后，张彭春工作重心转向国民外交事业。1938年他代表天津出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1947年7月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国代表，1948年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
二、日记所见文坛交往故实
张彭春日记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日常起居、工作事务、社会活动、亲友往来和读书写作等等，真实反映张彭春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张氏经历的是是非非、所观所感，涉及民国时期的国民教育改革、文学思想论争、文学社团事务等诸多方面，展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变迁，提供一段详实的民国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素材，既可以丰富学术研究，佐史料之不足，也可以作为一般历史文化读本[5]，了解民国之时代风尚。
初读日记时，笔者最先留意到的是日记主人的交往情况。
张彭春与同为克拉克大学校友的徐志摩二人因文学、戏剧兴趣相投，最为要好。张彭春从徐志摩身上“觉出一种特别的力量涌出来”（1923年7月24日）[6]，总被徐的才情鼓舞。1923年11月12日，徐志摩在与张彭春见面时，谈到他和陈西滢想集合一些“对于文艺有兴趣”的人，在该周周六聚会。据张彭春记载，与会的将有：
周作人 鲁迅作人兄张凤举
徐祖正 陈通伯 丁燮林（西林 “一只马蜂”）
张欣海 胡适之 杨袁昌英
郁达夫（《沉沦》） 陈博生（《晨报》） 蒋百里
陶孟和 沈性仁 徐志摩
这份聚会拟邀请人员名单中，被邀请人如胡适、陶孟和均已在文艺界崭露头角，他们大多是北京高校的教员，或是文坛、报界知识分子。有趣的是，其中竟还有周作人与鲁迅，以及周氏兄弟的好友张凤举、徐祖正等[7]，这与我们已知的新月社成员并不完全重合。
从张彭春日记可知，新月社成立初期，每次聚会或有一份“预邀请名单”，聚会时间、地点要登报广而告之[8]，但实际参与人员和人数并不确定。张氏日记中多有关于聚餐会的记载，如1923年12月16日：“昨日聚餐会，我没进城去。新月社的戏稿，当于志摩不在此地的时候，恐不能有成。”1924年1月6日：“昨天在聚餐会，适之到。长谈。他们几位都是有过文学作品的人……适之每年平均写二十五万字！”1924年2月17日：“昨天，西山饭店，聚餐会。大谈戏剧。”1924年3月15日：“今天进城，聚餐会在北海。志摩回此来，孟和将南下。对于新月社要出力，怕是没有时光。”1924年4月4日：“昨天《晨报》聚餐会的广告没登出来。”5月5日：“昨天聚餐会在玉泉山。太谷尔讲美术的意义。”可以看出，新月社在1924年至少每个月组织一次聚餐会活动，成员大多是以徐志摩为中心而聚合起来的，是比较松散的文人组织。这也意味着早期新月社在文学观念上，没有一致的倾向性，活动也多属于娱乐性质。参与聚餐会快一年，张彭春对其仅作“娱乐”活动[9]似有微词，他在1924年1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进城否？要同适之研究科事。聚餐性质近只娱乐。有朋是必须的，然而深切的功夫还是个人作。”提醒自己，学问与事业还是要靠个人努力。此后，日记中关于新月社聚餐会的记载逐渐减少。
张彭春不仅参与了新月社的创立，还积极组织日常活动，除了文人雅集、朋友聚会之外，张彭春曾与徐志摩特别商议，在同仁中组织一个小型戏剧社，开展戏剧创作和演出活动。日记中，二人策划组织1924年的社团活动，争取排演一两幕剧——“既是要作，就要作得特别有趣”，希望做出“一点特别的景色”（1924年3月15日）。张彭春组织新月社演剧的想法不仅得以实现，还被安排在泰戈尔生日会当天，在文艺界引起一时轰动。
1924年泰戈尔访华，5月8日恰值其64岁生日，北京文艺界为泰戈尔举办了生日会。文艺演出环节，新月社诸公特别编排话剧《齐德拉》，作为压轴节目，献给剧作者泰戈尔本人。该剧由张彭春担任导演，由林徽因、徐志摩、张歆海主演，蒋百里、丁西林、袁昌英等参与演出，陆小曼发售说明书，梁思成设计舞美。当晚，鲁迅、梅兰芳等人前来观看。徐志摩后来在总结新月社成绩时，认为唯一可以称道的盛况就是《齐德拉》的演出。徐志摩说：“我们几个朋友只是一般的空热心，真在行人可说是绝无仅有——只有张仲述（彭春）一个。”[10]此前囿于文献材料的缺失，学界较少注意到《齐德拉》演出史料中选目、选角、排演等具体情况，也几乎未曾关注过此次演出事件背后的深意。凡此种种，在导演张彭春日记中均有详尽记载。诗剧《齐德拉》的排演，承载了张彭春与徐志摩回归东方诗性美学的艺术追求，在西方话剧传入、现实主义占据主流的20世纪20年代显得尤为可贵[11]。
张彭春在文化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与现代思想、文学、教育诸领域名家交往频繁，如张伯苓、梁启超、胡适、赵元任、陶行知、洪深、欧阳予倩、熊佛西、曹云祥、梅贻琦、王国维、吴宓、司徒雷登、梅兰芳、齐如山等等。张彭春在日记中随时记录其日常交往中的谈话与印象，见闻中常寓褒贬，人物评骘细致入微，提供了一份别样的民国“人物图谱”。
张彭春与胡适同为第二届“庚款”留美学生，且共同受业于杜威门下。胡适曾在日记中附上张彭春与陶行知合影，并配文：“两君皆今日留学界不可多得之人才也。”[12]1923年张彭春回国后，二人交往频繁。胡适曾向张伯苓、张彭春兄弟谈及整理国故的计划：
昨晚饭在B（按，张伯苓）家。适之说将来不再教书，专作著作事业。整理国故渐渐地变为他的专职。国故自然是应当整理的，而适之又有这门研究的特长，所以他一点点的觉悟出来他一身的大业。然而他在北京这几年的经验，所以使他发达的趋势改变，是很可以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中国有才的人在社会上没有一个作“活事”的机会，所以要他们才力放在不被现时人生能迁移的古知古理上。
“活事”是经营现时人与人发生关系的事业。如政治、学校事业、民族生活等。适之还没完全离开“活事”，他还编他的《努力周刊》，还时常发表与现时生活有关系的文章。（1923年2月20日）
张彭春多次向胡适请教读书、教育经验，并邀请胡适到清华讲学。1924年7月8日张氏访胡适，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分类详细记录其所谈事项：（一）请他到清华住，作国学顾问。（二）谈赔款办法。（三）问他教伦理学的方法。（四）杂谈：
他（按，胡适）说近来很有暮气，对于自己的言论负一种特别“身份”的责任。
脖项上的病，医生说是T.B.（按，结核病）。疗治的方法——多晒阳光。我看他室里尘土很厚，书堆积各处，没法常打扫。在这环境里，空气好不了。他又好坐在一处长时间不动，所以肺病是自然的结果。堆积的书，应有人给他整理，他不应在书库里写东西。不早想方法，恐怕将来病要完全不能治。他如果能出洋玩一次也是很好的休息。我想同在君（按，丁文江）商议劝适之换一个环境。
又谈到写日记，他以先印了一格式，上面有自早八点到晚十点，每点一横格，又有“预算”和“实行”两竖行。他说为忙人很有用处，然而他有一年多没有用了！（1924年7月8日）
此外，日记中对梁启超也多有记载。梁启超在清华“长期讲演中国旧有的文化等题目”[13]，常指导张彭春读书，将“颜李学说”推荐给张彭春[14]。张彭春向任公学习写字[15]，“谈词曲”，与梁启超的交往成为他“在清华可以长进的机会”（1925年6月25日）之一。张彭春在读完梁氏所作《陶渊明》后，评价道：
任公是Lyricist（按，抒情诗人），他所写的东西，无论是文、史、记游，都是他个人情感同思想的自传。他口里赞扬客观的科学方法，然而实行起来，他是主观以外无材料。情感，思想都很灵敏，记忆又丰富，所以他一生的著作同行为，都是他浪漫的人格的反动。能这样包括万有，实在是过渡时代莫好的代表人物……志摩说梁是Journalist par excellence（按，卓越报人）。他这话是他自己不是，我不知道。我看梁的投机方面是新闻家，他的情感实有诗人的丰富，可惜，'概念力’（Conceptual power）不甚发达。他的主意时长〔常〕变更，亦是因为这个缘故。（1923年12月25日）
三、日记所见张彭春的戏剧改革思想
为什么不能维持一处新剧场？皮黄戏很有几处——北京名角近来也常来，并且票价也很高。
新剧剧本有多少是一般人喜欢看的？这不能完全怨观众。演员在那里？布景、光、化装，有谁有过研究？所谓新剧是什么剧？是完全西方式的剧吗？
下月十八，北京Institute offine Arts（按，北京美术专门学校）约我讲演，题为：Technique And Traditionsof the Chinese Theatre。中国戏还是皮黄戏（昆曲在内），国内国外都是如此认。
连日本学西方的东西，被西方人还看为幼稚。我们的这一点新剧的知识简直不值一笑！
我们的旧戏可以现代化吗？中国戏已有至少八百多年的存在与变化。我们是（一）追随西方，或（二）改进旧戏现代化，或（三）双方并进？
旧戏已经改了不少了——在近二十多年内。（1928年11月25日）
我自己感觉的需要是研究旧剧的特点。从旧剧中得到新剧的出发点。旧剧本和演习法都可指示新中国的（不纯本西方的）戏剧如何产出。（1925年6月14日）
戏曲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流传的剧本繁多，做工、说白、唱腔、武打等表演方面的实践和理论都很丰富。不过，“五四”之后，戏曲被视作新文化之外的糟粕，从艺术形式到思想内涵都被否定。例如胡适就将脸谱、台步、唱工、锣鼓等看作是旧时代的“遗形物”，认为“这种'遗形物’不扫除干净，中国戏剧永远没有完全革新的希望，取而代之以“西洋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20]。张彭春则认为，“旧剧本”和“演习法”可以“指示”西方新剧传入后如何进行本土化改造。这种观念与《新青年》为代表的批判旧剧一派完全不同，亦早于余上沅等提倡的“国剧运动”。
以“演习法”为例，张彭春参考了介绍京剧艺术特点和身段、武打、舞蹈技艺的《梨园佳话》一书，并由此想到话剧演员训练的重要性：
看《梨园佳话》。以先演员的第一条件是能唱。做工、说白、技艺，也是应备的技能。
话剧演员的第一条件应当是能读——每个字、每句话、每段话，都应当有它自己的腔调。我们寻常对于说话太不注意，有了话剧的“读法”而后，我们的说话才可以有标准。剧本方面必须造作一字不能改换的对话来，而后演员才有值得用力、值得研究的字句读。
英、法、德的演员都有“诗剧”作练习“读法”的材料。我们现有的所谓新剧本，对于字句上太没有注意，特别在音节方面，新诗人还没有出现。（1928年11月26日）
唱、念、做、打均是戏曲演员的基本功。与戏曲之“唱”相对应，话剧的“读”则是演员应具备的第一条件。演员基本功的训练，是新剧得以发展的基础。比之欧洲用“诗剧”来训练演员台词功底的方法，在白话文运动之后，中国也迫切需要可作诗剧的新作者。当时的文明戏演出多是“幕表戏”——只靠一纸提纲，而无固定剧本。张彭春认为，剧本乃演出之本，不仅要有确定的剧本，而且剧本对话还要符合剧中人物“声口”。剧本字句应达到有其独特“腔调”，以一字不能更换为最高悬的，才有训练与研究的价值。
中国戏有没有将来？
以往社会心理对于它如何？
将来又如何？
真想改进中国戏应取如何步骤？
以前什么是大家共认为戏的美？
美的标准近来向哪方改变？（1925年12月22日）
研究纲目中已涉及旧戏改良、传统审美、戏剧接受等问题。张彭春设想，在文献、案头研究之外，应重视活的材料、舞台的经验，可以从“现在还唱戏的人的经验里得到材料”（1925年12月22日），即将现代研究中田野调查、口述史等方法，运用到戏曲史研究中。直到1928年，张彭春主要精力已放在话剧的编排和导演上，仍不忘“研究皮黄近来的变迁”，主要目的便是借鉴皮黄的演出经验和训练方式，为新剧所用。张彭春认为：
如何可以使一般人喜欢看新剧？——那是戏剧前途的大问题。
旧剧的戏子真要有训练、有技能。什么是新剧演作者的特殊技能？是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得到的吗？一般人看轻新剧，因为无论什么人都能上台演作，——并且还不用排演。必须提高演作的技术，不如此，新剧在社会上不能有普遍的崇信。
皮黄不是一时可以消灭的。戏剧的趋势在那一方？搜集近二十年中国新剧著作与翻译。研究皮黄近来的变迁。（1928年11月21日）
在“五四”反对旧戏的巨大声浪中，张彭春主张重视传统戏曲功底，为新剧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种融汇中西的通达文艺思想显得难能可贵。尤其是在梅兰芳访美、访苏演出两次代表性事件中，张彭春作为总导演，对如何阐释梅兰芳艺术之美，对中国戏曲表演体系如何被西方接受乃至传扬，起到重要作用。张彭春戏剧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尚有待进一步挖掘。
四、日记所见清华教育改革史料
张彭春早年先后任职于南开中学、清华学校（后改制为大学）、南开大学，是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亲历者。他的教育理念、改革实践以及内心生活、思想演变，所折射的不仅仅是张氏个人经历，也是五四之后的时代缩影。因此，《日记》中留下了从源头上解读张彭春教育思想和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鲜活材料。
留学归国之初，张彭春回到南开中学任教。1923年，南开“校父”、张伯苓的老师严修向清华学校推荐张彭春。张彭春认为，外交部管理下的清华在教育理念上较混乱，治校政策亟待改革。因此，张彭春赴京与校长曹云祥接洽，讨论清华教育改革事宜，提出自己的想法如下：
（一）学校与派留美国分清为两项事业；款项也应在预算内作两种算法。下五年内派留学欠款应由五年后留学款项出，不应干涉学校进行。
（二）学校变大校〔学〕，课程纯依中国情形规定，不为预备出洋所影响。大学由秋季入学班起首计划，这班在够大学入学程度时即为大学一年生，同时再招男女生若干名，直接入大学。毕业时都不能全数出洋。
（三）派留学应公开考试，清华大学毕业生与他大学毕业生有同等报名投考的权利。现在校生都应一律送美，从本年秋学生起，入学时写清志愿时标明不出洋。
乙、关于进行手续：
（一）以上三项方针须得董事部通过，外交部认可。
（二）曹写信给改进社董事部，请得张某为清华教务主任，然同时不碍中等教育研究事，并就职后，仍依旧进行改进社对于中等教育研究的计划。
丙、关于旅费、薪金等：
（一）清华应建议改进社任旅费，这是大方办法。
（二）薪金增加，由这里递还欠南开款。（1923年4月9日）
清华学校旧制相当于高中，学生毕业后即赴美国读大学。张彭春提出，清华学校想要有进一步的发展，则必须改变留美预备学校的属性。他主张：第一，使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渐渐转向独立招生、独立办学的新式大学。第二，实行外交部管理下的董事会自制方针，保障学校发展的自主权。第三，自己担任教务主任的同时，希望继续兼理“中华教育改进社”事务，继续探索中学教育。
校方同意了张彭春的三点要求，聘请其于1923年7月起担任清华教务长一职。详细摸查学校情况后，张彭春开始实施改革大学部的计划。首先是改定课程，并拟定“课程委员会”。张彭春聘任的顾问教员有：梁启超、胡适之、张君劢、赵元任、徐志摩、陶孟和、叶企孙、刘崇鋐等。其中，徐志摩、张君劢、陶孟和均为张彭春挚友；胡适、赵元任为留美预备学校同期学生；梁启超与张彭春也颇多交往，当年在清华开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要》课程。张彭春前去听课学习，感佩梁任公授课“材料真丰富”，“这才算是学者”（1923年7月24日），并对课程改革充满信心。与课程改革相配套的，是增加学校中国学者和中文课程[21]。张彭春在任期间，清华的中国教员由1924年初的33人，变成75人，人数几乎翻了一倍。
其次是制度改革。张彭春主张变革清华学校为大学。考虑到原有留美预备生学制问题，他将高中改为三年，并区分改革后的大学部学生为新制生，留美预备部学生为旧制生：原本旧制学生第四年改为大学一年级，读完后仍可选择出洋留学；1924年停止招生一年，向大学过渡，其后入学为新制生。张氏对新制大学的改革措施尤其可圈可点，大学部课程分为“普通科”和“专门科”两个阶段。普通科学生入学时不分专业，先接受基础课程教育，学制为2-3年。专门科课程分三类：其一，文理类；其二，应用社会科学类，如教育、商业、法政及新闻业等；其三，应用自然科学类，如农业、工程等。普通科学生需通过入学考试，而后升入本校专门科学习。同时，张氏力主改变清华学生忽视中文学科的积习，这一点，从清华图书馆的中文书籍藏书量和出借率[22]的增加可以证实。
第三，清华国学院的成立，也是张彭春担任教务长期间的一项重要贡献。在清华成立大学部的同时，学校机构变更为研究院、大学部专门科、普通科三者并立，分别以吴宓为国学研究院主任，庄泽宣任大学部专门科主任，张彭春为普通科主任[23]。
请吴宓出任国学院主任，正是张彭春的提议。他曾在日记表露过吴宓“陕人，性朴厚，要多依委”（1926年2月7日），可谓慧眼识才；并非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张反对吴所提研究院发展计划”[24]。张彭春日记中有言：
同吴宓谈，我作行政有两不宜。
（一）没有天生办事才。
（二）没有专门学术的成绩。
若天生喜办事，或已有一种学术的专长，再作行政，于事于人都可便利些。
这是实话，不是过谦。（1926年2月7日）
改造清华的思想大半出于我。因为文字不便都让别人用为己有去了。所谓研究院专门科草案都是我拟的。现在用我意思的人，一点也不承认谁是产生他们的！人情如此，已是可气。再不用文字发表出来，那就要被气闷死！（1925年10月7日）
我觉出南开学生先生太沉闷、不灵活。最少的是诗歌！课内课外对于感情陶冶的动作太少啦。……很可以提倡诗歌的风尚，给天津造一个新风气。
我们再看看新课程里对于诗歌美感的材料，也是太不注意了。特别中学是造英雄的时期，也是崇拜英雄的时期，英雄离开了诗歌哪能造的成功？“燕赵多慷慨悲歌”，这样的歌不知道都到哪里去了。
大可作的是选择些中文的诗、英文的诗，适于中学生的，让他们得着诗的兴味，一点一点的能作的也就有了。南开已竟办了近廿年。而对于母校的感情，学校生活的乐趣，没有产出一首诗，真奇事！有诗兴的一定不少，不过没给他们一个发展的机会。（1923年3月8日）
美育教学的目标之一是达到“一人一艺”的程度，使学生系统掌握如诗歌、音乐、绘画、戏曲等艺术门类中的一种。艺术之外，还要培养学生科学的精神和合作的意识。张彭春认为，“中学是造英雄的时期”，因此教学新课程的设置与社会新风气息息相关。他特别提出文化课之外中学生所必需的三种训练：
（一）团体训练——合作精神
（二）科学训练——思想条理
（三）艺术训练——性情陶冶（1929年4月22日）
《日记》中关于“中学训育”、“大学课程”之思考不胜枚举，贯穿了张彭春在清华、南开从事教育工作的整个阶段。
五、结语
由于种种原因，今人对张彭春的了解并不算多。稿本日记的发现，为人们进一步了解其“真容”提供了可能。其日记，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展示了作为“清华教务长”的张彭春与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联系，提供了他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先行者”[27]在话剧史发展历程中的亲笔记录，以及与文坛多位名人的交往故实。不惟如此，日记还澄清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模糊乃至错讹的认知，为新月社成立及活动、清华大学改革等文化史、教育史事件之研究提供新的一手资料，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当然，日记文献本身的真实性，并不意味着所述事件的完全真实。例如民国人物蒋介石、胡适等，在撰写日记时有所顾忌，记事有意显隐。不过，从张彭春日记的情况来看，他并非为发表而写作，日记中没有太多掩饰，文风自由不受拘束。因而比起回忆录或口述史等文献，张彭春日记中的材料即时性更强、可信度较高，记忆误差相对较小。张彭春每月重读、定期总结，日记在其生活中承担着记事抒情、读书笔记、思考自省等多种作用。他在重读日记时所作的增删修改，使其思想、情感、个性的变化有迹可循，也颇值得玩味。
日记文献本身的真实性，并不意味着所述事件的完全真实。既然是私家日记，难免因为作者性格、处境、行文习惯等因素，或是主观偏见而造成叙述偏差和不完整，甚至还有造谣、传闻等情况羼杂。因此，我们也不能高估日记作为史料的可信度。张彭春日记提供了不少从未见诸报端的私家记载，以及一些文人不愿公开的隐晦信息。在阅读与研究中，理应保持审慎态度，将张彭春日记与同一时期的《清华周刊》《南大周刊》《胡适日记》《吴宓日记》《梅兰芳游美日记》等等互相参证，借以分辨不同叙述主体的避忌、侧重，甚至是篡改的情况。张彭春常处在人事纷争中，对其日记史料的利用，还应注意张氏不同阶段的态度和说法的变化。比如对校长曹云祥、兄长张伯苓、对同学吴宓、胡适等，其态度均发生过多次波动甚至逆转。这种转变，也是钩稽张彭春不同时期思想变化与相关事实的基础。因此，对于具体的日记文献，研究者应持客观公允的态度，作细致甄别和考辩，不被作者强烈的情感裹挟，不为研究对象溢美隐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ZDA259）成果。
[1]日记作者称张伯苓为“兄长”，则作者应为张氏族人。先后在清华、南开任教。与梁启超、徐志摩、林徽因、胡适、丁西林、梅贻琦等等民国名流皆有密切往来，此中多位是新月社的成员。则“清华某教师”无疑是张伯苓胞弟、新月社成员、曾任清华教务长的张彭春。
[2]罗志田：《日记中的民初思想、学术与政治——20世纪20年代一位学人的观察》，《东方文化》2003年第2期，第24-30页。
[3]据著录，“书以四种稿纸写就，1923年1月30日至3月13日、3月14日至5月19日两册以版心下印有'商务印书馆’的'记事珠’书写，为八行绿格笺纸；1923年6月26日至7月28日、7月30日至8月23日两册以版心上印'南开学校日记’、下印'售品公司’的九行红格笺纸书写；1923年8月26日至1924年2月29日五册以版心下印'清华学堂’的八行绿格稿纸书写；1925年2月19日至12月31日九册以版心下印'清华学校’的八行绿格稿纸书写”（沈津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第二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12页）。
[4]黄佐临：《张彭春教授——北方话剧运动的奠基人》，《艺术百家》1990年第2期，第94页。
[5]笔者已将南京图书馆所藏张彭春日记42册，连同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稿本《日程草案》18册合并，重新标点整理，编制人名索引，并编纂年表，以期为张彭春日记提供一个可靠、便于检索利用的文本。
[6]本文所引张彭春日记内容，均出自上述两种稿本，以下仅随文标注日期。
[7]张凤举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发表《鲁迅先生》，是早期研究鲁讯的重要评论文章；徐祖正时任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和张凤举同时被周作人推荐进入北大，曾与周氏兄弟二人交好，联系颇为紧密。但周作人于1923年7月19日已亲自将绝交信递给鲁迅，标志着兄弟二人的反目，并不太可能与鲁迅同时出现在1923年11月这次聚餐会上。同时被邀请的，还包括后来与鲁迅交恶的陈通伯（即陈西滢）。1924年，陈西滢与徐志摩等创办《现代评论》杂志，主编《闲话》专栏，与鲁迅爆发多次笔战，二人结怨。鲁迅及其友朋，与陈西滢及徐志摩等人分道扬镳，此是后话。
[8]据张彭春1924年4月4日日记：“昨天晨报聚餐会的广告没登出来。我请客是作地主的意思。客人来就来，不来也无妨。”
[9]徐志摩也曾提醒新月社诸君，结社绝非只为了娱乐：“有一个要得的俱乐部，有舒服的沙发趟，有相当不错的书报看，也就不坏；但这躺沙发决不是我们结社的宗旨，吃好菜也不是我们的目的。”（徐志摩：《给新月》，1925年3月14日，《徐志摩书信新编》，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7年，第406页）
[10]《〈剧刊〉始业》，原载1926年6月17日《晨报副刊·剧刊》第1期；收入徐志摩著，顾永棣编：《徐志摩全集》（评论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3页。
[11]参见拙文《探索与纠偏：新月社排演〈齐德拉〉的戏剧史意义》，《戏剧艺术》2020年第4期，第62-73页。
[12]胡适著、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台湾联经出版社，2004年，第351页。
[13]《与金校长谈话》，《清华周刊》第195 期，1920 年10 月22 日。
[14]张彭春在日记中称，“颜李”是“北方之杰者”，“我可以与他们有性情相近的地方”。而“任公是介绍颜李给我的恩人；他还相信戴东原的哲学很受过颜学的影响。我有志愿将来来到博野等地方，去考察颜李为学的环境。适之也说，颜派的教育学很待人整理”（1925年6月25日）。
[15]分别见于1924年9月10日、1925年3月8日、1925年3月18日、1925年12月9日日记。
[16]田本相：《中国现代话剧的先行者张彭春》，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主编：《中国话剧先行者——张伯苓张彭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17]胡适著，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第47页。
[18]曹禺在1936年撰写的《雷雨》自序中，特别写道：“我将这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雷雨自序》手稿，国家典籍博物馆“名家手稿展”展出，巴金先生捐赠）。
[19]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1899-1949》，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20]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
[21]详参张彭春：《应重视国文教学及其革新》，《清华周刊》第320期，1924年9月6日。
[22]详参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17、118、185页等。
[23]1925年5月2日日记。
[24]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第284页。
[25] 1924年12月10日日记：“看《胡适文存》二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真有条理、有材料。我是毫无学问的！如果适之身体好，请他来作教务长也是很妙解决法，也是全国的幸。本星期六进城同适之谈。”
[26]张彭春：《什么是现代化》，重庆南开《公能报》，1946年11月。
[27]田本相：《中国现代话剧的先行者张彭春》，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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