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这两位书法家，都与日本有关系，晚境一个流芳一个凄惨

清末民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科举考试制度刚刚被“击碎”，但“旧式学人”的文化基础和影响仍然根深蒂固。无论是做学问还是搞艺术，都与“旧式文化”息息相关。

比如“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杨守敬，就是一个文化多面手，说得上是多方面的“杂家”，书法艺术领域，既是书法理论家，也是闻名遐迩的书法家，两方面的成就都很高；政治人物郑孝胥，既是诗人，也是当时名噪一时的书法家，在那时的“润格”也已经高得离谱。

均好学问，写得一手好书法

杨守敬（1839—-1915），湖北宜都人，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清末民初金石学家、地理学家，藏书家，书法家。

他认为，学书法要“求变”，意思是要写出自己的面目。在当时“尚碑”的年代，他是一个碑、帖都重视的书论家和书法家，所以在他的笔下，既有厚重的“碑味”，兼具“帖法”。

常常听老辈书法家说，学书法有“三要”，一要天分，二要博见，三要多写。杨守敬在肯定前人三要的同时，又认为要增加“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二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

郑孝胥（1860－1938），福建省闽侯人。书法得力于北碑，苍劲朴茂；诗歌为诗坛“同光体”倡导者之一，是中国近代书法家、诗人。1932年任 伪满洲国 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

沙孟海先生专门对郑孝胥的书法有过研究，他说：

“可以矫正 赵之谦 的飘泛， 陶浚宣 的板滞和 李瑞清 的颤笔的弊端的，只有郑孝胥了。他的作品，有精悍之色，又松秀之趣，活象他的诗，于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

沙老把郑孝胥的书法和诗歌一同点评，评价不可谓不高。

东渡日本，为赴日外交官

1880年，41岁那年，杨守敬出使日本，是日本公使 何如璋 的随员，后来何调任回国，杨受到举荐，继续担任新任公 黎庶昌的随员，负责有关文化事务。

杨守敬搜集国内散佚的书籍，带去汉、魏、 六朝 、隋、唐碑帖13000余册，这是一个庞大的数量。在这期间，他致力于北碑书法的传授，为文化交流作出了特殊贡献。

他与日本的汉学家、书法家讨论如何从碑版中汲取营养，使一直以来沉闷的日本书坛，刮起了“杨守敬旋风”。 因此，他的书法在日本影响很大，完全可以说，是开了日本现代书法的先河。

1891年，31岁的郑孝胥东渡日本，担任清政府驻日使馆书记官。第二年升任日驻领事，调任神户、大阪总领事。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回到国内。在日本书法的推动上，郑孝胥倒未见有像样的书法文化交流的有关记载。

遗老自居，一度以书法为生

辛亥革命以后，郑孝胥以前清遗老自居，在上海买房，称“海藏楼”，并与一帮自称“遗老”的文化名人吟诗作赋，书画交流。当时，很多“遗老”生活甚为清苦，但郑孝胥却活得“活色生香”。在上海，光给别人写字就“年入二万金”，在当时是高薪中的高薪了。这样的生活10年有余，直到1923年奉溥仪之命赶赴北京，次年受任总理 内务府 大臣。

右一为郑孝胥书作

杨守敬也是当时为数不多靠书法“赚钱”的书家之一。他与郑孝胥“卖字”的方式不一样，郑孝胥的书法是单价很高，只要他自己开价，别人基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杨守敬不一样，他“卖字”基本是“摆地摊”式的，五元十元都卖。当时有些日本人就以“白菜价”买了去，然后奇货可居，回到日本，立马就能卖出几百倍的高价钱。

立场不同，历史评价迥异

对于杨守敬，1914年（民国三年）的袁世凯对杨守敬十分看重，想聘请他做“国府顾问”，但杨守敬以年事已高、不求闻达等理由婉言谢绝。即使如此，1915年杨守敬在北京去世时，还是获得了袁世凯的“策令”：

“参政院参政杨守敬，学术湛深，著述宏富，硕德耆献，海内知名。其生平事实，著宣付国史馆立传，以彰宿学。”

这是当时“政府”高规格的“盖棺定论”了。不日，政府又专门派车送灵柩回到宜都老家安葬。

2000年，湖北宜昌市政府将“杨守敬故居”，列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政府还特地推荐此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杨守敬像

郑孝胥晚境却十分凄凉。1931年9·18事变后，他一步步走向深渊：负责起草伪满洲国国歌与建国宣言；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后，担任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还与日本关东军代表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郑孝胥因为汉奸身份，弄得众叛亲离，并于1935年因反对日本打压满洲国而失势；1938年在长春去世，传言是被日本某势力毒杀。遭遇和经历实在令人唏嘘。

但话说回来，对于历史人物，我们也可以并应该本着不用“因人废书”的观念，用历史和客观的心态去欣赏郑孝胥书法作品的魅力，就可以发现，笔走龙蛇里，仍然有传统书法里不可多见的霸气和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