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YO溃败，印度互联网留给中国的一地鸡毛

印度互联网神话OYO，在中国玩了三年泥巴后，几近溃败。

与今年突发的中印边境局势无关，作为首个印度向中国输出的互联网企业，OYO自2017年就进入中国后，经历了快速扩张、烧钱融资、裁员风波、高管震荡、加盟商联合维权等各种各样的负面消息。

可以说，入局中国三年以来，OYO除了饮鸩止渴般地为中国用户提供了短暂的超低价服务之外，没有给这片市场留下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反而因超低价的竞争手段，扰乱了本就岌岌可危的中小酒店市场体系，最终留下了员工、加盟商、高管，甚至是资本市场的一地鸡毛。

就在昨天，OYO酒店中国首席财务官李维正式离职，这不是OYO第一次经历高管震荡。今年以来，OYO中国先后经历了首席运营官施振康、首席人力官凌震文、首席发展官胡宇沸，与直营业务COO兼EGM总负责人徐一峰先后离任。

但李维的离开，多少有些不同。

因为众所周知的一点是，OYO中国区始终没有处于核心地位的CEO，而是八个CXO共同掌权，在这其中身为CFO的李维则充当了CEO的角色，成为了整个中国区的主要负责人。

在宣布离职的内部信中，公司是这样评价李维的，“他在过去的近两年中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这些贡献将会一直根植于OYO中国。”

根据OYO内部员工的分析，李维的“贡献”主要就是酒店进入中国以后1.0模式下换来的初期高增长。

互联网行业，只要资本实力过硬，快速催熟一个标的易如反掌。这一点，陆正耀的“门徒”李维再清楚不过，曾任神州租车COO、CFO的他深谙借资本快速扩张之道。

与“同窗”钱治亚类似，OYO中国和瑞幸在成立初期都选择了用融资烧钱的模式快速扩张门店/酒店，通过超低价补贴的方式快速占领用户心智，同时推升交易规模。

用真金白银，砸出一个极其漂亮的运营数字，然后继续给资本市场讲故事。

截至目前，官网公开的数据显示OYO在中国338个城市拥有19000+个酒店，客房数共计780000+。不到三年的时间，这个后来者就已经超过了国内第二大集团华住酒店的客房数量。

李维曾骄傲地公开表示：“我们第一步先选择了速度，为什么？我们要先有规模，有了规模（之后）要有成本优势，然后来帮助业主提升。”

但显然，从结果来看并不是所有的规模优势都能带来成本优势。OYO的加盟商们在“被降价”之后，反而加重了运营负担和财务亏损。

根据AI蓝媒汇对重庆当地多家OYO加盟商近一年的长期跟踪，发现OYO实现其承诺的“成本优势”方式，仅仅是将低价带来的运营成本转嫁至加盟商身上，没有任何其它的有效止损措施。

“我们店主连定价权都没有，他们总部直接从后台给我们的酒店定超低价，正常一两百的房间直接被他们标注成20几元，甚至白送，没有任何道理。”

几乎所有的店主都对这种暴力低价体系颇有怨言。

理论上讲，如外卖、打车、共享单车等近年来迅速崛起的互联网行业，即便是采用烧钱补贴的方式迅速催熟，也都是在烧投资人的钱，该给司机、商家、外卖员的差价一分不少，甚至双向补贴，同时吸引B端和C端的用户规模。

这些创业者就算再“忽悠”，坑的也基本是投资人，除了ofo很少直接坑到用户和供应商身上。

谁知道没有最流氓，只有更流氓。印度少年疯起来连加盟商都坑。

暴力降价没商量，多出来的运营成本由商家自己承担，平台不负责。这一点直接点燃了加盟商的怒火，自去年下半年开始集结成群冲向OYO中国总部的暴力维权事件屡见不鲜。

这样比起来，李维绝对比同门“师姐”钱治亚更加“流氓”。

暴力的压制，最终也迎来了暴力的解决方式。

截至目前，根据AI蓝媒汇的跟踪显示，因此前低价策略消耗的现金和成本，叠加疫情带来的酒旅行业长期停滞，仅重庆当地的OYO酒店解约率就达到了7成以上。

许多商家已经在“维权”群中低价转卖门店，甚至是枕头、被子、床单这些酒店基础设施，尽可能地追回一定损失。

根据媒体爆料，截至今年三月份OYO酒店数量已经从公开的近2万家骤降至400家左右，入住率也跌至10%上线。

门店数量断崖式下跌，裁员情况也愈演愈烈，今年三月份AI蓝媒汇得到的消息，受疫情影响OYO中国裁员比例达到50%-60%。

数字已经惨不忍睹了，资本都还没有放弃这个“印度奇迹”。

今年3月，在中国区业务下滑至最严重的时期，OYO迎来了F轮15亿美元融资全部完成的好消息。

且据悉，这其中4亿美元的融资来自李泰熙个人。

自己创业、自己融资、自己烧钱，李泰熙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还是那句话，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李泰熙在中国的“烧钱助理”李维走后，不知OYO在中国还将经历怎样的“奇幻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