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格罗兹：空间与时间 | 西东合集
胡继华、何磊 译
物自实体而出，且作为实体而存在。它是一种先天而在的实体之物，在一个新的时间，在其创造过程之下，创造一个新的空间和一个连贯的实物。物，及其铭刻和创造的空间，乃是在同一时刻创立的。在这一时刻，运动被终止、被凝固、被分裂，而呈现出其片刻面貌。在这一时刻，物与环绕着它的空间在概念上或知觉上都显示出差异。在运动被反映、被分析的时刻，它就顺应了客体及其状态，清楚明白，位置确定，可以描绘，可以重复。在原则上说，客体及其状态都可以测量，可以遏制。运动设置一条可描绘的轨迹，可以分化并可以在统计学上被观察，这就构成了物与空间各自的条件。物在空间之中定位，仅仅是因为时间隐含其中，仅仅是因为物之存在标志着运动的遽然减速，标志着原子与分子的振荡和力量。因而，物之存在框定了其他物之存在，彼此相关而脉络自成，并入他物而同时与他物共存。
物之存在，嬗变无形，由二变一：先在之物及其创造过程之中释放的能量发生了转换，生成一个不同的物，一个整体，或一个“一”。物的创造，在其创造过程中作为一物而存在的物，就是这个深不可测的过程，物事总是必须佯称一物以及必须拒绝成为一物。詹姆斯和柏格森所见略同：虽然世界之存在独立于我们，虽然在人类消逝之后依然有一种实在，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物自身并不存在于实在之中。物之存在界破了实在（The thing is a certain carving out of the real.），矫揉造作或者颐指气使，它把实在分为众多的实体，分为彼此邻接和互相包容的众多系统，分为有名无实或者可资利用的单元，而仅仅作为开放的系统才能存在于实在之中。
物，就是我们利用世界而创造出来的东西，而不只是我们在世界上发现的东西，因此，人生在世，处世有“道”——能够依据我们自己的需要和意图来管治和调节物事。此乃我们强加在世界特殊领域的粗略意图，以至于这些领域可为人知，即便在制约和限定我们的意图和谋划的同时，它们依然助长我们的意图和谋划。物即我们的“处世之道”，我们融入这个世界，而不统治这个世界。物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妥协：一方面，这个世界排列成行，芜杂多样，永无止境，詹姆斯说它是一道流波，拉康以概念化的语言说它是一个未分化的连续体，用柏格森的话说，则是振荡之波，彼此渗透；另一方面，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世界，或我们所喜欢的世界，开放恭顺，天随人意，可塑可揉，任由摆布，消极被动。同时，心灵与物质也彼此妥协，相安无事，彼此跨越，互相交叉，而物就是其交汇之点。正是我们处置过剩感性活动、振荡、运动和强度的方式，才构成了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自身。这是一项紧迫的实际要求，也许还是人生在世所作所为的唯一方式，而不是其必要条件。康德强行赋予空间和时间以一种先天直觉形式，而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恳求和利用这些直觉。同样，对于那些既区别于其他客体又区别于一道背景的客体，我们也必须视之为人生在世有所作为的必要而有限的前提。柏格森将康德主义改造为一种生成本体论学说，同时清楚地指出，时间不在吾人之内，吾人反在时间之中，时间为吾人作为之囿限与条件。从学理上言之，空间、时间与物事彼此相连：空间与时间框定了物事的范围，赋予其语境脉络，作为其展示的背景，同样也积淀在物事及其过程之中，成其为内在固有之物：“宇宙之空间，宇宙之时间，康德谓之曰直观之形式，然相去万里也。反之，亦如科学所显之一切建制一样，空间与世界亦是人心营构之物，一望而知也。人类之大众数绝未资用其词，然无一不栖居于多重时间、多重空间者也。”（James 1970，118）
柏格森阐发和拓展了詹姆斯的立场：世界风云涌动，境况愈来愈复杂，世界就不是理智所把握的对象，因为理智之功能恰在于推进行动，促成实践。柏格森与詹姆斯一样，自觉地远离康德的时空概念；后者认为，时间性和空间性内在于理性秩序。行动的可能性必然招致如下结果：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必须尽可能简单化，必须尽可能固定、统一和粗大，而其外观、轮廓和表面也必须简易极致，以便容易产生不可确定的行动。假如要以一切方式作用于物，与物周旋，假如要栖居于众物之间，占有万物而为己所用，那么，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将多元性还原为物之秩序与物之状态。在处理固态、状态以及物事之时，我们的理智与知觉能力最为得心应手，但总是无意识地或直觉地发现，我们还是最为熟悉过程与运动，变异的方式，以及物事之波流。
实在惟动惟变，现存定制之物阙如，唯有制作生成之物；持驻恒定之态无有，唯在生成剧变之途。安息之境唯在其表，转瞬过眼烟云……设若吾人心有灵犀，见一方向之变异萌动，即谓之曰“大势所趋”，故而，全体实在皆为“趋势”是也。
吾人之心，唯求活动之稳固根底，于生命之日用伦常，以神思境界与物事为要务。即今往后，其所观暝然未分之实在动境，尽在迷离恍惚之际，转瞬即逝之间。由是观之，心生感触，思接意表。悉因此法，显明变化之方与大势所趋的恒固标识易代不再。此种易代之运，于常理、言语、日用伦常……以至实证学问，皆为必然，不可或缺。吾人理智，道法自然，先有坚实知觉导引于前，后有泰然心境贞立于后。（Bergson 1992，223，黑体字表示强调，原文如此）
从振荡、波流和强度之中，我们得到大大小小的分子，从而让物之质量得以稳定。同样，我们也能作用于其上、活动于其中，同时将动态和多元之物转化为暂时的整体和单一之物，利用为我们而在的对象之物而界定实在。人生在世，就是主动地生产和创造客观对象，于是我们让世界友善地接纳我们的行为，同时也让我们自己对世界的反应更加敏感。这种制作活动是我们干预世界的构成部分，是知觉和制动关系在世界之中的牵引力量。我们的知觉界破世界，将世界分为种种物事。这些物事本身不仅可分、易于算计，并且还可以进一步分化。损之又损，物事即为减损之产物：知觉、理性认识以及行动，减少和纯化了客体，凸显并孤立了其中利于我们之未来行动或者可能同未来行动休戚相关的部分。客体乃是减损的世界，它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如何得以满足：“吾体周遭之物件，映现了施于其上之可能行为。”（Bergson 1988，21）
物件及其环境之间的界分，不可断然确定，不可经纬分明。由此到彼之通途，渐行渐显，尽在不知不觉之中。物质宇宙，物件纷繁，却彼此依附，生死相依，互相作用，反向应对，关系恒稳。此等物态令人足信，物件之间绝无吾人指派之精密界分。是为言之，吾人知觉略显物之关联形式。一殆吾人之于物事之可能作为终止，随之物事亦不复答复吾人索求，吾人知觉即湮灭无形。知觉心术之动者，为此为上，为此至明。唯有谨遵吾人之所需，暨日用人伦之所求，知觉之心术方可于广延之连续之中标画区分。（Bergson 1988，209~210）
世界之内，物事彼此渗透，“充盈广幅，具象可徵，诱发变异，彼此摄动，张力剧变，能量转换，如此而已！”（Bergson 1988，201）。界分世界，削减这些纷繁杂乱的性质，将之转化为友善适应我们行动的客体，根本上就是一种建构过程。我们与客体交游，吸纳客体，同时将世界的客体制作出来，构造成一种自为的活动。为了栖身世界，我们制作世界。或者用尼采的话说，我们不是“智慧之人”（homo sapiens），而是“创造之人”（homo faber）。人生在世，就是艺术地栖居。
故而，容吾人千里之行，始于作为。再容吾人断然昭告，理智之鹄的，首在建构。构造之为，独施之于惰性之物。问其究竟，则曰：虽征用有机物质，理智初衷不改，依然活马当成死马医，而毫不留意生机活力。且于惰性物质之列，构造之为，唯独施之于坚实之物，余者流体无形，逃之夭夭。故而请言，理智之本，自趋于构造，则吾人祈望明示：实在之流体无形者，唯些许逃逸构造，然活体之中生者命者，全然逃逸乎构造之外也。吾人理智，脱乎天道自然之手，向来以无机固体之物为其追逐之鹄的。（Bergson 1944，153）
我们别无他途，只得视固体世界为物事万种。但是，我们却留下了世界上那些流体无形的东西。它们无拘无束，自在流荡，它们是运动、振荡以及变形，发生在知觉和算计的阈限之下，而位于我们的日用伦常之外。柏格森暗示，有另一种途径把握这种振荡之波的丰盈弥散，这种振荡决定了万物之稳固性。他将这些非理智或者外在于理智的冲动称为本能和直觉。虽然它们再也不能感知过度的振荡以及构成实在的过程，但它们仍然可能辨别万物之间的相互关联，而非将万物分裂开来，在实在的分化与创造之中发展出另一种视野，养育另一种旨趣。直觉并非谋划，毫无功效，百无一用，不是工具，但它恰恰显示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不仅说明我们有能力在世界上谋生，而这个世界不仅逾越了我们的需要，而且还逾越了自我呈现或物质之内在性；还说明我们有能力归根复命，再度与天地合一。诚如尼采所言，我们的“艺术人生”，或柏格森所谓的“生命创化”，正在于持续不断地用物的世界展开实验，从流体无形之物中创造新的物事。流体无形，总是逃逸在日用伦常或使用价值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