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摘要（4）应用文教授与白话文运动

何二元《现代大学国文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第四篇：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1918）

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是应用文写作的名篇，实际上它还是北京大学预科国文的一篇教学实验报告，很可能还是中国最早的一篇大学语文论文。报告提出大学国文应以应用文教授为主，非常耐人寻味。

刘半农（1891-1934），江苏江阴人，名复，字半农，是《新青年》重要撰稿人，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刘半农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应用文之教授》，历来被视为应用写作研究的名篇，但是还很少有人注意到它是一篇实验报告，而且还是中国最早的大学语文实验报告。

本书该篇导读分四节，下面节录第三节的文字。

三、应用文教授与白话文运动

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是大学预科国文教学的一个实验报告，这是大致可以确定的了，但是大学预科国文实验报告的内容却是“应用文之教授”，这未免就有一点奇怪。要解决这个疑惑，就要把这个实验放到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上去研究，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大的概念，里面还包括了白话运动、白话文运动和白话文学运动。有人说新文学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化运动重要的两翼，其实更准确的比喻应该是：白话运动、白话文运动和白话文学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三驾车。五四新文化运动要传播新思想，就要有白话文运动；因各地方言不同，白话文运动不能统一，于是先要有白话运动；白话运动既是为了统一国内口语，最终必然发展成国语运动；拿什么做国语的标准和材料？胡适认为是白话文学，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于是有白话文学运动——这就是白话运动、白话文运动、白话文学运动三者的关系。

然而一国的语言除了文学，还有非文学，中国传统学术虽有文史哲不分的一面，但也有区分文笔的一面，文学并不能包括一国语言文字的全部。所以在胡适等人提出文学革命的同时，也就有人提出应用文的改革。对此有一篇文章（季剑青）讲得很清楚，该文第一节就讲“'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详细列举了陈独秀、常乃德、钱玄同、刘半农、蔡元培、方孝跃、黄宗培、胡先骕等人关于“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意见，其中最重要者，自然是钱玄同与刘半农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和《应用文之教授》。其实在此之前，刘半农在《新青年》发表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中就已经提出区分“文字”与“文学”，亦即“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这篇文章还讲了很多其他重要的意思，而且题目既为“我之文学改良观”，重点便在文学改良问题，然而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偏偏就特别注意文章区分“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内容，在文后编者识中说：

刘君此文，最足唤起文学界注意者二事，—曰改造新韵，一曰以今语作曲。至于刘君所定文字与文学之界说，似与鄙见不甚相远。鄙意凡百文字之共名，皆谓之文。文之大别有二，一曰应用之文，一曰文学之文。刘君以诗歌戏曲小说等列入文学范围，是即余所谓文学之文也。以评论文告日记信札等列入文字范围，是即余所谓应用之文也。“文字”与“应用之文”名词虽不同，而实质似无差异。质之刘君及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可见应用文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地位。二十多年后拉开了时代距离，朱自清和郭绍虞对这个问题就看得更为清楚了，朱自清在《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一文中说：“现在的学生只知注重创作，将创作当作白话文唯一的正确的出路；就是一般写作的人，也很少着眼在白话应用文的发展上。这是错的。白话已经占领了文学，也快占领了论学论政的文字；但非得等到它占领了应用文，它的任务不算完成。”

而郭绍虞在题为“从文艺的路到应用的路”的一段话中也说：“文言文之所以有其残余势力者即在社会上犹有应用的需要，而新文艺尚不足以应付这需要的缘故。我们可以历史上的事实为例证。大抵文学史上每一种文学革新的运动，方其初，无不注意在应用方面，但是此种革新运动之成功却不在应用而在其艺术，在其文艺的价值；到最后，使此革新运动奠定其巩固的基础者，则又必适合应用的需要，才能说是此种运动之成熟。”

刘半农的应用文教学实验，就是要把白话文运动引入学校教学。前面说到有研究者已注意到白话文运动在中小学国文教学的影响，但没有提到大学教学，这是很大的缺陷，毕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是在高等院校而非中小学校。而当时的大学国文教学也确实仍是文言文的天下，即使是北大这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重镇也不例外，对此我们可以从蔡元培的一段话看出，当时守旧派林纾指责北大“尽废古文”，蔡元培回答说：

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课，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也。

虽然是反驳守旧派对北大的指责，却也反映了白话文并未进入北大的国文教学。其原因，一方面固然如诸多研究者所说，白话文学的创作尚乏佳作，另一方面也说明，白话文运动假如缺了应用文这一驾车，就难以完全占领学校课堂。事实上整个民国期间，从大学预科国文到大一国文，教学的主要内容都仍然是文言文。甚至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陆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最早的教本内容也仍是文言文占主导。这就尤其让我们感到刘半农此项实验的前卫与重要。且看《应用文之教授》开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学校中的生徒，将来是否个个要做文学家？”假如不是，那么下列现状就非常值得担忧：

第一．现在学校中的生徒，往往有读书数年，能做“今夫”“且夫”，或“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的滥调文章，而不能写通畅之家信，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者，这是谁害他的？是谁造的孽？

第二．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似通非通一知半解的学校毕业生：学实业的，往往不能译书；学法政的，往往不能草公事，批案件；学商业的，往往不能订合同，写书信；却能做些非驴非马的小说诗词，在报纸上杂志上出丑。

发表在当年《新青年》上的这些话，非常像近年来社会媒体对大学语文的批评，甚至连使用的语言、所举的例子都非常相像。事实上，重开大学语文三十多年，社会媒体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却从来没有一篇是批评大学生不会做诗不会写小说的，全都是批评大学生应用文方面的阅读与写作能力，所以今天更有重读刘半农这篇文章的必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学语文不应该讲文学，应该改成应用写作课。这篇文章的背景是五四白话文运动，胡适等人强调白话文学，而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强调白话应用文，不是厚此薄彼，而是分兵合击。况且，刘半农所说的应用文，和我们今天理解的应用文也有很大不同，如文章在“选的方面”第9条说：“小品文字，即短至十数言，而确能自成篇幅者，亦选。”在“讲的方面”第3条说：“作者所处时代之文学趋势如何；此时代之文学，优点如何，劣点如何；作者在此时代中，其文字之价值如何；所讲之文，能否代表其一生所作文字之全体。”在“出题的方面”第4条说：“化韵文为散文。（如古诗及白香山纪事诗，均可改作散文，兼釆辞曲。）”第9条说“以一篇不通文字，——或文理不通而意义尚佳之小说杂记等，——令学生细心改订，不许搀入己意。”就有不少文学方面的内容。后来，刘半农还写过一篇《应用文及其作法》的文章，就把游记等也算作应用文，而把今天我们讲应用文首选的公文以及一些交际类文字反而排除在外，他说：

有许多人把公文程式当做应用文，这是错了。因为公文程式只是些死套子，无文章之可言，必须是公文的内容才能称为应用文。又有许多人把寿序，祝词，挽联等应酬文学当作应用文，这也不大对。因为这些文学，大都是彼此互抄，千篇一律，内容是堆砌的，夸诞的，虚伪的，不能算真正的文章，至多也只能作为应用文中的一个旁枝。

总之，刘半农认为学生将来不是个个都要做文学家，而是要到社会上做事，所以大学预科国文应以应用文教授为主。但是他的应用文理念，又并未完全排除文学的内容，这也就避免了这门课程陷入偏枯境地，而能做到如今天所说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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