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轻：写作无历史 | 西东合集

　　本文整理自2018年9月8日于亚洲当代艺术空间举办的“写作诸历史：关于当代写作生态的提案讨论会”第二场的主题发言。“写作诸历史”，乃是回应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一书中于1947-1953年间提出的，将写作作为一种历史协同行为的观点，以及朝向一种均质社会普遍性语言实践的思考。

　　鉴于今天的主题“写作诸历史”，我试着从一个问题开始。不是写作，也不是诸历史（历史的复数形式），而是这个历史本身，也就是，写作有历史吗？
　　在一篇题为《写作》的文章中，罗兰·巴特曾提出这样的疑问。他说，“至少在我们的国度，每个人都写作。这意味着写作不再有历史了吗？”然而，这篇为罗歇·德鲁埃和埃尔曼·格雷古瓦的《书写的文明》所作的评论仍然关注着一种作为身体姿势或生产活动的写作，或不如说是“书写”。换言之，如果我们仅仅把写作视为一种技术的活动，一种文化的发明，一种身体的运动，那么，我们当然不难去定义或界定它的历史，因为首先我们可以推测它的起源——关于这一起源，存在着各种神话和传说，柏拉图的《斐德罗》里，苏格拉底把文字的发明归于埃及古神塞乌斯，他把写作，文字的记录，称为一剂改善记忆的药，虽然在法老萨姆斯看来，这个工具也加速了人心灵的遗忘。或者，还有更简单也不那么神秘的起源，一个很难在历史上定位的时刻，原始人在石头或木块上进行切刻的时刻：“第一个书写者，是那个在古老的天空下，在石头和木块上切刻的人”。这个最初的姿势，或许可以称之为“刻写”或“铭写”。
　　同样，我们还可以察觉书写的演变，既包括身体姿势的变化，书写工具（雕刻家的尖笔、芦苇笔、铁笔或钢笔）的变化，也包括其背后隐藏的意图的变化（其对应的意识形态，因为我们讨论的当然不只是作家，或者从书写的角度看，我们更应关注那些所谓的“抄写员”，法典的抄写员，圣经的抄写员，甚至是现代官僚体制里的抄写员，梅尔维尔的巴特比会是书写者的典范吗？），还有其作为一种媒介所遭遇的剧变（尤其是印刷术产生以来，或者是在这个图像时代，书写正在遭遇某种危机，甚至可以说是它自身的终结，我们不仅不再用传统的方式来生产文字，而且为了传达信息或实现交流，我们不再生产文字，而是制造图像，图像甚或声音就是我们阅读的唯一可能的文本。在这里，书写的历史似乎正迎来它的终结。或者，用维兰·傅拉瑟的话说，由于书写作为记忆的工具，产生了历史意识，所以书写的历史的终结，其实也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本身的终结）。
　　那么存在着一个书写的历史，可以追溯起源，甚至可以预言其未来的终结。然而，即便我们知道了书写或这样一种写作的起源，我们是否就真地意识到了写作的本质呢？我们知道了书写或写作的这样一个原始的或根本的姿势，我们就真地能够定义它是什么甚至规定它拥有的历史了吗？
　　所有这些（基于社会，文明和技术的）所谓历史的考察，也许并没有抓住写作作为一个现象的本质。同样，事实上，通过给出这些历史性的素材，我们还不能判断写作本身就具有了历史。如果历史意味着某个过去的东西，一个时态上的“已经”或“曾经”，那么，写作的历史性就意味着已经或曾经写过了。这是问题的关键。换言之，我们今天要问的是，“写过了”意味着什么？甚至：“写过了”如何可能？因为有没有可能还什么都没写过？甚至更糟糕的情况会不会是，“写过了”是压根不可能的？面对写作，一个人到底处于怎么样的情境当中。这首先是一个时间的情境，然后也是一个空间的情境，意即，一旦涉入写作，一个人将把他自己，把他的生命，他的生存，他的存在，置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对此问题的回答似乎又把我们带回到了“写作是什么”。写作与历史似乎构成了一个思想的死结。但这里我们至少应该试着从历史来理解写作。无疑还有一种更为狭义的理解方式，它曾明确地把写作和文学联系起来。但现在，我们又好像试图用写作来取代文学。的确，在理论话语（尤其是法国理论）的某一时刻，发出过类似的呼声，要更认真地重新审视写作或书写。暂且抛开那些隐含的哲学的、语言学的、符号学的研究或转向，在这一看似简单的术语更替的背后，无论如何必须看到，写作或书写，这个概念或说法的提出，它对我们思想强加的要求，甚至其本身所代表的绝对要求（必须写作），恰恰意味着同历史，同我们通常理解的意义上的那个历史，进行决裂。
　　在此，完全有必要重新阅读布朗肖在其《无尽的谈话》开篇所提出的论断。他说，书写“假定了时代的一种根本的改变：打断，死亡本身——或者，夸张地说，'历史的终结’”。根据布朗肖的界定，写作当然不再是文学，不再是之前以文学的名义囊括的以书或作品的形式发表的一切。因为相较于文学，写作的提出，恰恰是为了打破文学这个长久以来占据或支配着我们对“写什么”或“怎么写”之实践的种种看法的范畴，以及这个范畴所暗示并强加给每一个写作者的观念或理想，甚至意识形态。过去会说，文学是出于道德的，神学的，政治的，甚至是文学本身的；文学总是受到某个东西的牵制，它总假定了一个绝对的不可动摇的中心，那就是其唯一的存在之理由和存在之事实，也是其追求的真理性的东西，它的意义，它的理念（在布朗肖看来，这些东西，文学的这些固有的预设，其终极的标志和化身，就是“书”，所以，他会说，写作也象征着“书的终结”或“书的缺席”。这个“书”，当然并不只是我们文化的某一物质的成果，而是那个“肯定了言语之于书写的优越性，思想之于语言的优越性”的观念体系）。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写作，作为打断和决裂，就意味着对这一切的清洗，即“要求抛弃所有这些原则，也就是终止并完结一切担保我们文化的东西”，最终就是终止那个一直支配我们思想的整一性、连续性的观念，也就是历史的观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谈论文学史，却无法谈论写作史。写作，我们今天要谈论的写作，我们谈论它，不是为了勘探并发掘它的历史，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是对历史的逃离，是对整个（如果存在的，所谓的）写作运动或历史的偏转了。写作无历史。
　　为了重新认识写作，认识这个从历史中逃逸出来的尚未被认识的写作，我们可以认真阅读一下布朗肖晚期的作品《诡步》，那里有许多值得深思的片段。其中，对写作是什么的认识，恰恰是在写作之时间性的考察中进行。写作的时间是布朗肖最惊人的发现之一。让我们读这段话：

　　“在写下前就遭抹除。如果痕迹一词能被承认，那么它就像指示的标记一样被抹除了，从不被追溯的东西。我们全部的写作——对所有人来说，如果不是所有人的写作——会是这样的：焦虑地寻找那从未在当下，而是在一个即将到来的过去写下的东西。”

　　还有这一段：

　　“仿佛他在一本只有很久之后才会写下的书的边缘写过，那时的书早已消失，只会唤起一个极其古老的过去，仿佛没有言语，没有任何言语，只有一个极其古老的过去的这喃喃低语的声音。”

　　这就是写作的时间：即将到来的过去，同时也是极其古老的过去。极其古老的过去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过去，一个无法在经验时间中追溯的过去，它只能以一种“回落”的方式，或者说“轮回”或“返回”的方式出现，但它并不落到、返回当下，而是只能回到未来，回到一个尚未到来的时间维度上。这是一种时间的永恒错乱，它首先意味着“写过”的不可能性：不可能写下什么。这是因为写作，作为痕迹的生产，同时也意味着抹除，意味着抹去痕迹：

　　“写作并不注定要留下痕迹，而是注定要抹除，通过痕迹，抹除所有痕迹，消失于写作的破碎空间。”

　　有必要回想一下那一“铭刻”或“铭写”的原初姿势，在石头或木块上切刻，这样的写作，是一个刻入的行为，留下了痕迹，它制造着在场，它是创造，让呈现，显现的行为。同时，这个动作，它并没有“留下某种更多的、附加的东西”，也没有留下更少的东西，而只是制造了一个刻痕，一个凹陷，一个凹痕，也就是，打开了一个空虚，布朗肖称之为宇宙的空虚，可见的虚无。所以，这样的创造，根本上也就是抹除，是制造缺席，产生消失的行为，是打断的行为。（或许所有的艺术，所有的技艺，所有的创作，都是如此：虚无的敞开。）
　　这当然只是个相对形象的描述。但它也是布朗肖提醒我们的写作的根本力量所在：“一切会被抹除，一切必被抹除。”我们应当认识到，写作，或写过的不可能性，它的无历史性，它的曾经存在的不可能性，恰恰源于它自身的这一抹除的力量，或源于其内部保存的这一空虚化的本质。我们必须意识到，写作总蕴含着另一面，就像是白日之内的黑夜，而写作的最强大的力量，就是在于它什么也没写。所以，写作就是没有写过，或只能在一个极其古老以至于无法追忆的过去写过，写作只能是一种“重写”，只能是过去不可能的写作的重新书写，但同时，也是不在当下写作，没有办法在当下写作，“写作或许就是不在重写中写”，也就是把写的唯一可能性交付于未来，写作没有历史，而只有未来。或不如说，写作的历史在于未来，写作的诸历史就是写作的诸未来。“写作没有传记！”没有记忆。写作只有且只是一种等候。

　　“写作：一支瞄准空虚的箭——未来-过去的时代错误——总是太快地落下，在一个沉重的过去的太满中，属于一个没有什么到来的未来。”

　　“会有时间的分离，就像位置的分离，既不属于时间，也不属于位置。在这样的分离中，我们会来到写作的点。”

　　这就是写作的时间性。那么，这个时间性，或者说，写作的这个点，对人，对写作者，对他的生命，他的生存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首先，写，等同于死。写作的等待也是死亡的等待。写和死处在了同一个时间的进程中，分享着同一种力量。写作的这个未来属于那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死。总是一边活着，一边死着，而一边在死，又一边在写。在这个意义上，写作永远没有完成，也不会完成。写作既不是为了永生，也不是为了速亡，而是为了进入生命与死亡之间的灵薄狱。当然，可以说写作是对死的学习（就像苏格拉底说的学习死亡一样），是形成一种生命的姿态和生存的方式。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如果死代表着那样一个推动生命的虚空的力量，那么，写作恰恰是发现这力量或潜能，并且，它就是这个潜能。
　　写作的时刻，不是完成了或写好了某个东西的时刻，不是知道了自己想说什么而把它写下来的时刻，真正的写作的时刻，是永远还没开始写，但知道自己将要写，将要不停地写，并且也写不完，然而无论如何并不确定等待自己的写作是什么的那个时刻，在那个时刻，驱使一个人去写的不是其内心情感的过剩或丰富，而是其表达的匮乏，其力量的不足，也就是写作者所永远面临的写作的空虚，也就是写作的不可能性。写作是一个悖论的运动：一方面，它是无历史，是曾经写过的不可能性，也是于当下写的不可能性，因此只能把写作的唯一时间不断地从当下无限地推延至不确定的未来，也就是推向另一个同样还没有写的维度，意即无论在哪一个时间，写作都没有写过或写下的确定或担保。而这样的无但保性恰恰又推动着一切可能的写作的进行。只有一切都围绕着这个空无（什么也没有）开始运动时，我们说的那个写作的事情才发生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新界定写作：

　　“写作：作品之缺席的工作，除了主体的缺席外（或从主体的缺席中）什么也不生产的生产，取消标记的标记，让有限者穷尽自身直至中性的无限者。写作不取决于当下，它不让当下提出自身……写作就是没有写作过，而是会写作，在不留痕迹的突如其来中，总已经写作过就像那总会重新写下自己的东西……粉碎了当下、未来、过去的衔接模式……写作就是回应轮回的肯定，并作为要回归者，而回应。”

　　写作并不只是一种文字的生产，也不只是一种文学的创作，它和所有这些实践的范畴性规定无关。只要我们考虑其无历史、非当下、未到来的时间性，我会说，写作在根本上就是我们理解一切创造和行动之本源力量，并与之相处的一种方式。它是给我们的整个生存定调的东西，也就是，教我们如何与生存的根本姿态（出存，出写……）保持一致的东西，它是一种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