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沉寂的沉思
沉寂的沉思
企业管理学曾经红火了很多年，却又在新的世纪戛然而止。
惊回首，猛然发现企业管理在世纪之交的式微十分蹊跷，企业文化在近年来的沉寂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当经营形式严峻时，有些企业在管理上无所作为；当经营形势利好时，他们却居然立即梦游，陷入沉寂。
从逻辑上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应该最为靠近现代企业文化的内核，殊不知在特定的现实中有时却截然相反。反倒是一些民营企业，完全承担了国企应该承担的职责。
企业管理热与企业文化热在上个世纪末曾经风靡一时，当人们在迷蒙中自嘲把企业管理的所有未知都指向企业文化时，殊不知已经触到了企业管理奥秘的脉络：健康社会发展方式的具象表现与修为。
很可惜，随着制约者的解体，此时探求者大多转身而走，于是离奇的沉寂不期而至，有时令人感觉全世界竟然就像是不约而同。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一个十分诡异的现象，隐约昭示出人类的本真困境。
沉寂的沉思随之而来。
一
企业文化的沉寂可能来源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嬗变。
当虚拟资本主义时代伴着世纪末的种种不安一路走来时，全世界都一度认为这是发达国家的先进和优势所在，谁知道他们在优势中剑走偏锋，打起了不劳而获的歪心思，以金融投机为主要特征的所谓“金融服务创新”，折腾了不过二十年就爆发了危机，西方在改变财富创造方式的同时也在不断阉割着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他们的一些职业经理人异化于价值取向的迷失，在一面运用高智商钻法律空子的同时，也终结了西方赖以强盛的经理人制度；他们在一手拿到巨额奖金的同时，也同时搞垮了一些西方的百年老店。他们在把握产业链高端的同时，也端掉了自己国内一些蓝领阶层的饭碗。那些在新世纪出现的“聪明人”正是摧毁某种秩序的“特洛伊木马”。
裂隙既然已经出现，西方现在不断出手的招数，无非就是转嫁危机，无非就是挟着单极世界的格局，打完了这个打那个，无非就是用各种方式维持金融霸权，继续侵蚀别人的利益。西方这个改变资本运营方式的抉择，正是导致企业文化建设沉寂的世界性氛围格局。
多极世界的形成已成定局，单极世界的格局不过是历史在瞬间的眨眼一忽闪。
“金融创新”将与殖民掠夺等概念一起走进一个不光彩的历史角落。
几乎在西方折腾“金融创新”初始的同时，出身于政治学学者的德鲁克先生以其先见之明，看出了政府管理的弊端，把社会发展的出路寄希望于非营利组织，揭示了善与恶的对垒，指明了企业文化的最终走向。
德鲁克先生不仅是一个管理学大师，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个真正的预言大师。
二
沉寂现象当然是沉寂本质的外在表现。
企业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发展方向的选择，是价值导向的风向标。
沉寂的内核丰富多彩，指向各异。
或者是默默耕耘于过程的沉寂，那是值得期待的企业生存的演进过程。
或者是哑然于企业文化就是价值选择的沉思无语，也许踌躇也是抉择过程的悟道。
或者是跨越式发展中一时的无暇它顾。
这些或者都可以理解。
可怕的是误以为可以不去理会企业文化建设，不去理会价值选择，可以直走捷径而问鼎企业经营管理的大厦高端。
可怕的是某些沉寂者出于利害的取舍，有意把企业文化边缘化，从而导致自我沉寂。
可怕的是企业文化被边缘化后的企业管理价值链的一并消失，那相当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那将使所有的企业行为都自然丧失了本应具有的现实意义，那将使所有的企业行为都不过是自主或不自主地瞎折腾一番而已。
折腾与沉寂正是同一文化本体表现的两个侧面。
拒绝价值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鲜明的价值选择。
迄今为止，在各种所有制的框架中都产生过品牌，也都产生过败家子。无论何种企业形式，只有三权真正执法与遴选真正的企业家是永恒的命题与出路。
三
在企业文化沉寂的背后，是某些体制内权力与某些国有企业新贵无比缠绵的地下恋情——不断花样翻新的权钱交易。当世界经济形势只有这边独好时，某些国企并没有乘势作为，而是悄悄地偷梁换柱，在傻子也能赚钱的企业日常运转中，越来越肆无忌惮地闷头经营自己的小利益集团。
当监管异化，当价值底线被突破，国企中的小利益集团早已经应运而生，当权与钱走到一起时，他们甚至已经不再害怕走到台前亮相——小兄弟们挺齐心，尔等又其奈予何？
权钱交易的结果是小利益集团的生成与麇集。
权钱交易的结果是成本的深度屏蔽与营销的高度异己。或迟或早，这一对寄生于斯的孪生同伙将牵手把养肥了他们的国企推向深渊。
权钱交易的过程只需要利害的算计，以及囚徒困境的选择，算计与选择的形式表现常态正是温水煮青蛙式的沉寂。
权钱交易是所谓“拉美陷阱”的主要特征，官商勾结的结果是瓦解市场，瓦解资源配置，瓦解效率，瓦解健康的发展模式。
“拉美陷阱”已经瘫痪在那里半个多世纪，至今无解，这个教训足够深刻。
企业文化沉寂的背后是企业发展战略与企业管理创新的同时沉寂，企业辛苦运作后的结果，其实只剩下了拾人牙慧，以及为了掩饰营私如何在账面上刻意做假。
从“共和国长子”的说法，到成为“最危险的腐败麇集地”，以及“团团伙伙”、“利益输送”、“明火执仗围剿国有资产”等等，从权威媒体的这样一些表述来看，其前后转变也不过半年时间。
如果“长子”不幸为“逆子”，对家庭影响尤其巨大。
如果“长子”有幸为“孝子，则有益于忠厚的传承。
四
国有企业的考核标的绝对不只是利润指标。
工业化时代与后工业化时代共同揭示了一个企业核心竞争力建设的自然律：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品牌——品牌的文化内涵——产业链的高端价值环节——核心竞争力——社会影响力——文明形态发展。
在这个正道自然律中，企业文化是源头，是不可或缺的源头。
不要企图作逾越，不要企图作鸵鸟，不要企图作掩耳，不要企图作南辕北辙，那将不会有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出路。
毫无疑问，科技为王，所有品牌都是对企业文化的顶礼。
掠夺式开采是早已作古的方式，事实早已说明，从那种浮躁中挣脱出来才有出路。
在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国际知名品牌的超额价值主要来自独有的文化内涵标的——所有相应的消费者都拒绝虚假。
企业文化在构成品牌的品像、品质、文化的三要素中最为持重。所以，国企经营成败的标志应该包括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同时发生的品牌保持，以及企业文化所孕育出来的品牌创造。
企业文化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中理应一马当先。
品牌保持与创造的成败是企业文化建设强弱的标志。
品牌创造者都已经立地成佛——他们是人世间的率先觉悟者与先行成功者。
如果认真追问国企在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品牌建设与社会责任等三个主要方面的作为指数，将有可能打破沉寂。
五
即使在透明度极高的当代，某些国际资本与某些国企小利益集团也常常会一拍即合，无论是多么偶然的邂逅，只要眉目所致，他们会立即手牵着手迅速坠入爱河，回复到人类原始性中存在的贪婪的欲海。
资本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几百年来，他们只不过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着不断“溢出”的方式，或钻营取巧，或刀兵相见，或一本正经，继续制造着导致贫富悬殊的社会动荡。它们只需要超额利润，只需要投机，只需要博弈，只需要钻空子让法律无话可说。
尽管国际资本的操盘者具有其在母国所养成的企业文化意识，但是当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时，教堂的圣歌只是虚无地飘渺在大洋的彼岸，头顶上又没有悬着那把达摩克利斯剑，人性中丑陋的一面就有可能迅速放大。而他们已经使用多年，并已经暗暗得了不少好处的双重标准则更加膨胀，既然有机会，何不走捷径？何不取巧？也许直接下手拿来比经营企业核心竞争力更合算？这也是企业文化沉寂的影响源头之一。
腐败曾经不用吹灰之力就摧毁了贪腐所及的各类管理，其伤亡之大惨不忍睹。
企业管理的主体走了，鬼就来了。
企业管理的主体来了，鬼就走了。
人性正在往前走，尽管很慢。原始性正在退去，尽管极其缓慢，尽管已经是几经踯躅徘徊。
企业文化是理性与人性共思进退的现代延续，是信仰追寻的现代延续。
六
某些国有企业文化的沉寂源于国企“新贵”与“临工”的两极分野。
“临工”所遭遇的同工不同酬，不免令人联想到“不平等”。
“新贵”所表现出的世袭症候群里，一贯具有以强凌弱的本性。
“临工”与“新贵”的特征与命运在经典经济学中早有定论。
正是国企“新贵”的收入飙升与“临工”的相对贫困化并驾齐轡，导致国企人力资源成本低的优势悄然消失，除了直接导致竞争能力的弱化之外，企业建立共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础也随之消失，企业文化的建设当然也只有悄然消失后的沉寂。此时国际资本则冷眼相看，一面假手企业“新贵”，从“临工”那里拿走超额利润，一面抹脸一沉，转而指责人权问题。
有一种说法是国企工资总额飙升能留住管理经营的人才，事实是目前某些国企飙升的工资总额既没有延揽到负责任的经营者，也没有惠及到一般员工和“临工”，充其量不过是国企中的小利益集团受惠，以及他们认为为了维护自己的小利益集团所必须的那一小部分人受惠。
由于人均资源的硬约束以及国企应有的社会职责，国企理应用物有所值的薪酬找到恪尽职守的管理者，只有称职的管理主导者才会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才会在急需企业管理发展的大地上走在前面，才会考虑大多数员工的利益和感受，才会忠实于国家建设的利益，从而获得企业文化建设的道义基础。
在当下，“新贵”与“临工”是两个触目惊心的概念。
七
企业文化的沉寂可能来源于国内价值取向的徘徊。在前后左右的顾盼中，在十字路口的四顾茫然中，源头既以紊乱，企业文化的沉寂则势在必然。原来企业文化的选择并非仅仅是企业的价值选择，而是社会价值取向的前程选择。
人世间从来没有缺失企业文化的企业，不是这种文化就是那种文化，不是这种选择就是那种选择，不是这种主导就是那种主导，沉寂现象本身就是一种旗帜鲜明的企业文化选择。
有时候勉强发出的宣言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沉寂，因为他们只会给真诚的实践者带来困扰。
沉寂无时无刻不在拷问企业以及企业监管者的良心。
沉寂不意味平静。
沉寂倒有可能带来关注。
沉寂更可能产生问责。
与企业文化的建设相表里，严刑峻法的建设亦正当其时。
但愿在任何时空都不乏担当者。
但愿在任何时空都不乏殉道者。
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角也可能正在呼之欲出。
八
企业文化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
宣称自己为“普世者”正被普世的变迁所裹挟。
不要问工业化后发者企业文化沉寂的后果，现实说明，即使是西方那些在成功的企业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百年老店，也会在本身的企业文化沉寂后归于沉寂，尽管他们可能是打着“创新”的旗号走向沉寂。异化无处不在，异化并不在意你曾经的辉煌，也并不在意你曾经属于哪一方。
“真善美”如同冰山上的雪莲。“假恶丑”如同原野上的蔓草。
如果人在人性中的正面与负面的挣扎被称为文化选择，那么选择不同决定文化主体的命运，这个规律已经在近现代被所有文明古国所演绎。
无须埋怨文化重构的负荷艰难，在工业化时代，正是企业文化肩负着为文化重构添砖加瓦的时代使命，近代以来，企业文化的源头之水从来都是主流文化的历史问诘者，只是前行者或有意或无意保持缄默而已。
前行者的经验说明，文化重构的主要渠道之一就是企业文化建设，这已为前行者前行的发展历程所证实。企业文化建设不能指望先有大环境的文化重构，再有企业文化建设；相反，企业文化建设正是大环境文化重构的主要源头之一。
企业文化建设的时光隧道很长，很独特，只有创造前行一条出路。
企业文化不是在沉寂中湮没，就是在沉寂中涅槃。
九
古典信仰已经随着工业化进程发生了剧烈动荡，人们一直在找寻新的安顿心灵的方式，却始终没有找到。世界在心灵没有依托的踉踉跄跄中吃尽了苦头，一直到今天，终于有人认识到信仰的不可或缺。
“末世说”也许是指剧烈的变异——世界果然在重新洗牌。
经过百年彷徨，百年纷争，百年尝试，神州终于归纳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道至名归。
没有人怀疑信仰重建的艰难与危机。
信仰缺失是近代以来东西方都共同面临的困境，无论是走进还是走出，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先进还是落后。
信仰与信仰者都只能与时俱进，否则很难走出困境。
信仰归位却肯定是企业文化建设的灵魂。
对于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来说，信仰是天，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耕耘，没有耕耘哪有收获。
尤其是在急剧演进的信息时代，企业文化建设其实是对自己生存方式的选择自觉，并最终演化为发展道路的创造自觉。
历史的机缘在世纪之交已经多次垂青于这片曾经多灾多难的土地。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文革之后在价值观选择上的硬着陆正在与各种偶发的理性思考所对话，以奥运火炬传递中的“四月青年现象”为契机，一个崭新的文化建设逻辑逐渐成形。近年来的反腐风暴已经开始扫荡社会阴霾，打虎拍蝇，循名责实。只要假以时日，以数千年厚重的文化资源为选择底蕴，无论是礼失求诸野，还是仍有士人担纲，只要有人坚决主张，有人躬耕践行，就一定能打破企业文化建设的沉寂，而由企业文化缔结而成的企业品牌，也将在打破企业文化沉寂的过程中破茧而出，真正迈出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坚实步伐，走出一条和谐发展共同富裕的新路。
沉寂是巨变的物极必反。
沉寂的沉思却只是蓦然之间的回首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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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在自在：老三届老海岛老兵老说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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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孟芹玲 孔秋莉 焦红玲
主编：石 瑛 赵春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