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视角，缜密决策也可能失败

最近看了一本社科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书，《国家的视角》，副标题很长：“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其实，就是这个副标题打动了我。我想到了中国的很多事情，大部分的事情本意是好的，希望改变生活，提高生活水平。例如“人民公社”，“围海造田”，“大炼钢铁”，甚至“除四害”中的消灭麻雀，都是从好的愿望出发，组织起亿万百姓，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自然资源，结出的果实却难以下咽。

就是说，哪怕是动用了国家的力量，做出了缜密的决策，也不一定就符合客观规律，也可能失败。这本书就是分析这类问题的。

这本书里举了很多例子，这里可以说一个，就是坦桑尼亚的强制乡村计划。

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坦桑尼亚当时的领导人认为，国家就要承担其“父亲”的角色，保障他的人民有更好和更富裕的生活。这个想法不能说是全错，但是结果却是大错特错。因为当了“父亲”，人民就成了“儿子”，必须服从。他们用强制的办法，把人民搬到他们规划好的村庄里，目的是把农民改造成为现代生产者。但采取的是军事化的办法，必须搬，必须快，他们认为，闪电式的移民带来的震撼，会产生有力的效果。这样，农民从传统的环境和网络中分离出来，被放置在全新的环境里，他们感到的是极度的不适，农民不愿意进入这个所谓的新社区，因为他们是在传统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定居方式，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定期的搬迁，而不是这种被强制的搬迁。这样，人民一起来反对采取官僚和军事的方式来推行一个速成的项目，暴乱就不可避免，四处都存在着危险。

那些被强制搬迁的人却被告知，只有和平搬迁的人才能收到荒年的粮食救济。民兵和军队被动员起来，提供运输和强迫搬迁。人们被告知，如果他们不拆掉自己的房屋，并且将东西搬到政府的卡车上，那么当局就会来拆掉他们的房子。为了防止被强拆搬迁居民重新回来，许多房屋就被烧掉了。因为野蛮地动用了武力，结果国家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坦桑尼亚元气大伤。

这是典型的希望改善人民生活得项目惨遭失败的例子。这类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

通过这许许多多的例子，本书作者总结出了有内在规律的东西。作者写道：读者将会清楚的看到这本书的中心问题，就是那些具有良好用意的领袖是如何为使其人民的生活和景观能够现代化，而设计出种种项目的。这些项目是如此巨大，如此忽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被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这已经成为我所关注的佔主导地位的问题。我的结论是，“作为宗教信仰的极端现代主义”独裁的权利以及软弱的市民社会为社会灾难和自然灾难的泛滥提供了条件。

作者认为，用失败来形容这些发展的灾难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失败也是他在书中所举出的例证，如苏联的集体化，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的强制村庄化。他认为，这些都是20世纪人类的巨大悲剧。

这本书归纳了四个因素来说明灾难形成的原因，这里可以简略说其中的部分内容：第一个因素是对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能够重塑社会的国家的简单化。就其自身而言，它们只是现代国家机器很普通的工具。它们对于保持我们的社会福利和自由，与制造潜在的暴君一样，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支撑了公民概念并提供的社会福利。同时它们也支持了驱赶那些不受欢迎的少数民族的政策。

第二个因素是所谓的“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而固执的自信，他们对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生产能力的扩大、人们的需求不断地得到满足，以及对自然（包括人类社会)的掌握有很强烈的信心。他们特别相信，随着科学的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的设计社会的秩序。毫无疑问，这种意识形态产生于西方，是前所未有的科学和工业进步的副产品。

一定不要将极端的现代主义和科学实践相混淆。正如“意识形态”一词所表明的，极端现代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信仰，其合法性来自科学和技术的合法性。因此，它也是缺少批评和怀疑的，因而也是非科学的对人类居住和生产的综合计划可能性的盲目乐观。

第三个因素加入前两个因素中之后，它们的结合才具有潜在的危害。

第三个因素是一个独裁主义的国家，它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处于战争、革命、危机或民族解放中的社会往往为第三个因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紧急情况往往导致对紧急权力的夺取，而这往往导致原有政权被推翻。这样的社会往往涌现出一批新的精英，这些新的精英拒绝所有过去的东西，要为他们的人民做出革命性的设计。

第四个因素和第三个因素紧密相联相关：软弱的公民社会，这样的社会缺少抵制这些计划的能力。战争、革命和经济崩溃都会使公民社会更为软弱，并使平民更愿意接受新的体制。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开始的感觉就是枯燥，但是，书中讲的道理似乎又在身边发生过，但是我们从来不会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读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此。

作者:詹姆斯·C·斯科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