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治水圩田
沈建东
苏州地处江南腹地，地势较低，水网密布，是古代农耕以水稻生产为主的典型区域之一，又尽得山川河湖之利，渔文化自古发达，更是和古人所载“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相印证。自隋唐以来为历朝赋税重地，天下粮仓，唐朝时候江南已是“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农业经济十分发达，隋唐以后江南成了中央政府的粮仓，北宋范仲淹《上吕相公并呈中丞谘目》说：“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庾也。”
因自古地势比较低，要想水稻小麦获得丰收，第一先要解决治水问题，民国《吴县志》卷第四十二云：冯景亭有言，“食为民天，有食斯有民。水为谷母，治田先治水，乡先哲之急先务。”又云“熙宁元年六月，有诏兴修水利。二年十二月颁农田水利约束，三年昆山人郏亶具书与图言，苏州水利六失六得，其言曰‘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无过于苏州’”。因关乎国计民生，苏州府的吴县、长洲县的主管官员，历代都以治水为大计，如明《长洲县志》卷二说：国朝军“国大计，半在江南，苟不修水利，则田赋不登，田赋不登，则国用是匮，所当亟为请求以开利源者，莫先于水也……宋转运使王纯臣令吴民作田塍御水，司农丞郏亶亦云‘治水以治田为本，其说多可采行。今乡中耆老皆言三十年前民间食足事简，岁时得因其余力营治圩岸，故田以完固’……诚使尽力圩塍，牢为筑治，则岸塍高田自固，虽有水潦，岂能为灾？”
考之历史可知，圩田发于三国之际，宋代发展迅速，全盛于明清，治水圩田，是江南地区独特的农田开发方式，水治田圩则丰收有望。何谓圩田？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在《诚斋集》卷三十二《圩丁词十解·序》中说得很全面：“江东水乡，堤河两涯而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反在水下，沿堤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杨万里对圩田的解释是确切的。至五代时期，吴越国在所辖江南地域治水治田，发明和完善了“塘浦制”，七里十里一横塘，五里七里一纵浦，塘浦纵横交错，横塘纵浦之间筑堤作圩，使水行于圩外，田成于圩内，形成棋盘式的塘浦圩田系统。在圩田的管理上官圩设圩官，私圩设圩长，两年修理圩堤一次，《诚斋集》卷三十二《圩丁词十解·序》记载颇详：“年年圩长集圩丁，不要招呼自要行。万杵一鸣千畚土，大呼高唱总齐声。“”儿郎辛苦莫呼天，一日修圩一岁眠。”这一切都为稻田水稻种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至宋代又出现了联圩的新围垦方式，并在堤岸种柳护堤，杨万里《诚斋集·圩田》诗云：古来圩岸护“堤防，岸岸行行种绿杨。”智慧而辛苦的劳动，使得江南一带出现了呈现出“畦畎相望”“阡陌如秀”（《陈书·宣帝纪》）的景象。宋赵霖《上平江水利策》也说：“天下之地，膏腴莫美于水田，利倍莫盛于平江，缘平江水田以低为胜。”
苏州圩田的修造与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有关。西晋永嘉之乱、唐中后期的安史之乱、宋金之际的靖康之乱，北人大量南迁，一方面带来大量劳动力和中原文化，同时也导致江南地区人口骤增，耕地严重不足。在已是“野无闲田，桑无隙地”的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把不宜开垦的山地、湖滩都充分利用起来，并开始大规模围湖造田，圩田便大量修造起来。据元代农学家王祯在《农书》卷三灌溉篇所赞：“据水筑为堤岸，复叠外护，或高至数丈，或曲直不等，长至弥望。每遇霖潦，以捍水势，内有沟渎，以通灌溉，其田亦不下千顷，此又水田之善者。”圩田之利大焉，他在《农书》卷十一田制篇中说：“虽有水旱可就御，凡一熟之余，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赡及邻郡，实近古之上法，将来之永利，富国富民，无越于此。”圩田稳产高产，成为历代江南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据民国《相城小志》记载，当时相城镇（民国改称湘城镇）有138个圩的名字和所辖村落，可见圩田的发达。
当然，古人也已经看到了圩田给环境生态造成的危害，特别是对水生动植物有影响，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指出：“贫窭细民，频失采取莲荷蒲藕、菱芡、龟鳖虾蚬蚌螺之类，不能糊口营生。”但《禹贡》里被列为“厥田下下”的地方终究因修造圩田而成为人人羡慕的鱼米之乡，圩田之利对于历史政治，特别是农耕文明以粮为纲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百姓生计贡献巨大，不可抹杀。
又据明《长洲县志》卷二所载，当时田亩有等级，按此收粮收税，其中专门提到了“圩田”，而“元之田，则有围长洲县一千七百八十八围，延祐四年行经理之法，悉以上中下三等八则计亩起科。”各朝圩田也分官田、民田、学田等收粮收税，皆有变动。至此后沿其圩田之法，冬天修圩，春夏则田可种也。直到清末至民国年间，堤岸圩田逐年颓坏，乏人问津，终至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