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蹉跎
“错配”的痴女愚男
过来人都会记得，“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而涉及千家万户的一大社会问题竟然是骤然涌现的大量的“错配”“未配”的年轻人。“错配”即指男女本不该步入婚姻殿堂的却结为夫妻，阴错阳差；“未配”即本该结婚成家的年轻人却仍孑然一身，又称“大龄青年”。
先说说错配吧。我是1968年夏随我校50多个同学乘一趟满载知青的“专列”离开北京去北大荒的。在嘈嘈杂杂、熙熙攘攘的北京站台上，一个画面掠过我的眼帘：一个头伸出车窗外的梳短发的女生在向送行的亲友挥手，一双大眼睛含泪欲滴。这副面孔即便和今天的“美女”也可有一比。到北大荒之后我才知道她是我校高二的同学L，比我高两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L的父母都是1950年代初期投身“新中国建设”的东南亚华侨，在文化艺术部门工作。
我们下去时听得最多的口号是扎根边疆！和工农相结合！不记得是到北大荒的第三年还是第四年，出乎大家意料，L嫁给了本地的一个比她矮小半头的贫下中农，拖拉机手，成了生产队里第一个结婚的知青。这事让不少同学心里挺堵。一年后L生了一个漂亮的胖儿子，然而婚姻并没维持多久……
在那个年代，离婚多少还被视为离经叛道之事，加上当地人、“领导”都向着男方，官司打得冗长bitter，L被一遍遍地追问，为什么要离婚？答曰：“他性欲太强……”想来其原因固多，但或难于启口或有“政治不正确”之嫌，故以此搪塞，图安全耳。后来L虽然争到儿子的抚养权，并最终回到了北京，然而身心俱疲，再没有跟同学们有任何联系。
这只是顺手拈来的身边的一个例子。由于“文革”造成的“错配”如果统计下来恐怕是个天文数字。究其原因，盖人生轨迹突发异变也。年轻人被抛到异乡异地，举目无亲，孤独无靠。一些下乡的知青由于考虑到当地人有家底，有人脉，不像知青两手空空，为生存计，嫁给当地人，并不罕见。至于是否两情相悦，是否志同道合，已顾不上了。
我的前夫。王国斌油画
前些年网上传了一幅油画《我的前夫》——一对新人端坐土窑洞前的“结婚照”，新郎是一位欢天喜地的老农，新娘是一位忧伤无奈的知青。据说该作品初展时很多知青在画前泣不成声。此画所表达的就是这种并非鲜见的“错配”。
另一大类错配属“出身排序”的恶果，“黑五类”子女在“婚姻市场”上只能“贱卖”“甩卖”。孰知多年后出身优劣贵贱的“排序”大反转，曾经的“贱货”成了香饽饽，婚姻解体就不足为怪了。
我有一个当时在读大学本科的亲戚，明明有心仪的男生，但“出身不好”，还有“海外关系”。左思右想，最终痛下决心，要找个出身好的，否则俩人出身都不好，往下怎么过？将来孩子也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就不难想象了，没有共同语言，南辕北辙，同床异梦。或许说“异床异梦”更确切，仅“鸡犬之声相闻”而已，凑合了一辈子。其实还不如及早解体，另起炉灶。身边这类故事数不胜数。
“未配”的旷女怨男
再说说“未配”。五十年前国人的婚姻观相对单一，城市人口一般到25岁上下就或成家或有“对象”了，农村更早些。我在北大荒一个生产队干了九个年头，回到北京时光棍一个，好像一头扎进了一个“单身待配”的汪洋大海里一样，来介绍对象的络绎不绝。而且，似乎人人手头上都有个“剩男剩女”的名单，伺机为他（她）们物色对象，或亲友或邻居或同事或同学。没有人统计，我相信这更是个天文数字。
究其原因，和“错配”相似，人生轨迹异变，年轻人被抛到一个陌生歧异的社会环境，没有归属感，遇不到知音。另外户籍制起了很大作用。知青都惦记着能回到家乡城市，不敢成家，怕一旦成家就回不了城了。当时大家常以此开玩笑，说谁谈恋爱了谁就是“绷不住”了，坚持不谈的人都属“绷得住”的，意志坚强。本该是男欢女爱的年龄，却偏偏要努力“绷住”，社会环境多么病态就可想而知了。
还有一种毁灭形式应该说一说：“两地分居”。两地分居并非始于文革，然于文革期间为烈。也并非局限于知青，各年龄段的人都有。造成两地分居的主要原因还是严苛的户籍管理和僵硬的人事制度。共和国人口分三六九等，居住地也分三六九等。你要想从“地势低”的地方调到“地势高”的地方，难于上青天。
按规定分居两地的夫妻“享有”探亲假，一年12天。一年365天仅有12天在一起，那还叫夫妻吗？这么不人道的制度，还要冠之以“革命的需要”。那时又没有互联网，通讯全靠鸿雁传书。一封平信走一个星期并不算太慢。多少有情人天天在掐着指头算，何时能收到对方来信……然而大家也都默默地忍受了。说起来这又是一个天文数字。
“三剑客”的阴差阳错
我在北大荒的后期知青越来越少，当兵的、上学的（工农兵学员）、招工的、提干的……原来热热闹闹的宿舍就剩三个人了：老李，阿昌，还有我，我们自诩“三剑客”。
老李是我校老高二的，长我两岁，时任队里的统计员，每天早出晚归，丈量土地，统计耕作进度；阿昌是江苏知青，长我三岁，时为队办小学的教师；我是出纳兼文书，掌管收发、户籍、和现金，但农活也并不少干。照说文书一职本该是由党支部成员担任，但前几任文书走的走跳的跳飞的飞，“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只好找我这个“非党群众”代理。
“三剑客”的一个相同之处是，尚可教也——那时不知是谁发明了一个对“出身不好”者的委婉蹩脚的“昵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们是光荣的兵团战士。上海知青刘宇廉油画
先说说剑客老李。我们学校整个高中二年级有两个高才生被内定提前一年保送上大学，老李是其一。何等优秀可见一斑，尖子学校尖子学生。“文革”碾碎了每个人的玫瑰梦，让老李更难接受的是，身为公安部干部的老爹被“打倒”，关进秦城监狱的“单间”，渺无音讯。无论老李在广阔天地如何奋力“改造”，仍是“尚可教也”，好事轮不上他。
一天，我看见老李在宿舍里坐在那儿发呆，便问他有什么心事。他犹豫了一下，跟我说，收到突兀一信，是表妹来的，什么意思看不明白。我要过信来一看，啊，是情书呀！人家就是写得含蓄一点嘛！“心悦君兮君不知”。老李一个劲儿摇头，说不可能。
原来，这位家在上海的小表妹从小就敬仰我们这位大表哥，虽然并未见过几面。届时表妹属老高一，亦是覆巢之卵，下乡安徽，后通过招工辗转到了一个县城的化肥厂当工人。寂寞，孤独，无助，就想起大表哥来了。可是，她那时已经是城镇户口，而我们北大荒可是农村呀！
那时的户籍管理从来都是只能“下”，不能“上”的，即老李不可能在那个安徽县城落户，只有表妹调来北大荒——这个大家都千方百计想离开的地方。结果，表妹义无反顾，放弃了城镇户口，千里投夫，来到我们农场，这已经是我们下乡的第九个年头了。
转年，老李正在以初为人父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他的“荒二代”降临之时，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以老李肚子里的墨水，考大学应是指哪儿打哪儿，然而他不能把表妹一人甩在北大荒。当成千上万学子坐在延迟了12年的考场里为命运搏斗之际，老李的女儿在北大荒的大雪中诞生了，取名“雪娃”。
老李与高考失之交臂。后来我每次见到老李的母亲，她都跟我长嘘短叹，埋怨那位表妹，“早不提晚不提，偏偏在这最关键的时候……”这又能怪谁呢？
22年北大荒
再说说剑客阿昌吧。“上山下乡”并非始于“文革”，“文革”前就实行了，阿昌便是一个。
阿昌家祖上殷实兴旺，出过举人。祖父是留德学人，归国后曾任京浦线徐州铁路局局长。
1940年代末家族中不少亲属移居海外，滞留未走的人在新政权下的政治命运就可想而知了。阿昌从小是随奶奶、表哥在南京长大的。表哥表嫂俩口大学毕业后，一个分配到南京炮兵速成中学教书，一个分配到徐州空军速成中学教书（又是一对“两地分居”）。
1958年政府将十万官兵裁减下放到北大荒。表哥俩口为能调到一起，也借此机会主动申请作为文职人员去了北大荒。四年后，即1962年，奶奶准备将阿昌和表哥的一个女儿一起都带到香港去，但阿昌未被批准。十五岁的阿昌心灰意冷，走投无路，干脆投奔表哥，也来到了北大荒。
到北大荒后再投考高中，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又被告知不予录取。阿昌彻底绝望，始知“条条大路通罗马”，只是阿昌的“罗马”是完达山麓的一个生产队罢了。1976年春，也就是阿昌来农场的第14个年头，他和同在我们队办小学教书的一位1968年来的北京老高三知青结婚成家。1978年春女儿问世。
女儿一岁时，“诏书”宣，“六条”下，知青返城大潮遂起。新建的小巢刚有些许温馨，阿昌只好把太太女儿送上了火车，先走一步，迁回娘家北京。下步何去何从，再从长计议。独坐在顿时冷清的家中，“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从那时起，阿昌便开始四方拜佛，南北奔波，成了当时成千上万的别鹤孤鸾中的一只，“跑户口”大军中的一员。
调入北京是根本不可能的。阿昌所能做的就是每到寒暑假便坐上那个绿皮火车赴京探望妻女，一路“咣当咣当”地去，再一路“咣当咣当”地回。直到五年之后，阿昌终于借“落实侨属政策”的光，调离北大荒，在南京落户。次年，也就是1985年，太太女儿再由北京迁至南京，三口之家终于团圆，那时女儿已经7岁。
阿昌后来跟我说，在北大荒前后一共22年，攒的那点钱全给了铁路了。我说，你应该把这些都写下来。他说，嗨，都翻篇儿了，写了也没人看，他们还嫌你烦。我说，现在的年轻人都在打拼，顾不上。将来他们一定会坐下来细细品读的。
顺便说一句，阿昌的表哥一家也是借“落实侨属政策”的光，于1980年代初悉数迁往美国。我曾专程前往他们在Arizona的家拜访。他的一个在北大荒农场长大的女儿对我感慨道，当年在地球上那么一个偏远的荒蛮之地的我们，居然又在美国相遇了，简直难以置信……是啊，这世界说小也确实很小。
错秦晋之好 犹余音绕梁
故事比起老李和阿昌就简单多了，或许可说“幸运”多了？说起来，在北大荒我是我们学校这些同学中最先“坠入情网”的。尽管遵循了当时谈恋爱的“地下工作模式”，偷偷摸摸，还是没能逃过“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在“组织”及时的“帮助挽救”之下，我“改邪归正”，“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彻底决裂”，并向组织保证，一定要“绷住”。这一绷就绷了12年。
我是在来农场的第9个年头，以父母身边无子女为由返城的，又称“困退”。在“三剑客”里居然还是最早离开北大荒的。回京后先到街道办事处去报到注册，听候安置。一位中年妇女办事员头也不抬地说，“只有送煤和粮店，不想干就在家等着。”
那时北京的做饭取暖都是烧蜂窝煤（又称煤饼）炉子。送煤就是蹬个平板三轮车往各家各户送煤饼。干这行难免蹭上一脸煤黑，像京剧里的黑脸包公。那时的粮店既零售也卖整袋的大米、面粉、棒子面等，50斤一袋，比起农场180斤的大麻袋是小意思。粮店空气中弥漫着粉尘，干活的伙计们一脸白粉，像京剧里的丑角时迁。
我选择在家等。至此终于消停下来，不必为在哪儿“扎根”所困扰，可以舒口长气了。再举目四望，发现曾经心仪的女孩子都成了他人妇，心中不免怅然，方知何谓“'荒’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在家等我也没闲着，而是乒乒乓乓地打起家具来，准备迎娶夫人，虽然还不知道夫人在何方，更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分到几许“平米”安身，放进这些家具。真可谓“高瞻远瞩”也。当时城镇居民最大的民生问题是“居无所”，包括无所内的硬件——家具。原因是政府把钱都拿去搞重工业、搞“三线建设”、搞原子弹了，民居建设民用硬件严重滞后人口增长。无数年轻人都在翘首以待，等那“几许平米”安家。
一天，一个老同学来说，你怎么还在干这个呢？我们都考大学了！这我才知道自己错过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即77级高考，并无年龄限制。幸好几个月后又“大赦”了一次，78级高考，仍旧不限年龄。我赶紧扔下锛凿斧锯，找出几本旧课本复习，好歹考上一所大学，赶上了末班车。
顺便说一句，我打的家具最终也没能搬进我的“几许平米”——这是需要排长队等的！后来我索性跑到大洋彼岸去了，发现这边不仅“平米”不用排号，而且，人家写在宪法里的“迁徙自由”也并非摆设。看来还是在这边“扎根”吧。这都是后话了。
几年前的一天，我正在波士顿的办公室里写工程报告，突然收到一位老同学老荒友来信，告知我的初恋的后来定居秦皇岛的女同学病故。我冲出办公室，在后面小山上徘徊良久。
逝者如斯。“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想到50年前夭折的爱情，不胜伤感。回到办公室疾书挽联一幅，请老同学代为致哀：
小清河完达山错秦晋之好
秦皇岛波士顿犹余音绕梁
老同学回信道：你的意思我一定带到，只是，你这挽联若摆到灵堂，让人家亲属情何以堪？是哦，情何以堪……可是，五十年，八千里，情何以寄？
去年一个仲夏夜，我在院子里乘凉，举头望去，满天星斗。蓦然间想起50年前的那一代年轻人，恒河沙数，苦闷孤独。相比之下，几个美女的“不得展其容”只能算是小委屈吧，一代人的岁月蹉跎可是大委屈啊。阿昌说，“已经翻篇儿了”，可又有谁知道下一篇儿会是什么呢？不是已经有人为二十世纪的“上山下乡”涂脂抹粉了吗？二十一世纪的“上山下乡”呼之欲出…… 今日再叙吾辈殇，“只缘妖雾又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