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昭乌达——抚顺知青的昭盟故事
陈老汉“催生”记
当时的昭盟,由于经济文化落后,农民缺医少药看病难的问题比较突出。在我下乡的3年里,亲眼见到一些老人和孩子,没钱还有病,小病成大病,大病送了命。我们队的一个老人触了电,上午打了急救电话,下午车才到,还没出村人就咽气儿了,实在是让人痛心。
有一天,家住四队的刘大叔一大清早就骑着自行车匆匆忙忙地往家赶,途中不慎把车把上拴着的一包东西掉在了路上。当时他也没有发现,仍旧急匆匆地继续赶路。
一队的陈大爷虽年过半百,若不是患有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干起农活来一般年轻人不是他的个儿。后来因为病痛折磨,现在只能呆在家里,天天吃药也不见好转。这天早晨,他吃过早饭去自家的菜地转转,走着走着发现脚前边有一包东西。他急忙捡起来一看,原来是四小包捆成一串的中草药。
抚顺知青向老农民请教农业生产技术
陈大爷觉得,药可是好玩意呀,不吃了就扔在道上不是白瞎了吗?嘿,你不吃我吃,是药就治病,或许是老天有眼,知道我老汉有病就把药送到了我跟前。于是,陈大爷回到家里,搬出药罐子就熬了一大碗,然后一股脑儿地就喝了下去。
谁知道,还没有一袋烟的功夫,陈大爷就觉得肚子一阵一阵地拧肠刮肚地疼了起来,疼得他满头大汗,大喊大叫,扑倒在坑上就起不来了。
1976年,抚顺六中赴昭盟小分队成员合影
再看看四队的刘大叔,还没等到家,老伴、儿媳妇早已迎出门外,原来儿媳妇怀孕预产期已经过了20多天了,就是不生,接生婆建议她吃点催生药。这不一大早老公公就去给抓药去了。儿媳妇看见老公公回来了忙喊:“爹,药抓来没有?”
刘大叔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抓来了!”可低头往车把上一看,怎么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这下刘大叔可傻眼了,刚才明明是挂在车把上了,怎么这会儿就没了呢?“真不中用。”老伴在一旁嘀嘀咕咕地直埋怨。“是不是掉哪了?还不赶快回去找!”急得已是满头大汗的刘大叔只好顺着回来的道儿往回找。
在地里干活的社员们看见刘大叔在路上像在寻找什么东西。有人开玩笑地冲他喊:“喂,老刘头儿,你钱丢了?帮你找到了给咱们买杏吃啊?”“嗨,真他妈别扭,钱没丢,药丢了。”“什么药啊?管什么病的?”刘大叔烦恼地回答说:“催生的呗。”社员们一听,赶紧喊道:“唉呀妈呀,你别找了,让老陈头捡去了。怪不得他喝完药肚子疼得不得了,这不他女儿刚家去,他正在家里折腾呢。”还有一个社员喊道:“你儿媳妇喝了能生孩子,你说老陈头喝了能生什么呀?”一番话,逗得大家前仰后合。
1976年,宁城八里罕部分抚顺知青在公社门前合影
刘大叔谢过了干活儿的社员们,径直来到陈大爷的家里。只见陈大爷还在炕上烙烧饼似地折腾着。刘大叔气得哭笑不得,对着陈大爷数落道:“你呀,你呀,大哥,咋越活越糊涂呢?好在这是催生药,那要是捡到一包耗子药你也吃呀?人家大家伙可说啦,我儿媳妇吃了能生孩子,你吃了能生个啥呀?”
瞎子王海
青年点里许多同学都是文艺骨干,吹拉弹唱样样都行。每到晚上,创业队都组织文艺排练,小合唱、诗朗诵、舞蹈等等,到处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和欢乐。
可在生产队,娱乐活动很少,每年有几次野场电影,还要走5里多地到大队去看。到猫冬的时候,社员们有的聚在一起打打纸牌,有的在晚上边喝茶边侃大山。
1976年夏,翁旗梧桐花公社头牌子大队部分知青在刚刚抵达赤峰时的合影
营子里有一个名人:瞎子王海。他三弦弹得特别好,并且能唱好些段子,什么杨八姐游春、送情郎、王二姐思夫、武松打虎、杨门女将、薛里征东等等。
王海是生产队副队长王贵的二哥,大概有三十五六岁。每年开春,他就到外乡卖唱讨要。他去过开鲁、通辽、赤峰等许多地方,到冬天回到家乡来猫冬。他从小双目失明,弹三弦唱段子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可能是无师自通。更惊奇的是,他可以现编现唱,根据眼前的事,他就可以唱上一段,并且合辙押韵。别看他双目失明,但耳朵特别灵,他在炕上坐着,如果有人进屋,他根据脚步声,就能听出来是谁。
1975年,白音汉公社抚顺知青学习
乡亲们都喜欢听他弹三弦,你想听什么他都能唱,想听荤的他就唱荤的,想听素的他就唱素的,常常逗得大伙哈哈大笑。如果赶上现在这个时代,凭他的天分,或许能成为一个喜剧明星的。
初恋
1976年,在我人生的履历表上记载着一段难忘的历史。那段蹉跎岁月转眼间已过去30多年,很多章节近于模糊,但某些段落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7月18日那天,我们34个来自不同学校、怀揣梦想的热血青年,随父母单位成为系统内第一批赴昭盟插队的知青。当地百姓用最高礼仪欢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城里娃。第二天,大队书记亲自点名把我们分到了各小队,带队师傅任命了点委会成员和炊事班人员,我很荣幸地被列为其中。
抚顺知青在劳动间隙合影
在农家大婶的示范下,我们炊事班做好了青年点诞生后的第一顿早餐,热气腾腾的大饼子、小米粥和芋根条咸菜摆在食堂窗口。同学们暂时分住在老乡家,我跑到外面拿起锤子使劲敲响了一块用铁丝吊着的铁轨。伴着缕缕炊烟,那钟声在宁静的村寨是那么清脆悦耳。大家陆续来到青年点食堂吃早饭,最后清点人数时发现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没来。带队师傅说,昨天从抚顺出发时他俩就感冒了,让我们炊事员送饭去。
那两个青年住在老乡家。我端着热乎乎的小米粥去了那个男生住的地方。房东说他病得很重,昨晚发高烧。他躺在炕上迷迷糊糊,脸烧得通红,我拿一条湿毛巾敷在他额头上,让房东倒来热水帮他吃了药。一连几天我都给他送饭,他的病日渐好转了,我们由最初叫不出彼此的名字到谈天说地,笑逐颜开。
宁城大城子公社瓦房青年点伙食班的知青在一起合影
很快我的任期已满,该回小队干活了。当时赶上宁城县组织老哈河大会战,我们这些知青义不容辞地成为主力军。一天收工后,天已渐渐暗下来,全点青年三三俩俩抄近路顺着老哈河满是荆棘的河边小道往回走。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掉队了,漆黑的夜色中,只觉得前面声音越来越远,可我仍能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似乎心里还有点底。我回头望去并轻声问,“谁在后面?”“是我。”很熟悉的声音,我听出是他,就是那个我曾经给他送饭的青年。
修渠会战中我们在一起劳动,近距离接触让我感觉到,他喜欢独处,是个性格很内向的人。无意中我总是与他的目光不期而遇,但没有更多的语言。此时我突然被一个树根绊倒,惊吓中有一双手扶我站起来,并拽我继续往前走。实在走不动了,我们索性坐下来歇一会。我看他穿得比较单薄,出于感激我就把身上披的垄沟棉袄披在了他的身上。
在青年点的闲暇时光,知青有说有笑
交谈中我知道,自送饭后,他开始关注我,并在我不经意间默默守候在我的身边。然而,那个年代还是比较封闭的,况且从小受传统家教的熏陶和临行前父母千叮咛万嘱咐的我,尚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原本不到一个小时的路,茫茫夜色中因为迷路,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到青年点。大家早已吃完了晚饭,我们在伙房找点残汤剩饭草草填饱肚子就回寝室睡觉了。
没想到,我们这次惊险历程竟让青年点捣蛋的男生编为顺口溜广为流传,他们说我们在搞对象。舆论之大,影响之广,让远在抚顺的父母也听说了,他们在书信中柔里透刚地规劝我,让我委屈又上火。带队师傅找我个别谈话,问我事情经过。青年点同学和社员在背后窃窃私语,让我不知所措。压力之大让我透不过气来。
1976年6月,昭乌达盟在赤峰市举办知青学习班,部分知青合影留念
不久,父亲单位组织家长来青年点探亲考察,妈妈带来很多好吃的东西,说临行前她和爸爸忙活到大半夜。尽管内心感受到了父母的那份挚爱,但此时我并无心情。妈妈看我情绪低落,一直无法切入主题。第二天,妈妈再也按捺不住了,上到注意对父亲的影响及父母对我的殷切希望,下至我今后的前途与命运,她满含泪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我消极抵抗的情绪瞬间溃坝。我抱着妈妈泪如泉涌,述说着内心的委屈。回到青年点,妈妈看到他站在院子中,身上垄沟棉袄是那么眼熟,回头问我“那不是你的棉袄吗?”我默默点头。
妈妈走后,我拒绝与他的一切来往,甚至不再与他说话。一天晚上,吃完饭我独自去了房东家。忽然听到院子里传来狗叫声,只见青年点的燕子气喘吁吁地跑来,进门就说“他发高烧了,满嘴说胡话,一劲叫你的名字。他们男生正套马车要送他去公社卫生院,你去看看吧。”我瞪大眼睛,惊诧中不知所措,眼神投向房东大姨,因为她知道我们的故事。她点头示意我去。可片刻我回过神来,不知道什么力量让我斩钉截铁地说,“不去!”燕子有些生气地返回青年点。
抚顺知青当年与房东合影
我和大姨站在大门口望着燕子远去的背影,夜色中传来青年点忙乱的说话声和远去的马蹄声。皎洁的月光下,我步履沉重地走回青年点。人非草木,此时我的心里翻江倒海,无以名状的思绪让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下半夜听到青年点院子里传来凌乱的脚步声和窃窃私语,我知道他们回来了。隐约听到有个男生陪他在医院打点滴,我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次大病之后,他像变了一个人,开朗了,爱说话了。但我们之间仍然无语。我明显地感觉到他的眼神里再看不到留恋了,代之以近于冷酷的不屑一顾。更让我惊奇的是,每天收工回来,他都会坐在我的寝室里与其他知青聊天,开心地大笑,我放下东西尽量躲开。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着。一天,我提前收工回来,推开寝室门,看到他搂着同寝室小华的肩膀坐在炕沿边,我终于明白了这段时间他每天光顾我们寝室的原因。我重重地把门带上转身离去。秋末的昭盟大地,天黑得特别早,家家户户冒着缕缕炊烟,演示着农家的温馨与幸福。我肩披一件垄沟棉袄漫无目的地走着,借着月光放眼望去,秋风扫落叶,一片片苞米杆躺在地里,秋意真的有些凄凉,犹如我此时的心境。
1976年,宁城八里罕平房大队第四队女社员组成的铁姑娘队在田间合影
1978年,我们结束了两年的昭盟插队生活。浩浩荡荡的昭盟知青大军全线返城,全点青年也各奔东西……
我的骑牛经历
人的一生会做出许多天真幼稚的“傻事”,有些“傻事”虽然过去了许多年,但想起来仍然觉得好笑。在我刚下乡的时候,就做过一件令人捧腹大笑而又后怕的“傻事”。
那年刚下乡不久,青年点收麦子,望着麦浪滚滚、四溢飘香的田野,心情格外舒畅,也格外兴奋。看着老知青娴熟地赶着装满麦子的大车,牛儿乖乖听话的样子,心里不禁产生一种敬佩和羡慕的感觉,油然升起一种也想试试的念头。收工后,卸了套,牛撒在青年点的院子里,或卧或站,悠然休闲,全然不顾我们新青年的好奇和观看。
翁牛特旗白音汉公社的那达慕大会
一头膘肥体壮、全身油亮的大花牛,好像知道我的心事似的,竟然慢悠悠地卧在了我的面前,我心里一阵高兴,悄悄地来到它的身边,摩挲了几下,便“勇敢”地骑了上去。未等坐稳,大花牛猛地站了起来,哪里知道,牛的站起是先起后腿,我没有提防,一下子从牛背上滚到了牛的前面,差一点刮在牛角上,摔得我半天起不来,引来知青们一阵笑声,也遭到代班队长孙大哥的一顿训斥。他说,要是摔在牛角上,戳了眼睛,豁开肚子……我不禁有些后怕起来。
后来老知青告诉我,要想骑牛,必须熟悉牛的脾气,不知道牛的脾气是万万不可骑牛的。牛也会欺生,也会发气,有时发起脾气来很难驯服,要不怎么说,牛脾气牛脾气呢。骑牛要勒紧缰绳,缰绳要在牛鼻子中间往上勒,这样牛才不会躲。听了老知青的话,我不禁想,骑牛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广阔天地” 真是一个大课堂。
知青骑马出行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有意接触这头大花牛,一有空,不是喂它草料,就是给它梳理皮毛,渐渐地它对我产生了好感,有时还对我甩着尾巴“哞哞”地叫几声。一个多月以后,我终于骑在了牛背上,像一个牧童,悠然短笛吹,遥指杏花村;又像一个骑士,“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那种感觉真比骑在马背上还要好。
大花牛伴随着我走过了我的草原生活,也见证着我的知青岁月。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第一次骑牛的经历,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