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五帝本纪》的考古学基础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位上古帝王的事迹。随着近年来考古学成果的不断涌现，《史记·五帝本纪》具备了坚实的考古学基础。换言之，距今约四五千年前的五帝时代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群伟大的部落联盟最高统治者，他们筚路蓝缕、朝乾夕惕，创造了了不起的人类文明。

在《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居轩辕之丘，活动范围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邑于涿鹿之阿，葬桥山；颛顼帝的活动范围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尧舜时期出现“四岳”，舜禹时期出现“定九州”“方五千里，至于荒服”，这些活动范围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浙江良渚遗址、安徽凌家滩遗址、江苏东山村遗址、辽西牛河梁遗址、河南灵宝铸鼎塬遗址群、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山东焦家遗址、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石峁遗址等大体上都分布在这些活动范围之内。考古学者王巍认为：“各地区都相继迎来文明曙光，且不同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存在着远距离的信息交流，形成了一个最早的中华文化圈。”距今约5800年到5300年，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说明中原地区文化对周边的辐射进一步增强，而中原地区中央邦国势力进一步增长，对周边的整合能力进一步提升，以至于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

《史记·封禅书》《史记·孝武本纪》还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河南西部三门峡市灵宝铸鼎塬遗址群距今约6000年至5500年，密集分布着“数个面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的大、中型聚落遗址”。王巍认为：“在有黄帝传说之地出现了中原地区最早的大型高等级聚落密集分布的情况，十分耐人寻味。”铸鼎塬遗址群在距今5500年左右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河南中部河洛古国（巩义双槐树遗址）。

《史记·五帝本纪》关于颛顼帝着墨不多，仅出现了“载时以象天”“絜诚以祭祀”的记载。此外，还有许多典籍记载了颛顼帝绝地天通的事迹。颛顼帝绝地天通，将九黎、三苗的神权收归于部落联盟或中央邦国，结束了《国语·楚语下》中说的“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局面。这种文化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农业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天文学的发达，至少从这时起，神权开始从属于王权；中华文化开始结束满天星斗的局面，出现了较为统一的文化形态，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国家的形成尤其是“最早中国”的出现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中国先民开始从受制于自然发展的一般规律中解放出来，人类面对天、神、自然界取得了重大胜利，从而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非宗教化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世俗化基础。这是中华文化的第一次重大转向，不仅对中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社会影响深远，也对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影响深远。

《史记·五帝本纪》关于帝喾的记载出现了“历日月而迎送之”的记载。“历日月”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是天文学和历法方面的专业术语。司马贞《索隐》引皇甫谧云：“帝喾名夋也。”文献多记载为“帝俊”。湖南长沙东南郊子弹库楚墓楚帛书曰：“日月夋生”“帝夋乃为日月之行”。考古学者冯时认为，“帝俊”与日中之乌“踆乌”以及良渚文化礼玉上的太一北斗神徽有着密切联系。

在《史记·历书》和《史记·天官书》中，有关帝喾的弟弟帝尧的记载，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天文学和历法，显示了帝尧时期天文历法的进步与发达。帝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帝尧年老后，申戒帝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显示了天文学和历法知识对于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性。对此，太史公指出：“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

五帝时代天文学和历法的进步有着坚实的考古学基础。在距今约5500年到5000年的河南中部巩义双槐树遗址中，人们发现了9个有意埋放的呈北斗星形状的陶罐，为“黄帝考定星历”提供了历史背景。帝尧时期天文历法的发达也已被陶寺遗址所证实。考古发现，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相当于尧舜禹时期的陶寺文化，其天文历法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出现了世界上能够确认的年代最早的观象台。尤其让人震撼的是，山西襄汾陶寺古观象台遗址第三层台基芯由生土和夯土基芯构成，形成了阴阳“太极”图，体现了阴阳、太极和天地形成的宇宙观，体现出最高统治者天命所归、居中而治、掌握历法、敬授民时的权威。孔子赞美帝尧“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考古学证据显示，上古天文学和历法的起源远远早于黄帝时代。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规制显示出当时先民对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等节气以及东宫苍龙、西宫白虎等星宿运行规律的掌握，对后世的宇宙体系、时空体系、节气体系、阴阳哲学和礼仪制度等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