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值得记住的德鲁克的四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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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罗珉  西南财经大学企业管理所所长、教授、博导

• 来源：选编自博瑞森管理丛书之《德鲁克管理思想解读》，经博瑞森授权发布

德鲁克具有揭示组织及其管理问题本质的思维力和一个管理学家的历史责任感，同时有兴趣并有能力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发现关键命题，形成核心概念。这就是通过分析实践问题，发现其背后的东西来揭示组织及其管理的本质，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

发现“组织的社会”

德鲁克的一个伟大贡献是他发现了“组织的社会”(the societyof organizations)，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实体，而非个人构成的社会(Tarrant,1976)。[1]德鲁克在《管理的前沿》中曾经说过，“我对管理的兴趣，并非始于企业……，是从我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以及得出的结论开始的。”

他发现，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的社会”，其运行是在“组织实体”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个人”之间进行的，这就成了“组织是社会的一个器官”(corporation is aorgan of society)的命题。推而广之，现代社会是由各类组织机构组成的，是一个所谓的“机构型社会”。   组织机构是由“全体成员”共同构成的，而非由“各种生产资源要素”构成的；组织就是社会中的“一个社区”，组织成员就是社会公民，现代社会是一个所谓的“员工型社会”。

“所谓组织，其实是一种工具。通过它，个人及社会成员始终能做出其贡献，始终能够取得其成就。”因此，组织及其管理的职能就是：“将人的力量转化为生产力。”[2]组织作为一种社会实体而出现，可以说是西方世界近代社会史上的头等大事。

而所有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都围绕我们想从组织中获得什么，围绕着组织以及它所服务的社会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才能最好满足我们的愿望和需求。“这不仅在于‘政治家只有一条路可走，即运用政治、经济手段使自由企业经济制度(free-enterprise economic system)正常运转’”，而且在于“公民首先必须被企业雇用，才能成为真正的公民”，“大型企业必须实现社会的基本承诺和信仰……让社会成员的价值得到体现”。

这样，一个公民社会与一个组织的社会的价值链被打通了，公民社会与自由企业社会的坐标被决定性地打通了。

德鲁克第一次将对于一个自由社会的追求，放置在一个根本的市场组织基础上――“组织的社会”。但这个“组织的社会”，不是充斥国有农民、国有工人的国有工厂，而是一个自由企业社会成员。在这里，组织不仅能够在市场竞争中使自己能够运作和生存，也能使社会能够正常运作和生存，组织变成了社会的代表性机构，要满足社会基本的信仰和承诺。而“管理”作为并非听从天国教义的现实实践，为“组织的社会”的生存、发展和价值实现，提供前所未有的指导和服务。正如德鲁克在他的《管理的实践》一书中引用英国著名社会福利改革家罗尔·威廉·贝弗里奇爵士(Lord William Henry Beveridge, 1879-1963)[3]所说：“组织的宗旨就是使一群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The purpose of an organization is to enable common men todo uncommon things.)[4]

考察了“经理人的作用”

德鲁克的另一个伟大贡献是历史性地考察了经理人的作用。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德鲁克大胆宣布，经理人是“工业社会中独特的和领导性的群体。本世纪以来，几乎还没有任何一种新的基本力量、新的领导阶层能够像经理人一样迅速成长。

这一阶层一旦崛起，很快成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5]在德鲁克看来，经理人已经成为现代工业文明中的一个新的阶层，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和支配性的力量。德鲁克指出：“在任何事业中，经理人都是一种动态的、能带动组织生命活力的要素。”就像马克思发现工人阶级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主导力量一样，德鲁克强调：“只要西方文明本身还能够生存下去，那么经理人就始终是基本和支配性的力量。”

德鲁克认为，在组织化的社会中，使各个组织以经营活动为出发点，为社会、经济、社区和个人贡献力量，这是经理人肩负的责任。这就要求经理人了解“管理”这门学科，并要求他们真正懂得管理艺术。实际上，经理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驾驭组织，使之沿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因此，换言之，经理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取得经济绩效。在德鲁克看来，经理人的责任是带动整个组织发挥活力，“促使组织整体的绩效，大于各部分绩效加起来的总和”，而要产生这样的结果，惟有靠经理人“塑造出一种合乎道德原则的工作环境”。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经理人必须扮演道德教化者的角色。因此，经理人必须通过严格的考验，让他们心中的野心受到洗涤，使他们更加重视已经拥有的权力，从而成为以“正直性格”领导下属的经理人。与此同时，经理人还肩负着其他职责，包括提高工作的生产效率、帮助员工取得更大的成绩、为社会大众和个人提供高质量的生活保障等。

德鲁克指出：“经理人是企业中最昂贵的资源，而且也是折旧最快、最需要经常补充的一种资源。建立一支经理人队伍需要多年的时间和极大的投入，但彻底搞垮它可能不用费多大劲儿。在二十一世纪，经理人的人数必将不断增加；培养一位经理人所需的投资也必将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企业对其经理人的要求也将不断提高。企业的目标能否达到，取决于经理人管理的好坏，也取决于如何管理经理人。而且，企业对其员工的管理如何，对其工作的管理如何，主要也取决于经理人的管理及如何管理经理人。

企业员工的态度所反映的，首先是其管理层的态度。企业员工的态度，正是管理层的能力与结构的一面镜子。员工的工作是否有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被管理的方式。”

提出“知识工作者”概念

德鲁克一生中重要贡献之一是提出了“知识工者”(knowledge worker)这个概念，并系统论述了如何对他们进行管理的方法和原则。德鲁克(Drucker,1959)在1959年出版的《未来的里程碑：关于新的后现代世界的报告》一书中正式发明了“知识工作者”这个词，其含义是指“把自己从学校学到的知识而非体力或体能投入工作，从而得到工资的人。”

正如德鲁克所言，由于知识工作者的出现，“传统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工作将可以这样被划分：前者是如何正确地做事，后者则为如何做正确的事。”德鲁克着眼于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以广阔的视角极富洞察力地分析了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提出西方发达国家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后资本主义社会或知识社会，精辟地论述了伴随知识社会的到来而发生的知识管理革命。

德鲁克1988年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论文《新型组织的出现》(The coming of new organizations)显然是知识管理指南针式的开山之作。德鲁克指出，在经历了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命令——支配型组织之后，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将进入新的形态：由专家小组构成的知识型企业。在这样的企业中，管理层级将减少一半，管理人员将减少三分之二，工作将由跨部门的专家小组来完成，协调与控制将更多地依赖员工的自律意识。德鲁克认为，新型组织在决策过程、管理结构、工作方式上都将发生巨变，面临一系列新问题。德鲁克敏锐地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来自于其他知识型的组织或群体，如医院和交响乐队。

界定了CEO的职责

德鲁克留给我们的最后的、也是他最新管理思想，是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2004年5-6月号上的《怎样成为卓有成效的经理人》一文中谈到的CEO的职责。

在2004年10月1日，德鲁克在美国德鲁克档案馆举办的“智者对话”(Wiser Dialogue)上再次精辟地阐述了21世纪CEO的职责：“首先要说的是，CEO要承担责任，而不是‘权力’。你不能用工作所具有的权力来界定工作，而只能用你对这项工作所产生的结果来界定。CEO要对组织的使命和行动以及价值观和结果负责。最重要的就是结果。有鉴于此，CEO的工作因他们所服务的组织不同而有所不同。

CEO是将组织与外界连接在一起的人。组织内部只有成本，结果存在于组织的外部。这意味着CEO应当仔细思考在他们的组织内有什么信息，组织的外部又有什么信息，以及如何组织这些信息。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CEO这样做了。整合组织内外的信息是CEO未来的主要工作之一。

同样重要的是，只有CEO才能做的就是决定‘我们的事业是什么？我们的事业应当是什么？’更为困难的是决定‘我们的事业不应当是什么？’一旦做出了以上的决定，CEO才能决定什么结果对他所服务的组织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