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全国书法展：入展作品集（十七）

书法小知识：

宋人书论虽时有延续晋唐对“媚”的推崇，但大多深受韩愈影响，将“俗”与“姿媚”关联。晋唐备受推崇的形式美不仅演变为低层次的美感，而且带上了道德批评色彩，如朱长文《续书断》品评颜真卿：“公之媚非不能，耻而不为也。退之尝云'羲之俗书趁姿媚’，盖以为病耳。求合流俗，非公志也。”

黄庭坚论书云：“数十年来，士大夫作字尚华藻而笔不实，以风樯阵马为痛快，以插花舞女为姿媚，殊不知古人用笔也。”又说：“凡书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子妆梳，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凡书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轻佻是其大病。”“姿媚”的内涵再不是魏晋时的纯真明媚，也不是唐代的“雄媚”，而是由浮华、工巧、俗媚、病疵等来诠释。

这种转换首先与王著等人摹刻《淳化阁帖》而传为范本密切相关，庸媚滑俗、千人一面的卑浊书风激起了有识之士的批判。而更内在的原因则是宋代士人的精神祈尚，道、禅对“色”的超越态度和清淡趣味，儒家对刚健气骨的崇尚，理学对“文以载道”的强调，都在内心深处涤荡着文人的审美观，让他们既欣爱二王的姿媚风流，始终尊其为最高经典，又悄悄绕开他们另辟蹊径，但大多又无意于颜真卿式的崇高气魄。

这种内敛和收缩是时代气象从壮丽高华转入内省沉静的必然。汪涌豪在《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中以“风骨”、“平淡”、“格调”概括盛唐、宋及明清的时代审美精神。这种“平淡”反映到书坛，不再是汉唐的高文大册、碑碣摩，也不是魏晋时对“靡丽”、“妍媚”的痴迷。而是以名士的信札、手卷为美，尺牍之间玩赏于个人的意趣和情调，“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或平和温雅，或俊爽桀骜，演绎出“风骨”落幕、“姿媚”流俗后文人趣味的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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