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球花瓷器的前世今生

清乾隆 天青釉粉彩团花水仙盆 台北故宫藏

皮球花，是一种不对称、呈散点分布的纹饰，三两成组或单个呈现，多用于瓷器。皮球花在清代雍正官窑瓷器上开始普遍应用，且多出现于粉彩瓷器上；与此同时，宫廷漆器、家具及服饰等诸多类别中，都能见到以皮球花作为主题的装饰。清乾隆及其之后历朝，景德镇开始大量烧造皮球花民窑瓷器。

镰仓时代 桧扇纹散莳绘手箱 饰有武将纹饰“三扇” 日本国立博物馆藏

皮球花与团花的关系

清代 红漆描金小几 清宫旧藏

人们普遍将皮球花与团花进行比较，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皮球花”就是“团花”，甚至将团花作为“皮球花的雏形”。而事实上皮球花与团花是不同的。团花是单个的，而皮球花则是由团花“似有规则似无规则地分布”组成的，侧重的是一种组合形式；二者区别还在于表现形式上，皮球花“较小，排列自由活泼”，团花“对称排列，比较刻板”。

室町时代 菊花纹散莳绘香盒 日本国立博物馆藏

《中国古陶瓷图典》在阐述二者之间的关系时，首先提到了团花的起源问题，“团花是成熟于隋代，隋唐陶瓷器上多见，多以模印手法制作”。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团花是中国传统纹饰的一种，隋代早已有之。

马未都所著《瓷之纹》写到“皮球花的形式来自东瀛日本，日本漆器上有这种纹饰，进入中国后被中国陶瓷工匠学习并加以利用”；在2013年4月8日香港苏富比“中国瓷器与工艺品”图录中，康蕊君对拍品“清乾隆粉彩皮球花罐一对”撰文中说到“皮球团花，层叠相蔽。此图纹可溯源至日本，原乃家族徽章，呈圆形”。

江户时代 染付丸纹散大皿 日本国立博物馆藏

综上所述，可以较明确得出的是皮球花纹饰得自于日本漆器并由其上的徽章演变而来。而后成为清雍正、乾隆及其之后的官窑特定纹样，并广泛传播于民窑之中。

日本家徽的产生与应用

在日本，家徽也叫族徽，是一个家族的标志。从日本家徽的色彩、图案可以知道这个家族的出身、血统、阶层、门第甚至职业。家徽的雏形始于平安时代贵族牛车上的花纹，直到1179年的源平合战，家徽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团花莳绘长方小箱 清宫旧藏

家徽在整个幕府时期起到重要作用。江户时期，武士和贵族、神官、医师和学者可以称姓，一般平民不允许有自己的名字，却可以有家徽。因此，作为家族印记的家徽迅速普及开来。家徽发展最盛时大约有12000多种。同时期，家徽在陶瓷上的应用广泛，宫廷的御用瓷器上即装饰有16瓣菊花家徽。

松竹龟鹤莳绘箱 清宫旧藏

莳绘漆器传入中国，皮球花应运而生

皮球花与日本徽章二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一方面，皮球花与日本徽章有相同的“不对称、散点分布”的布局形式，这是最大的相通之处。虽团花与皮球花都为圆形，而团花是单个且完整的，皮球花是三两一组且有所重叠。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皮球花源自日本徽章。

团花莳绘长方小箱 清宫旧藏

另一方面，皮球花的产生时间，是在日本莳绘传入中国百余年之后且在清朝宫廷最受欢迎之时，即莳绘传入中国之后，皮球花从上至下（由宫廷到民间）普及开来。有明一朝，日本莳绘漆器已于中国文人士大夫之间广为流行。

清乾隆 青花佛八宝皮球花纹天球瓶 观复博物馆藏

至清雍正及乾隆，也就是18世纪，“莳绘进入清宫的管道多为地方官的进奉”。由于皇帝本人的喜爱与推崇，莳绘漆器在清朝宫廷首先得到了应用与推广。故宫博物院即藏有一批清宫旧藏日本18世纪风格为主的莳绘，多为近似于正方的莳绘小箱。此时，清宫造办处开始仿作洋漆。从《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的记录中可知，雍正皇帝喜欢莳绘，并常仿作洋漆，更是依照喜好修改样式，同时也常将洋漆的装饰纹样移植到其他器物中。

明天启 青花五彩皮球花碗 出光美术馆藏

外销瓷中的皮球花

中国陶瓷最迟于唐代已外销到世界其他地区，明正德之后，中国开始于欧洲各国进行大规模的瓷器贸易。为适应各国不同需求，中国不仅向外输送中国传统瓷器，并且大量制作外国订制瓷器。明末天启、崇祯时期以烧造青花瓷器为主，五彩瓷器不甚流行，传世有少量花觚、盖罐、碗、盘、碟等，其中有一部分是专门为适应日本市场需求而烧造的。

清嘉庆 粉彩黑地皮球花碗 大英博物馆藏

皮球花瓷器烧造时间长、使用范围广，从清雍正至清晚期，从官窑到民窑，在国内外公、私博物馆都能捕捉到其身影，艳丽清逸的粉彩、含蓄淡雅的青花，沉稳端庄或小巧精致，单件或成对。脱胎于日本漆器的皮球花，不再是某个家族的标志，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得更加自由和广泛，体现在宫廷漆器、瓷器、家具及服饰等诸多门类，也正是凭借瓷器这一载体，皮球花—这种全新的装饰得以更好的应用、延续，或为主体纹饰，或为辅助纹饰，在瓷器装饰纹样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