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学全史集大成开先河 / 四六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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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学全史集大成开先河

——郑午昌与《中国画学全史》

1929年，《中国画学全史》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这是中国人自行编著的第一部中国画通史。

本书的编著者，郑午昌。

首版《中国画学全史》，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

一. 后世盛誉

蔡元培：中国有画史以来集大成之巨著”；

黄宾虹：有条不紊，类聚群分，众善皆该，为文之府”。又赞“度世之金针，迷津之宝筏，无以逾此。（《画学全史》序）

俞剑华：吾友郑昶（郑午昌）之《中国画学全史》出版，实为空前之巨著，议论透辟，叙述详尽，且包罗宏富，取材精审，纲举目张，条分缕析，可谓中国绘画通史之开山祖师。（《中国绘画史》）

余绍宋：“吾国自来无完全之画史，而叙述画史，尤以通史体例为宜……惟此编独出心裁，自出手眼，纲举目张，本原具在。虽其中不无可议，实开画学通史之先河，自是可传之作。余于吾国画学画事时有论著，颇欲汇集之为中国绘画通史一书，今得是编，可以搁笔。”（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

二. 编史初衷

早在1921年，他就着手准备，1922年任职中华书局，获交黄宾虹、黄蔼农、许征白等著名书画家，研讨有得，缉录益勤。

5年成书，耗精竭神。凭借的是渊博的学识修养，深厚的理论基础、扎实的绘画功力，更难能可贵的是弘扬中国传统绘画的良苦用心。

自序中的几段阐述应该是最好的答案。

“英儒罗素、印哲泰戈尔之来华，皆以国画历史见询，答者辄未能详。夫以占有世界美术史泰半地位之大画系，迄乎今日而尚无全史供献于世，实我国画苑之自暴矣。”

“日本研究中国画史实较国人为勤，深愧吾人之因循而落后。”

——中国画在世界美术领域自成独特体系，独放异彩，遗憾的是竟无自己的画史现世，更令人惭愧的是国人对自己的研究竟不如外人勤勉。这样的自信危机和尴尬境遇，迸他修史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中国的画史应由中国人写。”

——他的心愿或目标从来都是率真的，那就是重塑民族自信。

“欲求集众说，罗群言，冶融抟结，依时代之次序，遵艺术之进程，用科学方法，将其宗派源流之分合，与政教消长之关系，为有系统有组织的叙述之学术史，绝不可得。”

——这段表述渗透了郑午昌对前代画学著作在史学观念、内容选裁、辑录形式等方面的精深思量，这也是他“集大成”与“图新变”的逻辑起点。

三.编撰特色

整体上主题分期又遵循常规朝代递进，这是本书的写作范式。

所谓主题分期，是将自上古三代至清代的画史分作实用、礼教、宗教化和文学化四个统领时期：“大概唐虞以前，为实用时期；三代秦汉，为礼教时期；自三国而两晋、而南北朝、而隋、而唐，为宗教化时期；自五代以迄清，则为文学化时期。”

所谓朝代递进，是在每一时期内，又以朝代次第为章。如“宗教化时期”中就分为魏晋之画学、南北朝之画学、隋之画学、唐之画学和五代之画学五章。每一个朝代又分别按概况，画家，画迹，画论四个小结分述。

这样的编撰方式，兼顾了对画史的深度问题提炼和便于接受的演进叙事，更新了传统画学著作的历史观念，符合中国正统史书的修撰习惯，也为其后画史的写作模式给出了有效的参照。

这样的编撰方式，对于后来的学者也产生深远影响，“如朱杰勤编撰的《秦汉美术史》其中的第四章论书学画采用了概况-画迹、画家、画论的模式，明显可见郑午昌的影响；又如王伯敏编撰的《中国绘画史》，也采用概况-画迹-画论的模式组织材料，可见郑氏痕迹。”（朱剑《郑午昌研究》）

这种编撰方式并非郑氏独创，午昌先生接续前人画史分期思想又有独到的见解思路，尤其要强调的是，他在每章中都重视画论文献，保持对前代画论经典文献的敬意，与稽考、整理的热情。

有意识、有情怀地专注于“全史”的主题，无疑是对民族文化自信心的一次擎举和激扬。

四、代表版本

郑午昌先生的《中国画学全史》自1929年由中华书局首度推出以来，历经90多载，再版、重印不断，相关版本有十余种。

1966年，中华书局出版

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的，是解放以后大陆首家再版。内有谢海燕先生的“重刊《中国画学全史》序”，指出“本书初刊于五十余年前，……对内容立论之精神，广征博引，条分缕析，仍不失为其中之佼佼者。当前为继承祖国美术遗产，发扬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上海书画书版社重刊此书，对整理我国古籍，促进美术理论研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确具有深远意义。”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3月再次出版的，该书收入上海书画出版社朵云文库”系列丛书，不仅保留了郑午昌先生的体例，完善、订正了文字内容，丰富了相关作品图版。另外，此版《中国画学全史》亦约请中国艺术研究院郎绍君教授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张鹏教授联袂撰写导读文章，带领读者解读郑午昌先生画论编撰的脉络和研究方法，一窥郑氏画史研究的个人风格与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