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9315万元刷新世界纪录的紫檀大柜，有你不知道的背后故事| 退藏
长174cm；宽74cm；高325cm
北京保利2013年春季拍卖会
成交价：9315万元
这对大柜高达3.25米，
是除故宫太和殿陈设作品外，市面上尺寸最大的紫檀四件柜，
由丹麦马易尔家族珍藏多年。
2013年6月4日，
该作品在北京保利8周年春拍中国古董珍玩夜场上，
以2800万元起拍，
经过场内外藏家数十轮鏖战，
最终以人民币9315万元成交，
刷新中国古董家具的世界纪录，并保存至今。
顶箱柜乃组合式储物家具。上部的顶箱常用一只，也有的用两只，分别称为两件式与三件式。随着室内空间的拓展和储物需求的提高，又有将两件式柜成对使用的，就成了四件式顶箱柜。
在没有壁橱的中国古代居室内，顶箱柜达到了储物空间的极致，被广泛使用于卧室、客厅和书房，用于放置被褥、日常衣服、朝服、字画卷轴等。主柜门内的空间放置当季的衣物，顶箱和闷柜则放置换季和不常用衣物。顶箱柜除了内部空间宽大，外观具有较大的装饰面积和强烈的装饰效果，可谓实用性能和陈设价值并重。
在明代，带抽屉和柜膛的顶箱柜，三件式、四件式顶箱柜组合都已成熟，但传世实物较清代要少得多，其原因首先是大件家具传世不易，年代久远者自然稀见，另一方面则是清代住宅内檐装修更为发达，功能分区相对固定，对笨重的大型储物家具的需求也会更大。
在桌椅类家具中，清式风格的造型重拙、雕刻过度或为人所诟病，但用于顶箱柜则适逢其长，变成了形态端庄、雕刻华美，加上紫檀木材坚重、不易变形，因此顶箱柜成为清代紫檀家具最具代表性和欣赏价值的品种。但因它制作难度高、耗费材料多，造价高昂，产量有限，加上难以移动和存放，所以留存至今的数量较少，完好者更为稀见。
看料
这对大柜气势恢宏，造型四平八稳，比例匀称。正面平整，侧山落膛起鼓做。门板和侧山板均开槽装横带，防止开裂变形。立柜中部装架笼，设抽屉二只。
抽屉吊牌
腿足铜套
精选紫檀大料制成，柜顶和后柜板披灰。用料极为奢华，除去背板和内部搁板等小部件外，其余全部选用上等紫檀。
所有的大料都是放在正中间
以柜门为例，所有的大料都居中，两侧用小材拼接，这种设计和做工在柜类中极为难得。
比较同类紫檀大柜，其顶箱门心有一块用料宽度达到罕见的34.6厘米，这是其它柜子绝无仅有的。
侧面板呈现明显的豆瓣纹
北京老鲁班馆工匠因金星紫檀充满肉眼可见的金星绞丝奉为上品，这对大柜便选用上好的金星小叶紫檀大料，大面积出现由非常细小的水波纹交叉产生的豆瓣纹理，非常稀有。
面板之木本色与金星金丝相织，波光潋滟。
清代推崇色泽深、质地密、纹理细的贵重硬木，其中以紫檀为首选，当时许多黄花梨家具都被染成深色，以图古色古香。同时上层对厚重富丽艺术风格偏好的实现，客观上要依赖紫檀极好的加工性能。
柜膛底枨明显的犀纹
因而清三代宫廷家具中，紫檀制品占有极大比重，特别是到了清中期，选材非常讲究，往往要求清一色，无疖无疤，无白皮，色泽均匀，有的家具甚至要求为同一根木料制成。
如此用料，还有更深刻的体现皇家正统意识和地位的政治原因。
说工
进入清朝乾隆以后，为了尽显大清帝国的富裕奢华，利用紫檀木的可塑天性精雕细刻，造办处集中全国手艺高超的广州、苏州等地工匠，制作了一批艺术水准极高的紫檀雕饰家具。
这对大柜是标准的京作官窑。京作家具以紫檀为主，在风格、造型上首先给人典雅华丽、庄重威严的感觉。因为追求体态，在用料上要求都很高。
从比例、用料和细部的榫卯结构来看，这么大体量的四件柜是一个团队完成的，里面应该包括了来自广东、苏州等南方地区和山东、河北等北方地区的工匠。
他们按照造办处统一工艺、统一流程、统一造型来做，集各地工艺之大成，代表了清代家具鼎盛期的最高制作水平。
最夺目之处是八扇柜门和柜膛立板的铲地高浮雕，即将图案之外的底子全部铲平，使图案突现，立体感强烈。
“铲地”浮雕需要多倍工时
与一般硬木家具的“起地”浮雕法相比，同样的图案，“铲地”浮雕需要多倍工时，用心和用力必须一致，才能达到平如镜面的效果。
乾隆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社会环境等因素都在这对大柜上打下明显的烙印，雕饰图案在同时期的皇家建筑石刻上能找到相关例证，其艺术和史料价值不容置疑。
“铲地”浮雕特写
八扇门板与两面柜膛立墙均铲地高浮雕五爪云龙，或俯首或下窥，龙身辗转，气宇轩昂，龙爪张弩，矫健有力，足间牙板雕海水江崖，磅礴欲出。
但见龙头饱满、双角上扬，须发飞扬、身躯婉转、鳞片服帖及龙爪张弩，皆用心刻画。
左右顶箱上的龙
立柜面板上的龙
每幅云龙图案独立成章，又相互呼应，每只柜门双龙龙头略高出门框，既与柜体保持一致又成顾盼之势，共计九龙，明喻九五之尊，威仪四方。
成对陈设整体观之，下部柜膛山墙两云龙亦左右相向，腾挪呼应。
两处柜膛上的龙，相视
另外，九龙之外，又以欧洲经典的“西番莲”纹为主要雕饰纹样，随龙形蜿蜒缠枝而上，灵动自然，和圆明园内的西洋建筑风格一脉。
“西番莲”纹
此柜纹饰既以中国皇权象征之龙纹为主题，又辅以西方纹样的华丽多姿，可谓中西文明合璧的代表作。
重器
目前存世的紫檀四件柜数量极为稀少
超过三米高的紫檀大四件柜更是凤毛麟角
目前存世可供比对并见诸公私著录的紫檀四件柜数量极为稀少，超过三米高的紫檀大四件柜更是凤毛麟角。从清宫史料记载来看，目前北京故宫现存大柜十余套，都陈设在各处宫殿。
查阅清《造办处活计档》，与当时桌、椅、宝座相比，柜的制作量本身就极少。
同时由于体积硕大，搬运困难，非一般房舍能容纳，因而在社会动荡变迁中往往被拆散或改作它用，成对完整传世极为难得，在全世界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中，做工精良的紫檀大四件柜非常罕见，雕刻龙纹的更是屈指可数。
目前存世所见尺寸过3米的的大四件柜都是以五爪龙纹为主题，除了皇家是不可能有人可以使用五爪龙纹，以及有实力可以这么大量地使用紫檀。
太和殿中的两组顶箱柜
存世实例中，仅北京紫禁城中太和殿中陈设的一对通高4.4米的紫檀云龙连山大四件柜，和西夹室门旁的一对通高3.7米的的紫檀云龙纹大四件柜，这都是国内外公认的重器。
上海博物馆藏 清中期 紫檀雕云龙纹大方角柜
上海博物馆也藏有与此对大四件柜制作年代、纹饰、尺寸相似的紫檀大四件柜，但展出时没有见到两个顶箱。
2007年北京保利拍卖的清乾隆紫檀花鸟方角大四件柜，成交价2800万元
2007年保利秋拍推出的高度为2.48米的清乾隆紫檀方角大四件柜，创当时清代御用家具拍卖记录。
“清乾隆紫檀高浮雕九龙西番莲纹顶箱式大四件柜”的高度达到3.25米，当之无愧为目前紫禁城外现存最大尺寸，并且品相完好，确为绝无仅有的殿堂重器。
“天地”
陈设于北京故宫太和殿总高4.4米的紫檀顶箱柜，实物其实是双柜连作，外观有如一对四件柜。
它曾经被拆散存放，近年装配复原时发现榫卯上有“大（通‘太’）字号”、“和字号”系列刻文，可以称为“太和”柜。
太和殿内陈设的通高4.4米的紫檀云龙连山大四件对柜的榫卯木工标记
为了便于把如此大的柜体严丝合缝的组装成功，在这对大柜的一些不显眼处，如顶柜门及其边框外侧、闩杆背面等处，分别发现有“天号”、“士号”、“士”等刻文，“士”实为“土”，是“地”字的简写，可知这对大柜分别编号为“天”、“地”，故简称为“天地”号。
按照老木器行里约定俗成的规矩，通常会省略右边的部分，如“號”字也只出现了左边的“号”字。
根据故宫学者推测，“太和”号很可能是为太和殿定制的，虽然制成后并未放置在太和殿，但从未离开过故宫。
“天地”号身负五爪龙纹十八条，曾是清代皇室专用制品，却在民国时期通过交易被外国人收藏，1936年又漂洋过海，之后长期寄展于哥本哈根的丹麦国立博物馆。
1936年正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一年，它离开了多灾多难的祖国，也避开了即将燃起战火的欧洲大部，在北欧一隅静静地度过了数十年，如今又安然返回中国。
它的经历中有太多的偶然和幸运，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奇迹。
辗转
伟贺慕·马易尔
（1878—1935）
此柜为丹麦马易尔家族旧藏。
马易尔家族与中国的关系十分深厚。
1902年马易尔来到中国上海，1905年创立慎昌洋行，1909年被任命为丹麦驻沪副领事。
1915年因华北商务需要，马易尔北上，在北京紧靠紫禁城的北京饭店后大元宝胡同租下一座住宅，翻修作为他在北京的居所。
马氏夫妇往返居住上海和北京多年，对中国文化十分热爱，收藏广泛，对京剧有浓厚兴趣，与京剧大师梅兰芳结为好友。
1931年慎昌洋行25周年纪念的时候，马易尔接到民国实业部长孔祥熙的一封信，后者在信中写道：“您的公司和中国过去25年间的大规模工业化紧密相联；您在这个时期中与中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倍受赞扬。我相信您在未来仍将继续您的密切合作的政策，从而支持我们的建设工作。”
马易尔和他的生意伙伴在北京大元宝胡同居所
丹麦公使阿勒费尔特·劳维格公爵（左三）1920年离开中国去波兰之前，在北京马易尔的家里住了几个月。图为公使和中国外交部的三位官员在一起。
马易尔中文名字印章。他的私人藏书很多都钤有这方印。
将近一个世纪后，他们的外孙白慕申1991年再次来到中国，访寻外祖父昔日在华生活点滴后出版《马易尔—一个丹麦实业家在中国》一书。
白慕申1994年奉派为丹麦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1995年赴北京履任丹麦驻华大使，2010年任上海世博会丹麦总干事长。
白慕申在外祖父母北京旧居的主房前，这里现在是东华门医院的牙科门诊部。门上的那些雕花依然保存至今。
在书中白慕申记述了外祖父母当时的家里和办公室里都摆放着各式各样的中国古董，到北京居住后兴趣更浓。
他们购买古董的来源有两个渠道，一个是从古董商人处购买，另一个就是参加1911年至1924年溥仪出宫前的十几年中由逊清室内务府不定期举办的内部性拍卖。
马易尔的重要职位和商业的巨大成功使他有更多机会可以优先收藏到清宫流落民间的艺术品。
1935年马易尔在上海逝世，他的子女将他的遗产中的收藏品整理后运回丹麦，自1936年开始在丹麦哥本哈根国立博物馆公开陈列展出，包括陶俑、铜塑、佛器、家具及瓷器等，这对大柜就在其中。
夫人
1909年，吉斯腾赴上海与马易尔结婚。
马易尔与吉斯腾夫妻合影。在上海举行婚礼时在场的还有他的岳父。
马易尔利用婚礼前的时间陪妻子逛街，他们在法租界的一家时装店里看到了一批刚从法国进口的最新款式的帽子，马易尔给妻子买了一顶最漂亮的。
吉斯腾的父亲对他们的奢侈有点惊讶：“为什么买这么贵的帽子，你们不是更需要钱为新家购置家具吗？”
吉斯腾笑着对父亲说：“家具随时都可以买到，这么一顶帽子可不是每天都能买到的。”
是啊，这么一顶帽子可不是每天都能买到的，它能把她带回欧洲上流社会的氛围中去。而家具随时都可以买到，后来的事实证明，吉斯腾通过中国古家具也能满足自己的维多利亚式趣味，它们表面的华丽雕花已经足够“洛可可”。
马易尔在上海爱文义路的住所，可见嵌瓷屏风和整套雕刻精美的中式家具。
吉斯腾相夫教子之余，倾心于艺术品欣赏，并用她的优雅品味影响着丈夫，把家庭财富转化成丰富的收藏。她布置家庭，选择适合的颜色，和丈夫一起找中国地毯、中国画以及其他珍美的东西来显示家庭。
当北京的房子转租给马易尔时，里面空空如也，装修快完工时，吉斯腾才北上布置安顿屋子，并从上海运来了低靠背的长椅和高级印花布蒙面的沙发——还有瓷器、玻璃器、餐具等等。
马易尔夫妇北京居所内景旧照
他们住在这里时，比在上海更频繁地去光顾古玩店，买的东西更多了。这对紫檀大柜，最有可能是在北京，在他们居住在这所房子里的时候购买的。
一家人有许多需要悬挂的礼服和西装，吉斯腾不知道想了什么办法，满足了这些需求，而没有改造这对中式大顶箱柜的内部构造。
这是这对柜子的幸运，因为在当时的外国购藏者中，改造中式柜子的风气很盛行。
经手者说
-蒋念慈-
国际知名大行家，著名古董商、收藏家，香港华艺大荣 创始人
“清乾隆 紫檀高浮雕九龙西番莲纹顶箱式大四件柜”重要经手者
2008年1月9日，“盛世雅集——2008中国古典家具精品展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于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隆重开幕。
是次展览，汇集了近60件来自海内外著名私人藏家的明清家具珍品，并组织举办规模空前的古典家具研讨会，将国内明清家具的收藏热潮推向顶峰。尤其是宫廷紫檀家具，透过这次展览大放异彩，打破明式黄花梨家具独霸市场的局面，掀起一股“宫廷紫檀热”，此后，宫廷紫檀家具连续几年一再刷新拍卖纪录。
香港华艺大荣蒋念慈先生，正是此次展览的重要推手。
香港华艺大荣蒋念慈先生，是紫檀大柜的重要经手人
据他透露，刚刚忙完2008年春拍，他和团队就开始启动“清乾隆 紫檀高浮雕九龙西番莲纹顶箱式大四件柜”运作计划。提前五年就开始做准备，搜集大柜的详尽资料，从香港到欧洲，再从欧洲到香港，最后回到中国大陆的来龙去脉，包括马易尔的上下三代家族故事，所有线索都梳理得非常清晰。
“单单是这对大柜图录的学术性和可阅读性，至今仍难被超越。”蒋念慈说，后来这对大柜单独作为一个专场呈现，图录也单独做了一本书，内容丰富，资料详实，无论是从材料、史料、人物，还是艺术、品味，都做了充足解读。
这背后，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成本。
因柜子尺寸过于巨大，从欧洲运回北京，个中曲折与艰辛，无需细说便能想像得到。到北京以后，拍摄与修复也是一个大难题。
因尺寸过大，室内很难布光，最后在自然光下完成主要照片的拍摄
“这么大的柜子，拍摄灯光很难铺满，镜头也不容易塞下。”蒋念慈回忆说，“后来他们搬到室外，在自然光下完成了拍摄。”
所以，最后为什么能拍出世界纪录，他并不意外。
“有许多原因，成就这对柜子的价格和价值。”蒋念慈总结道，“每一件重要艺术品的价格，都不是单一而平面的，而是由立体、多元的价格结构组成的。拿这对柜子来说，它的尺寸是紫禁城以外最大的，材料是非常开门的紫檀，雕工是宫廷紫檀里最好的，来源更是非常清晰，状态又这么完整，前所未见。”
除此之外，北京保利为了这对大柜，也使出了洪荒之力。提前一年就开始做推广宣传，更史无前例地提前一个季度开始预展，且放在大门口，做足了铺排工作。
“就这样，你使出了百分之一百的力气，我使出了百分之两百的力气，加起来，最后创造了世界纪录。这是一个各方价值的总和，成就了一个世界纪录。”
2013年春，蒋念慈与自己的三个孩子在紫檀大柜预展现场。
从人与柜子的对比上，可以看出这对柜子的恢弘与壮观。
交舞
与立足于上海、喜好紫檀雕花家具的巨商马易尔家族迥然不同，在北京的胡同和老宅子里居住着一个喜好黄花梨家家具的西方人群体，其中不乏欧洲的贵族和高官，但是主导品味的代表人物却是知识分子，他们在活动空间和鉴赏趣味上努力接近中国文人士大夫，使用不加雕琢的黄花梨家具似乎是最好的表达方式。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和美国人乔治·凯茨，他们分别在1944年和1948年出版了专著《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和《中国日用家具》，从工艺和功用两方面奠定了中国家具史学科的基本格局，也宣告了一个新的收藏门类的确立。
《中国花梨家具图考》收录的架子床。
《中国花梨家具图考》收录的寿字纹圈椅，现归北京恭王府所藏。
他们的趣味被后来的研究者们概括为“包豪斯”式。前现代与现代设计通过“明式家具”的概念完美地衔接起来。
马易尔被众人所注意到的身份是商界巨子兼外交官，坐拥官商两界的资源，这是成为收藏家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夫妇二人更应为人关注的却是其族裔身份。
马易尔的家族有德国—丹麦—犹太渊源，吉斯腾的家族则是丹麦—德国—挪威背景，并有人担任（新教）牧师，这与在北京收藏黄花梨的那群外国人非常相似。
德国是包豪斯理念的发源地，一批欧洲设计师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推出的这一理念，带动了建筑和日用品（包括家具）生产方式以及审美取向的一系列变革，为即将流行的现代生活方式吹响了号角，并获得了北欧设计师的积极响应，丹麦和瑞典人在家具设计方面尤为突出，以简洁而符合人体工程学的造型、可拼装和批量生产的结构为特征。
包豪斯派代表家具——著名的瓦西里钢管椅
这样来看，古斯塔夫·艾克的“明式”品味符合其文化背景，而丹麦人马易尔夫妇喜好清式紫檀雕花家具却似乎难以理解，他们“应当”喜好“明式家具”才合情合理，为什么他们的趣味与我们所熟知的“丹麦设计”如此不同？
独钟
事实上，马易尔夫妇的收藏活动期要比艾克早一代，在艾克和他同时代的黄花梨收藏家们的活动盛期，马易尔夫妇已经要告别人生舞台了。
在欧洲，20世纪前三十年的设计史观念也正处于新老交替中。
一方面，18世纪以来贵族趣味的余绪和新富阶层的奢侈需求相结合，反映为一战前由法国设计和制造的现代家具和奢华装饰品大行其道，通过“艺术平等”的理念，一些艺术家投身于手工业，将手工业提升到艺术创造的层次，也为三千年来的古典设计画上了句号。
曾风靡全球的“洛可可”风格家具。
另一方面，一战以后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促成了现代工业设计理念的萌生和勃兴，随着工业革命而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需要更为简单的生活方式和更为简洁而廉价的日用品设计。
两种需求和趣味曾在1925年的巴黎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博览会同台竞技，鲜明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过渡性。
马易尔夫妇离开丹麦之时，正是前一种华美趣味流行之时，后一种现代趣味尚未兴起。
更重要的是，马易尔除了是德国—丹麦人，还拥有犹太血统和经商的天分，他在中国和美国的工业化进程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又交游于丹麦和中国的高官贵显之中，在当时的在华外国侨民中也属于顶层。他们自然会倾向于前一种社会层次较高的、更为奢华的趣味。
此外，他们主要居住在东方巴黎——上海，那里的外国富人中更流行法国式的奢华趣味，以广式风格为主的紫檀雕花家具也更适合上海的中西合璧式居住环境。
薪火
当英语写作开创了中国家具史这门学科后，我们通过大部分是西方人所作的学术和游记文本追寻历史，就会发现艺术的空间分布与品味指向发生了奇怪的扭曲：
接近黄花梨家具产地苏州的商业都会上海，她境内的外国侨民和中国富人延续了欧洲旧贵族的华丽、奢侈趣味，偏要舍近求远，购买产于广东和北京的、体现清朝宫廷趣味的紫檀雕花家具。
而接近这些紫檀家具重要产地之一的北京胡同里，却有一群中国和西方的文人士大夫们，梦回江南，搜集产于遥远的苏州的黄花梨家具。
合理的解释是，这只是一种写作出来的历史，或者只是历史的某些方面或片段。
按照现实逻辑推测，历史上的黄花梨和紫檀家具应当均匀地分布于中国东部地区大城市的上层家庭里，每一家主人的文化背景和品味差异并不足以影响样本的总体分布。
苏州产的黄花梨家具当然会在就近的江浙沪富裕家庭中销售掉大部分，而在朱家溍的《明清室内陈设》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来自江南的萧山朱氏家族在北京的住宅里大量使用紫檀家具，其中既有简洁的明式家具，也有清式雕花家具。
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使用黄花梨还是紫檀家具，素面还是雕花，并不表示主人的品味高低。
杨耀。著有《明式家具研究》一书。陈增弼先生为杨耀的学生，后通过教学开枝散叶，薪火相传。
艾克在北京居住了20年。
1948年辅仁大学打算迁往台湾，艾克则准备迁居美国。辅大抵能支付给他一年的薪水，这点钱只够他运走自己的书籍，家具藏品只得寄放在英、美大使馆和友人杨耀处，后来散失了不少。
丹麦国立博物馆馆藏证明函件。
而这对体量庞大的紫檀顶箱柜却被完好地运回丹麦，马易尔家族的财力与社会资源自然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马易尔的老东家宝隆洋行就是以物流起家的，有能力安全运输哪怕更大的物件。
这些富商收藏家虽然不曾著书立说，却以实力实现了一个奇迹，让这对庞然大物穿越了战火，在历史的夹缝中留存下来，让今天的中国人再次被它的恢弘气势、精美质感和雕刻工艺所震撼。
如此，再高的成交价格，也许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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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谢谷
主编丨程香
出品丨退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