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没有称帝野心，为何要与中央争江南控制权，为公还是为私？
自宋代以来便有这样一句俗语，即“苏湖熟天下足”，土地肥沃且水热充足的江南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农业产粮区，为中央政府提供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江南除农业发达之外，还是我国最繁荣的商业贸易区，其上缴的赋税更是在帝国的赋税来源中遥遥领先。就是这样一片富庶之地，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却不再为清政府所掌控。随着太平天国逐渐衰落，日渐强大的湘淮军集团开始与清政府就江浙控制权展开激烈争夺。
一、谁来当巡抚
自1861年下半年至1862年，是太平军与湘淮军作战的重要时期，也是湘淮军集团与清政府就江浙地区控制权展开激烈争夺的时期。而决定由哪一方控制江浙的最关键因素就是，江浙地区的最高官员是由哪一方提议的。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湘军首领曾国藩身居两江总督一职，对江苏与安徽两省进行全面控制，但这远未达到曾国藩的要求。
按照曾国藩的设想，除他本人管制江苏与安徽之外，浙江、江西两省，江苏、安徽两省，一共4个省的巡抚都要由湘淮军将领出任，这样才能做到“兵饷合一”，进而最大程度地集中江南地区的所有资源，与太平军进行最后的对抗。
但曾国藩的设想显然太过于理想化，将全国最富庶的两江总督一职交由他曾国藩也就罢了，4个省的巡抚也全由汉人将领担任，这在清朝历史上几乎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1861年咸丰驾崩之后，朝廷发生了“祺祥政变”，慈禧与恭亲王奕䜣成功取代“顾命八大臣”，成为朝廷的最高掌控者，而这也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官场大变动。
恭亲王奕䜣
此时的曾国藩虽依靠着湘军的威望而得到朝廷的器重，但在慈禧看来，在“信任”曾、李及其掌控的湘淮军集团的同时，必须有人来牵制他们，为此在湘淮军全力拿下安徽与江西两地巡抚名额的同时，朝廷特意将江苏、浙江两地的巡抚保持不变，借此给湘淮军戴戴紧箍咒。
慈禧
二、江浙巡抚之争
既然四省中已有两省胜券在握，湘淮军的下一步就是争取江浙两地巡抚的职务。彼时朝廷安排的江苏巡抚薛焕与浙江巡抚王有龄，都是正统科举出身，常年在江苏、浙江两地任职，可以说是一步步凭借能力与人脉爬上来的，二人在打击太平天国中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并不是尸位素餐的酒囊饭袋。
薛、王二人既然是朝廷安排的用来牵制湘淮军集团的，在任职过程中自然对湘淮军没什么好脸色，不但与曾国藩的规划反着来，还经常拖欠军饷物资，而这也加速了曾国藩想要将二人拉下马的想法。
1861年，湘淮军在江浙战场上可谓势如破竹，太平军节节败退，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为曾国藩提供了恰当的借口，他立即上奏朝廷，极力强调湘淮军在战场上的勇猛，以及曾国藩等人的才智多谋，但与之相反的是江浙一带的清军却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这一定是与薛焕、王有龄二人指挥不力有关，且二人在战场上对湘淮军多加掣肘，因此朝廷应当将二人撤职。
此时的朝廷刚刚结束与英法联军的作战，加之朝廷内部政变刚刚结束，政局尚未巩固，因此对曾国藩等人的多方造势依旧坚持先前的政策，江苏、浙江两省的巡抚保持不动，但对曾国藩恩威并重，虽然朝廷没有炒薛、王的鱿鱼，但任命曾国藩有节制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四省军事行动的权力，四省巡抚在军事上都要听命于曾国藩，对曾国藩来说，这也算一个小小的胜利。
三、曾国藩再度出拳
1861年十一月，太平军在李秀成的带领下再度东出，先后攻下江苏、浙江、江西各省内数座重镇，给清政府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而此时朝廷所依靠的也只剩下了湘淮军集团，曾国藩借机再度发起了对江浙两省巡抚人选的冲击。在先前连续的奏折轰炸当中，朝廷下令要彻查薛、王二人任职期间的状况，而对二人的调查反馈则交由曾国藩处理。
《太平天国》中的曾国藩
按常理来说，曾国藩既然对薛、王二人多有抱怨，并力图将二人拉下马，那么回奏当中肯定是对二人满篇黑，但曾国藩毕竟是混迹官场多年的人，他既没有立即回复朝廷，以避免造成他刻意打压二人的不良舆论，也没有在反馈中强调二人的负面事件，甚至对二人的政绩称赞有加，似乎对二人的“苦衷”十分理解。
在这里曾国藩很明显用的是“先扬后抑”的套路，在对薛、王二人假模假样的称赞之后，话锋一转，对二人的无能表现一一列举，例如“不暗军情”、“无调兵遣将之能”、“无管理手下之能”、“浪费钱财、结党营私”等。算是给了个甜枣，再打一巴掌。在反馈奏折的最后，曾国藩给出的建议是“该二员均不能胜此重任”，并将最终任免权又抛给了朝廷。
影视剧中的曾国藩
面对曾国藩软中带刺的反馈，朝廷也十分清楚，曾国藩这是在给朝廷下“最后通牒”了，尽管如此，朝廷依旧没有立即下令更换江苏与浙江两省巡抚。但在这场争夺中，薛焕最终还是没能保住江苏巡抚一职，他被改任为南洋通商大臣，江苏巡抚由李鸿章接任；而王有龄则在1861年12月底战死，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至此曾国藩算是初步完成了与朝廷之间的争夺战，湘淮军集团成员掌控了全中国最富庶的江南，权势达到了鼎盛。
文史君说
固然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覆灭之后，选择解散湘军并交出兵权，但这并不说明他对权力没有眷恋，而是出于“狡兔死，走狗烹”的自保考虑，同时自幼接受的忠君思想，也不允许他拥兵自重。曾国藩的战后交权，不能推翻他在战争时期的争权行为，毕竟曾国藩为了击败太平军，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是他掌控着江南四省的兵权，头顶上却有薛焕和王有龄这两个清廷专门安排给他的巡抚，犹如给战马套上了马嚼子，这显然不符合曾国藩的整体战略考虑，争权也就是情势之必然了。
曾国藩此次夺权，是大清开国以来，除康熙年间的三藩外，最为明显的地方与中央之争，但这种争权并不是战场的厮杀，而是隐藏在“君臣和睦”之下的较劲，湘淮军集团的强势出击，为其赢得了大清200余年间汉人的最高辉煌，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乃至左宗棠、刘坤一等其他湘淮军首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拥有极高的权力，享受到汉人几乎没有享受过的殊荣，而这份辉煌一直持续到清朝覆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曾国藩与中央围绕江南控制权的争夺，既是为私，也是为公。
参考文献
董蔡时：《论曾国藩与何桂清争夺江浙地盘的斗争》，《浙江学刊》1985年第2期。
邱涛：《咸同之际清廷与湘淮军集团的江浙控制力之争》，《清史研究》2020年第4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