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国华：知世者的逍遥——忆张恩和先生

​对张恩和先生的点滴印象，来自聆听先生讲学，或在教室，或在礼堂，或在先生家中。最初的一次，是1999年秋，业师王国绶先生邀请京津两地的前辈学人开设系列讲座。张恩和先生应邀而来，讲授鲁迅专题。国绶师事先介绍说张先生极为健谈，与讲座相对照，心下深以为然。除讲授的内容外，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先生的笑容。在讲座过程中，张先生常常带笑，或闪烁于眼中，或洋溢于嘴角，淡淡的笑容，给人温厚热诚之感。

　　第一次到张先生家中拜访，是奉命去借书。大约是在2006年初夏，刘增人先生策划《1981—2005：多维视野中的鲁迅研究》一书，旨在对鲁迅研究的各专题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其中《近二十年鲁迅诗歌研究述评》一篇，邀请张恩和先生执笔。这无疑是当仁不让的最佳人选。张先生却找到国绶师，希望推荐一个年轻人撰写。于是，我奉师命到张先生府上，一方面是借书，一方面则是请教。记得好像邹老师还在家，匆匆打了招呼就去另一个房间休息了。张先生拿给我十几部鲁迅旧体诗研究的著作，用尼龙绳结实地打了捆。二十年间鲁迅旧体诗研究的著作，几乎尽在于斯，唯独缺少一部先生自己撰著的《鲁迅旧诗集解》。结合这些著作，先生给我讲解鲁迅旧体诗研究的诸多关键之处，以及相关成果的特点和价值。谈到自己的研究，则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也编过一本，看不看都可以。”两个多月后，我完成了初稿，再一次登门还书，同时请张先生对初稿提出修改意见，得到了先生的鼓励。其实，这篇小文章中的很多观点，都来自先生的口传心授，绝非我个人的创见。两次登门求教，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仍是先生的笑容。也许是因为在家中，先生的笑容更温和，也更自在。

　　后来，又多次在学术讲座和会议中聆听先生高论，感受愈深。张恩和先生讲学，话不多，语速也不快，但在只言片语间，常常有四两拨千斤的功夫，点石成金的效果。先生讲学，如其人，亦如其文，飞扬潇洒，语多机锋，有些地方故意欲言又止，表明言说的艰难，其实内心极其明澈。先生有时边笑边说：“到这里就不能再多讲了，要不然又有人说我是……了。”私以为此时的先生，表面上受约束，内心却是得意的。先生的欲言又止，是讲学中一种独特的修辞方式，使人想起鲁迅的著名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张恩和先生治学之余，兼擅散文和书法，在学术界也颇为知名。这些似乎是专业（职业）之外的副业，做不得数。倘若以学术为职业，确乎如此。然而对先生而言，学术是毕生的追求，却绝非为稻粱谋的工具。学术与所谓的副业，本不可分，也不必分。先生的散文，以学术为底色，出于但不囿于学理，言说的大抵是不该遗忘的常识。先生的书法，以启功先生为师，但似乎有意不像启功先生那般谨严，别有一番自在洒脱。所谓专业也好，爱好也罢，先生意在打破壁垒，超越体制，在学术论文、散文和书法之间，实现通透。正是这种通透，使他在面对重重束缚、甚至磨难时，始终能够处之泰然。先生的笑容、先生讲学时欲擒故纵般地欲言又止，无不是自在从容的体现。

　　张恩和先生曾写过一篇纵论郭沫若、胡适和周作人的大文章，题目是《知世论人》，既承载着先生的学术思想，又能概括先生的学术经历和追求。20世纪的上下半期，皆为大时代，大事件、大人物层出不穷。先生受教于下半期，却以上半期为研究对象，是经历过大风雨、并书写过大风雨的一代学人，文字虽不免风霜之感，却终能超脱出来，不伤感，不自矜，每有洒脱之意，逍遥之境。先生将笔下的人与事，与自家经历相映照，便自然而然地产生同理与共情。先生因经世而知世，因知世而论人，面对研究对象与社会现象，有的看破，有的看不破，有的则不愿看破，以此保持一份自在，一份真心。

　　张恩和先生走得太过匆忙。2019年，先生多次外出讲学；年初还发表再传弟子黄海飞博士的访谈，思路敏捷；并撰写关于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回忆文章（可惜次年刊出时，已成绝响），身体与精神均无任何衰老的迹象，这样匆匆辞世，带给我们更多的伤感和不舍。然而，于先生而言，却也少去了许多肉身的折磨和痛苦。留给我们的，始终是笑容，是自在洒脱，是知世者的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