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够智慧：算法时代的伦理政治反思

2021年10月21日下午，由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联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科学技术哲学教研室共同举办的“博士生大讲堂（第二讲）”——“足够智慧：算法时代的伦理政治反思”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226室和线上会议室如期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科技哲学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段伟文研究员主讲。人大哲学院讲师滕菲主持了本次讲座，哲学院副教授王小伟担任评议人。聆听讲座的还有哲学院副教授、科学技术哲学教研室主任马建波、全校多个学院的百余名博士生以及线上参与讨论的师友及同行。

段伟文研究员主要从“作为技术化科学的数据与算法”“智能社会的发展及其问题”“数据驱动的智能监控资本主义”“数据凝视与软生命政治”“算法时代的伦理政治”等方面进行比较深入的讲解。

首先，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与世界的技术构造展现了极具异质性、目的性、视角性、能动性特征。技术化的科学强调物的能动性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关注相关利益群体的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以及技术设计过程中的脚本分析与驯化。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包括世界的数据化与算法的客观性、技术解决主义与技术障目镜、技术的价值与政治内嵌等。

作为技术化科学的数据和算法，在平台商业创新模式、智慧城市以及数据解析社会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在数据与算法驱动的平台商业创新中，平台超高效率带来的巨大回报是否真正地带来了更多、更快的市场创新？平台的高效率会借助行踪监测、人脸识别等智能监测手段，但往往会带来伦理法律风险，增加社会管理成本和环境成本，甚至造成更多更隐形的浪费。在智慧城市的建设和治理过程中，是由国家驱动、大型科技公司主导、还是市民参与和共治？随着数据驱动的智能解析社会的来临，数据成为描述、构造世界的多重方式，引导并调控着人的行为。无论是数字乌托邦还是数字敌托邦，都需要我们超越技术解决主义，寻找问题背后导致社会问题的复杂原因。

然后，主讲人分别以谷歌和亚马逊为例，揭示出数据驱动的智能监控资本主义的特征。谷歌通过用户行为数据推导、演绎出个体或团体的思维、感受、意图和兴趣并转化为预测结果。此过程如同单向镜，谷歌可以秘密获取行为数据，而用户却全然不知。在亚马逊的未来自动化项目中，增加了工人监视和工作节奏的机器，旨在将工人的活动纳入机器，使劳动过程合理化。工人代表机器行动和感知，成为机器的延伸。

在数据凝视的社会中，数据成为人的皮肤，其本身是无器官的人的身体。个人身份的表征经历了从档案到指标，再到数据（码）的变化，建构出一种软生命政治与智能时代的个体化。对人的可能性的管理范式也从无未来的过去转向开放的未来。同时，智能机器生成了一种非人格的权力，基于后验真理对人的行为进行“预测性干预”。

最后，主讲人分析了算法时代的伦理政治内涵，指出数据与算法存在缺乏透明度、偏见与歧视等伦理问题。作为世界的生成媒介的算法，它不仅仅是一系列有限的计算程序，也是表征世界的特殊方式，正在改变着人和事物被赋予可感知性并引起注意的过程。作为世界伦理政治基础的算法，与其说是违反了既定的社会规范，不如说是建立了新的好坏模式，新的正常与不正常的阈值，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行动。一个主要的伦理政治问题在于，算法承诺将政治困难变成可处理和可解决的。政治表达了世界的易变性和所有要求的不可解决性，而算法则表达了优化的结果和要求的可解决性，并将其简化为单一的输出。算法的功能类似于一个光圈——一个同时是狭窄的、封闭的和向场景开放的开口。处在算法时代，我们需要进行思辨性实践，在对抗性设计中保持与算法和技术的永久性缠斗。

随后，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滕菲博士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马建波、王小伟以及到场聆听讲座的博士生和线上听众先后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评议和提问，例如思辨性实践的具体展开问题、个体敏感性还是社会敏感性问题、人工智能的责任主体性问题以及技术哲学批判的路径问题等。主讲人对上述问题都进行了一一回应。整场讲座，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既有哲学理论的深度，又有反思现实强度，给听众带来了很大的收获。

供稿：彭家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