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绍昆】谈学习经方医学的初步（上）
今天我想说说学习经方医学的初步知识，准备分七个方面来讲。
一、什么是经方医学——概念性问题
经方的概念出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班固认为，经方著作的内容是根据药物的特性来估量疾病的深浅；凭借药物的作用，依照人对气候感应的适宜用药的情况来辨别各种味道的药物，配伍成寒凉与温热的药剂，用以疏通闭塞、解除郁结，使患者恢复健康。宋代开始，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被医家视为医学的经典，如徐灵胎说：“医者之学问全在明《伤寒》之理而万病皆通。”经方医学强调方证相应，通过对方剂中药物排列有序性的研究，以了解生药配伍规律；经方重视医术，关注疗效。
二、如何了解经方医学——自然性问题
经方医学的发展史，可以简单地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的前经方时期，另一个就是进入文明时代的经方医学时期。前经方时期的经方医学是在自然环境中自然变化所引起的自然行为，是原始社会野性思维的产物，可以称之为“自然性医学”；进入文明时代的经方医学在自然性医学的口诀方证基础上，运用阴阳学说加以整理归类，加强了前经方医学的整体性与系统性，然而也有意无意地湮没了前经方医学中的不少具象性与经验性的内容。几千年经方医学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伤寒论》被《内经》化的历史，这对医经医学来说的确是硕果累累，然而对于经方医学来说却是伤痕累累，使它偏离了自然性、经验性方向，方证辨证失去了独立诊治的能力，变成理法方药辨证的工具。初学者要客观、公允地面对如此怪异的历史事实，一面是升华与提高，另一面又是遮蔽与衰落。
三、前经方医学的实践与观念的背景是什么——共时性问题
有了人类，就有医疗活动。在那蛮荒的原始社会，生药与针灸是最多的选择，这是一个盲目的试错过程。鲁迅先生认为，中医药是由“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他对先人们盲目试错过程有过生动的论述：“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了，于是知道这是对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记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神农尝本草”的神话故事就是反映先人们在反复试验中摸索发现“药证”的事实。
在摸索发现“药证”的过程中，先人们的思维模式是怎样的呢？现代人类学家的研究给我们寻找到了初步的答案。
人类学家指出，作为会思考的动物，“人”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用思维方式加以定义的。然而思维方式并非只有一种“有意识理性思维”。有意识理性思维仅仅是人类的理性思维之一，它存在于人类习惯的现意识之中，是人类思维的冰山一角。人类还有另一种理性思维，它是无意识状态的存在，所以命名为“野性思维”。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首先要把它与“本能”区别开来，它不是“本能”，而是一种不同于习惯理性的另一类理性。“野性思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只不过在人类进入开化以后，它被深深地遮蔽了，不被人们所认识而已。
人类学家还告诉我们，先人用“野性思维”发现了疾病过程中的共时性现象。共时性现象是指诊治中出现的“有意义的巧合”，也就是患者的自觉症状、体征状态以及与相对应生药的横向联系。药证辨证中出现的共时性现象是疾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横剖面，它强调的是诸多要素中同一时间与同一空间的内在联系。生药治病有效，开始的时候完全是一种偶然性巧合。先人们利用了这一种“有意义的巧合”，在相似的病情下使用了同一种生药，如果反复使用、反复有效，就有了经验的积累，对于这种宝贵经验的积累先人们就会认为是鬼使神差的结果。在神人不分的原始社会里，先人们就会坚信不疑地把这种药证现象神化为固定的口诀，由巫医传承了下来。《山海经》中记载的那些迷幻诡异的奇思妙想，可能就是先人思维中共时性现象的反映。诸如人面鱼身、人鱼合首、人面兽身、人面鸟嘴、三面人和增减肢体的鸟、兽、鱼等动物形象，无枝的“建木”、树干“长无寻、大五围”的“木禾”以及“黄华赤实、其味如饴”的丹木等现实的和非现实的动植物，均在仰韶文化半坡、庙底沟两大类型的彩陶中找到了相应的纹饰。
四、如何了解前经方医学从药证到方证的过程——学习性问题
1.首先要解决理念问题
如何了解前经方医学从药证到方证的过程呢？首先要解决学习者的理念问题。学习《伤寒论》有两种理念：一种是几千年来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圣人说”，认为《伤寒论》是张仲景撰写出来的；另一种理念是“无名氏说”，认为《伤寒论》中的核心内容——药证方证是千万年来我们的先民们在和疾病斗争的试错过程中偶然得到的。一般学习经方医学都是从阅读《伤寒论》开始，人们一打开《伤寒论》，首先迎面而来的就是太阳病、中风、伤寒、阴阳等抽象的概念，这样的学习方法2000年来一以贯之，已经形成路径依赖。我们这一次不是这样，而是逆流而上，从最简单的一味味药物开始，通过合理的想象，想方设法做到回溯到原始的起点上，走一条经方知识考古学的路子，去体悟一下先人与疾病斗争所走过来的历程，去窥视一下在经方医学系统发生之前，在各种高级的抽象概念降临之前，先人们通过野性思维与原始逻辑琢磨出来的默会经验是怎样的。这一种学习方法的基本指向是对《伤寒论》教材独享至尊的怀疑与揖别。我个人的知识和经历告诉我，这有一种别样的价值趣向显现其中，这种个人的悟知或许未必能完全肯定什么，而只能有所否定或有所拒绝。我开始的时候也是崇拜张仲景的，近年来我渐渐地转到了后一种理念上来，只是认定张仲景是《伤寒论》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是前经方医学的总结者和提升者。说一句真心话，当我的视域接触到“无名氏说”之后，真切地感触到前经方医学还洋溢着天趣充盈的生命力。回顾自己过去的学习方法近乎“买椟还珠”，因为以往阅读《伤寒论》缺乏一双野性思维的眼睛。《伤寒论》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所以在结构上存在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医学著作结构性问题不是单一的结构问题，历史场景的变迁、语言文字的差异、对疾病概念的理解、思维方式的认同等都会影响医学生个人的医学理念，其中整理者的临床思维、辩证逻辑与知识类别对医学生的影响是关键性的。
2.从“甘草”开始学习《伤寒论》
遥想华夏民族的先人在最初盲目寻找药物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甘草，尝到了它甘甜可口的味道，就渐渐地传播开来。我估计甘草应该是原始社会中最早得以广泛使用的中药之一。
先人在使用甘草诊治疾病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它的治疗目标。《伤寒论》中的“甘草汤”（一味甘草），就明确地指出它能主治“咽痛”。而吉益东洞从《伤寒论》的研究中得知，甘草的药证是“主治急迫”，也就是具有“缓急”的作用。那“缓急”作用表现在哪里呢？我们结合临床实践，就是说“甘草”可以治疗所有的急性病，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它能治疗各种急性疼痛、心脏的剧烈跳动、神智的极度兴奋、肌肉的过度痉挛、癔病和癫痫的发作，以及由以上诸多原因造成的昏厥与肢冷等病症。这些治疗目标当然不是甘草单独完成的，而是在由它所组成的方证中表现了出来。譬如芍药甘草汤证中的“脚挛急疼痛”；桂枝甘草汤证中的“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甘麦大枣汤证中的“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炙甘草汤证中的“脉结代，心动悸”；桂枝加桂汤证中的“气从少腹上冲心者”；桂枝加芍药汤证中的“腹满时痛”等。
总之，甘草在《伤寒论》从药到方的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3.说说生姜、大枣与粳米
生姜，自远古时期起就作为先人们烹饪用的调料；大枣，起源于中国，野生的大枣是先人采集的食物。生姜、大枣也是开胃口，调口味的佳品。在《伤寒论》中，这两味药频频出现在许多方剂之中，调口味、开胃、和胃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远田裕正把生姜、大枣的结合称之为“生姜大枣基”，他认为在调口味、开胃口、保卫胃的同时，还可以在两个不同药对联合组方中产生黏结的作用。他估计，在形成所有方剂的组方过程中都可能加入过“生姜大枣基”，过后在有一些方剂中留了下来，成为这些方剂的组成药物而记载在《伤寒论》里；有一些方剂则没有因为它们的加入而显示正面的作用，后来就重新减去。粳米，更是普通的稻米，在高热与高热之后或腹痛等人体体液消耗过多时起补充作用。
4.常用中药的治疗目标
人类学家认为，猿人是人类的先祖，他们生活在距今大约70万年前，其社会结构是原始群。他们在白天制造工具，采摘果实，猎取野兽，到晚上返回山洞里，边烤火，边休息，边用简单的语言加上手势交谈。他们顽强地征服困难，改造自身，创造出包括发现中药诊治疾病的远古文化。生药治疗目标的发现、试错、确定、再试验，到最后固化为口诀的过程，目前还无法还原其历史的真实面貌。然而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那时候的先祖们已经具有记忆、理解与发现的理性思维能力，只不过这种思维类型是无意识理性，不同于文明时期的有意识理性，它是人类的原始逻辑下的野性思维。野性思维的特点是：强于知觉与想象，善于直观地捕捉到事物的本质，但是它缺乏分析、归纳、综合的抽象思维的能力。
先人们使用过的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一定很多很多，然而能够寻找到有确定目标的、有稳定疗效的药物一定是极为少数。康治本《伤寒论》记载的只有42味药物，根据日本汉方家的考证，康治本《伤寒论》应该是目前现存最早的《伤寒论》原始文本。我把其中最核心药物的药证作为初学者首先要掌握的内容，因为药证是方证形成的基础，学习经方只有从药证入手才能循序渐进，才能真切地体会到经方医学特有的思维方式与辨证特点。
我根据吉益东洞和黄煌有关张仲景药证研究的成果，以及自己的理解与临床经验，给以下的药物所认定的治疗目标（药征或药证）如下：
桂枝——大汗后，心悸，气上冲心。
麻黄——喘咳，黄肿，无汗。
芍药——结实，疼痛，痉挛。
杏仁——咳喘。
葛根——项背强。
黄连——心烦。
黄芩——心下痞，下利。
桃仁——小腹满痛。
石膏——烦渴。
大黄——胸满、腹满、腹痛、便闭、尿不利。
芒硝——心下痞硬，小腹急结，便燥。
枳实——胸腹痞满而痛且便闭。
栀子——心烦。
茵陈——黄疸。
茯苓——眩悸而小便不利。
白术——小便不利。
干姜——多唾，下利不渴。
附子——形寒肢痛，下利。
细辛——恶寒不渴，咳痰清稀。
人参——纳呆，烦渴。
半夏——呕吐不渴。
栝楼实——胸膈痞塞、大便不通。
知母——烦热。
我认为初学者首先掌握以上20多种药物非常必要，也非常容易。
5.掌握与甘草为伍的两味药的方剂（或药对）
让我们的学习沿着先人的足迹行进吧！早期原始社会的先人们寻找药物的活动是在人类生存本能的驱动下，运用野性思维的行为。野性思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理性，它不同于人类的动物本能，也不同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才渐渐形成的有意识理性。
当先人们掌握了几十味药物的诊治目标以后，为了使药物能够被患者容易服用，就加入了人人熟悉、人人喜爱的甘草。上述“汤方形成过程的第一原则”的普遍使用结果，就形成了前经方医学的第一批方剂。我估计当时已经掌握了药证的几十味药物都和甘草配伍而形成两味药的“某某甘草汤”，有的就一直使用到现在，有的后来成为每一个方剂的组成部分，也有的由于疗效和其他原因而失落了，淘汰了。
初学者的第一批方证学习可以从以下几个“某某甘草汤证”或“某某甘草基证”开始。这里说明一下，“基”的概念是远田裕正所提出的。
桂枝甘草汤证——汗多，心脏、胃脘部及腹部悸动喜按。
芍药甘草汤证——腹痛，脚挛急。
甘草干姜汤证——胸中冷，多涎唾，不渴，小便数。
甘草麻黄汤证——全身无汗而浮肿，小便不利。
大黄甘草汤证——大便秘结不通，食已即吐。
栀子甘草基证——心烦少气。
人参甘草基证——腹痛胃痞，消瘦气短。
附子甘草基证——形寒体痛，神疲汗多。（甘草解毒增效）
石膏甘草基证——烦渴，身热。
黄芩甘草基证——口苦，尿黄，下利。
我要对栀子甘草基做一说明。栀子甘草基也是栀子豉汤类方剂的核心组成，一般认为栀子甘草豉汤是在栀子豉汤的基础上加甘草而成的。后来读了远田裕正的文章才懂得，原来栀子甘草豉汤应该是在栀子甘草基的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栀子甘草基上加香豉对于心烦少气、心中懊有效，这样的组合就固定了下来。栀子豉汤是栀子甘草豉汤去掉甘草而成的，这只有在栀子甘草豉汤的生药排列次序上才看得出来。栀子甘草豉汤的生药排列次序如同方名，如果是栀子豉汤加甘草的话，排列的次序就应该是：栀子豆豉甘草了。
6.掌握组成经方核心的两味药的药对（或方剂）
半夏、生姜——呕吐，恶心。
人参、生姜——干呕，心下痞。
干姜、附子——形寒肢冷，烦躁不眠。
黄连、黄芩——心下痞，胸脘烦热，下利臭秽。
柴胡、黄芩——往来寒热，胸胁苦满。
白术、茯苓——目眩腿肿，小便不利。
厚朴、杏仁——咳喘。
7.掌握组成部分核心经方的三味药的药合（或方剂）
麻黄、甘草、杏仁——构成麻黄汤、麻黄甘草杏仁石膏汤、麻黄甘草杏仁薏仁汤。
大黄、甘草、芒硝——构成调胃承气汤、大承气汤、桃核承气汤。
茯苓、桂枝、甘草——构成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茯苓桂枝甘草白术汤、茯苓甘草汤。
甘草、干姜、附子——构成四逆汤、茯苓四逆汤、白通汤、通脉四逆汤。
8.从方证的形成看经方医学辨证的特点
（1）桂枝汤证
从药证→药对证→方证的形成展开学习，这正是先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拓展诊治方法的路径。
先人已经知道几十个药证与一些“某某甘草基证”以后，下一步自然而然地就会发现更为复杂的生药复合体了。如一个“汗多，心悸亢进”的桂枝甘草基证的患者现在又有“腹痛，脚挛急”的症状，你说先人们可能会选用什么生药复合体进行治疗？
桂枝甘草基和芍药甘草基合用，已经是一个不困难的回答。
“汗多，心悸亢进，腹痛，脚挛急”就和“桂枝、甘草；芍药、甘草”形成相对应的关系。研究揭示，康治本《伤寒论》（以下简称康治本）生药在生药复合体中的排列是有规则的，桂枝甘草基与芍药甘草基合用以后，要去掉一个重复的甘草，并把它放在桂枝、芍药的后面，排列成“桂枝、芍药、甘草”的次序。这种内在的法则，远田裕正称之为“结合基共用生药的后置原则”。为了加强两个生药基结合的黏合性，先人要加入调口味、开胃、和胃的“生姜大枣基”，这样结合的结果是“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就应该是桂枝汤的雏形。
先人在反复淘汰和抉择过程中，在有意之间或无奈之下逐渐地调整并扩大了“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这个生药复合体的治疗目标，经过漫长岁月的试错、纠正、再试验，最后以“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汤”能够治疗“头痛、发热、汗出、恶风”的目标才水到渠成地固化了下来。
我相信在没有文字之前的前经方时代的桂枝汤证的口诀应该是：“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汤主之。”先人反复使用有效以后，就把这种诊治方式保存了下来。经过千万年临床诊治的证实和证伪，终于破茧而出，流传至今。
康治本应当是现存《伤寒论》中最早的原始文本，当时的医学家运用阴阳学说整理先人遗留的口诀方证或条文方证时，就是在其基础上进行结构与文字的修正。譬如康治本第5条把“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这个生药复合体，简约为“桂枝汤”，变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
我们学习《伤寒论》的时候，除了认真思考现存条文的同时，还要透过历史的尘埃了解现存条文的原始形态的形成过程，这样就会在细密深邃处明白前经方与经方的承接关系，就会了解“方证”是远古时代汉民族先人野性思维的弥足珍贵的活化石。
桂枝汤证方证的发现开始的时候是偶然的、个别的，也可能是个例外，那为什么到了后来，甚至一直到了现在它却成为必然的、一般的诊治规范呢？那就是千万年不断地、反复地上亿人次的临床试验，临床诊治后的证实证伪的指标一直没有提出异议，于是桂枝汤证就落地生根了。就像我们吃大米饭一样，千万年来一直吃着，就一直吃到了现在。大米可以当饭，在开始的时候也可能是个别人在偶然之中发现的，但是大量的实践证明大米饭可口养胃，能够充饥活命，于是个别成为一般，例外成为规律，偶然成为了必然。自然妙成，如此而已。
桂枝汤证是所有方证形成的缩影，同时从桂枝汤证出发可以衍生出许许多多的方证。
在已经知道咳喘是杏仁厚朴基证的情况下，当桂枝汤证的患者出现咳喘时，使用桂枝汤加厚朴杏仁汤就顺理成章了。于是“头痛、恶寒、发热、有汗、气喘”的桂枝汤加厚朴杏仁汤证就在反复使用、反复取效的临床中得到了确认，桂枝汤加厚朴杏仁汤证在康治本和《金匮要略》里都还没有出现，一直到宋本《伤寒论》（以下简称宋本）中才看到。
在已经知道项背强痛是葛根证的情况下，当桂枝汤证的患者出现颈项部强直疼痛时，使用桂枝汤加葛根汤就顺理成章了。诊治成功以后，“项背强𠘧𠘧，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是桂枝汤加葛根汤证的经验就被固化了下来，桂枝汤的诊治范围又向前走了一步。就这样，步步为营，逐渐推进，日臻完备。
又如在桂枝汤加葛根汤证已经确立的基础上，如果遇见一个类似的项背强𠘧𠘧患者，头痛、发热、无汗、恶风，和桂枝汤加葛根汤证有一点不同，就是“无汗”。如果已经了解“无汗”是麻黄证的情况下，桂枝汤加葛根汤加麻黄也应该是举手之劳。“康治本”第12条的葛根汤就是桂枝汤加葛根汤加麻黄，不过整理者给予一个新的方名，并把生药的次序排列成：葛根、麻黄、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其条文云：“太阳病，项背强𠘧𠘧，无汗（恶）风者，葛根汤主之”。（宋本31条）
桂枝汤一系列加加减减的汤证就可以以此类推。初学者要自己动手，在建构中学习，在建构中体悟先人走过的路程，在建构中训练与发掘自己的野性思维。
先人在固化葛根汤以后，还不断地发现它新的诊治对象。譬如一个“项背强𠘧𠘧，无汗恶风，头痛发热”的患者出现“下利”，在使用葛根汤的过程中，不仅“项背强𠘧𠘧，无汗恶风，头痛发热”消失了，连“下利”也不治而愈，于是就知道葛根汤可以治疗“项背强𠘧𠘧，无汗恶风，头痛发热，下利”的事实，在临床反复使用都能取效以后，就固化为口诀流传了下来，最后形成条文。康治本13条云：“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宋本32条）其实这一条条文中的“阳明”所指的就是“下利”，但是加了“阳明”两个字以后，反而疑窦丛生，还不如原来原始状态的口诀方证那样朴素、清晰。
这样去学习《伤寒论》，我认为非常自然、单纯，也靠近《伤寒论》的实质特征。
（2）麻黄甘草杏仁石膏汤证
当先人已经知道麻黄汤的方证是“头痛、恶寒、发热、无汗、气喘”时，麻黄甘草杏仁石膏汤证也就呼之欲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想通过以下的模拟分析来加以说明。当然我的模拟分析是借助于合理的想象来展开的，因为强于知觉与想象是野性思维固有的特点，先人就是凭借这几件思维的武器去发现药证、方证的。
麻黄汤是通过发汗来改善包括咳喘在内的各种不适症状，当然它是在“头痛、恶寒、发热、无汗、气喘”病情下进行的，假设一个患者临床出现“头痛、发热、有汗、气喘”的病态，使用麻黄汤显然是不合适的。开始可能试用过麻黄汤，但未能收效，于是就会考虑如何加减麻黄汤中的药物配伍来治愈这个新出现的病症了。
可以从“麻黄桂枝甘草基”开始思考，因为麻黄桂枝甘草基能够对汗出困难的基本病态下的各种不适感觉通过发汗加以改善，然而要改善发汗后或汗自出的病态，必须要去掉麻黄或者桂枝，先人开始可能试着去掉麻黄，因为麻黄发汗强烈，同时改善发汗后或汗自出的病态，桂枝比较有效，但是试错的结果真的错了。在失败后就试着去掉桂枝，麻黄汤去掉桂枝以后就成为“麻黄甘草杏仁基”，由于麻黄对于咳喘的改善作用，试错的结果比较好一点。在试验的过程中，发现具有“头痛、发热、有汗、气喘”病态的患者，往往伴随有“烦渴”的石膏证，于是就加石膏，并取得了明显的疗效，这样就有了“麻黄甘草杏仁石膏”结构的生药复合物。经过反复试验、广泛使用后，经过时间、空间的证实与证伪，能够诊治“头痛、发热、有汗、气喘”病症的麻黄甘草杏仁石膏汤证得以固化。
麻黄甘草杏仁石膏汤证可能以口诀的形式在巫医中口耳相传，就这样世代传承，然后到了有文字的文明时代，经过医者整理为简单的条文而铭刻下来。在康治本19条中记载：“发汗后，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甘草杏仁石膏汤主之。”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就是麻黄甘草杏仁石膏汤的生药排列次序，从中可以证实康平本比宋本《伤寒论》成书年代要久远得多。
康治本19条中的生药排列与方名相同，虽然条文中生药排列中漏了杏仁，但是从“右四味”云云一句看，确实是有杏仁的。再说方名麻黄甘草杏仁石膏汤也是4味药，生药排列次序也符合上叙从麻黄汤加减化裁后的生药排列法则。
宋本63条与162条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的生药排列与方名和康治本相比较就截然有别，那时已经不遵从麻黄甘草基不能分开的法则，可见康治本以后时代，医者已经不知道生药排列的法则，所以就没有受其法则的束缚，因为生药排列的次序并不影响疗效。
康治本生药排列次序是有内在法则的问题，日本汉方家早已提出，然而他们还没有指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法则。我认为康治本生药排列次序牵涉前经方时代是用口诀记忆进行传承的历史。在没有文字的年代，如果不是这样利用口诀方证进行口耳相传，经方医学的经验早就烟消云散了。口诀方证的生药一般要全名出现，不然的话在背诵中一定会出现顾此失彼、丢三落四的现象，那是不能容忍的事。由此就可以确认，在口诀中多味生药的排列次序一定是固定的，只有固定的排列次序才有利于背诵与传承。康治本如果是《伤寒论》最原始的文本，那它和先人流传的原始口诀条文时间间隔最短，最有可能保持其原貌。这也许就是在康治本中还保持生药排列次序内在法则的原因。
同时我们要重视《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方名还保持有生药全名的条文，如桂枝甘草汤、芍药甘草汤、甘草干姜汤、甘草麻黄汤、大黄甘草汤、栀子豉汤、芍药甘草附子汤、栀子甘草豉汤、栀子生姜豉汤、麻黄甘草杏仁石膏汤、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茯苓桂枝甘草白术汤、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等条文。日本汉方家还注意到，这些保持有生药全名的条文一般都是以“发汗若下之后”开头，基本没有阴阳概念的词语与伤寒中风的名称。因此，这些条文可能是未经文明时代医者整理的由先人纯粹经验形成的经验原则条文，所以弥足珍贵。
（3）桂枝去桂枝加白术茯苓汤证
桂枝去桂枝加白术茯苓汤证是一个历代有争议的方证，特别是在去桂枝还是去芍药上各陈己见，也有人认为就是桂枝汤加白术茯苓，并且大家都以自己的临床实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所以初学者在学习条文时会感到一头雾水。我自己也是有同样的经历与感受，所以几十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直到拜读了远田裕正《伤寒论再发掘》一书以后，知道从药味排列次序的角度来分析桂枝去桂枝加白术茯苓汤证才会返璞归真，回到方证产生的源头，从这里得到的答案也许是最真切的、最单纯的。
康治本第9条：“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白术茯苓汤主之。”条文中其药味排列次序是：芍药、甘草、生姜、大枣、白术、茯苓。就是在芍药甘草基和白术茯苓基联合的中间再加入生姜大枣基。初始的发现与使用可能就是很实际的一个具体病例：一个“心下满微痛”的芍药甘草基证的患者，又出现“小便不利”的白术茯苓基证，于是两个药基合用，再加以黏结两个药基与调味、开胃、和胃作用的生姜大枣基。
治疗有效以后，“芍药、甘草、生姜、大枣、白术、茯苓”这个生药复合体证就有了雏形，以后用于各种各样的病症中，如头项强痛、发热、无汗等不适症状都可以得到改善。在反复使用的试错过程中，经过证实证伪的大量实验，治疗目标得以确认，于是“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芍药甘草生姜大枣白术茯苓汤主之”的口诀就固化了下来，但是其中的“心下满微痛”与“小便不利”始终是最为重要的主症。一直到了有文字的文明时代，医者整理的时候，进行了分析对比、归纳概括，看出了这个方证与桂枝汤的关系，于是就有了康治本第9条这样的条文。条文中还保留有口诀方证的药味排列次序法则。然而到了张仲景整理的时候，可能由于药味排列次序法则已经不重要了，所以宋本第28条中的桂枝去桂加白术茯苓汤的药味排列次序就变为：“芍药、甘草、生姜、白术、茯苓、大枣”。在这里就已经把前经方时代的药味排列次序法则丢弃了，其实所丢弃的不仅仅是一个或两个法则与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丢弃了前经方时代诊治疾病的思维方式。随着文明时代的成长，前经方时代诊治疾病的野性思维渐渐地被有意识理性所掩盖。
（4）茯苓桂枝类汤证与桂枝去桂枝加白术茯苓汤的对称
关系刘渡舟先生晚年在研究《伤寒论》水气病的具体方证时，恍然发现桂枝去桂加白术茯苓汤就是和苓桂术甘汤相对应的苓芍术甘汤。我认为刘渡舟先生这种明火爆豆般的灵感来自于与生俱来然而被淹没在深处的野性思维。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伤寒论》中到处可以看到对称性汤方，同时在对称性方证的中间还可以发现一条对称轴。譬如桂枝汤就是一条对称轴，桂枝甘草汤与芍药甘草汤、桂枝加桂汤与桂枝加芍汤、桂枝加芍汤与桂枝减芍汤等，茯苓桂枝类与桂枝去桂枝加白术茯苓汤也是其中之一。
茯苓桂枝类汤有茯苓桂枝甘草生姜汤（茯苓甘草汤）、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与茯苓桂枝甘草白术汤，它们是茯苓桂枝甘草基分别加生姜、大枣、白术而形成，和它们相对称的是桂枝去桂枝加白术茯苓汤，其药物的有序排列是：芍药、甘草、生姜、大枣、白术、茯苓。这是桂枝甘草汤和芍药甘草汤相对称的扩展：
（生姜）
桂枝甘草（大枣）茯苓——芍药甘草（生姜大枣白术）茯苓
（白术）
茯苓桂枝类汤诊治“悸动气逆、小便不利”，以腹部“悸动气逆”的不同部位分别选择相对应的方药。如果悸动在胃脘并伴有恶心呕吐的，就是茯苓甘草汤证；悸动在脐下并欲作奔豚的，就是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证；如果悸动在心下或胸中并伴有头眩的，就是茯苓桂枝甘草白术汤证。与其相对应的是桂枝去桂枝加白术茯苓汤，诊治目标是“脘腹部满微痛，小便不利”。由于脘腹部满微痛均可治疗，方中生姜、大枣、白术合用，所以没有像茯苓桂枝类汤那样分成不同的三个方。
《伤寒论》中的方证相对应的条文是前经方时代先人野性思维的产物，其方剂的组方原则是自然形成的，早于《内经》中君臣佐使的配伍理论不知有多少个千万年。英国人类学家斯特劳斯认为，对称性是野性思维四个基本特点之一。所以《伤寒论》中满眼都是对称性的汤方。譬如大柴胡汤和柴胡桂枝干姜汤就是以小柴胡汤为对称轴的两个相对称的汤方；桔梗汤和半夏散及汤就是以甘草汤为对称轴的两个相对称的汤方；黄芩汤和芍药甘草附子汤就是以芍药甘草汤为对称轴的两个相对称的汤方；大黄黄连泻心汤和附子泻心汤就是以半夏泻心汤为对称轴的两个相对称的汤方；猪苓汤和真武汤就是以五苓散为对称轴的两个相对称的汤方；大黄黄连泻心和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就是以黄连汤为对称轴的两个相对称的汤方等。日本汉方家中西惟忠把这一种对称现象称之为“核心方证的热化证与寒化证”，上叙几组方证中，排在前面的是热化证，后面的是寒化证。譬如大柴胡汤证就是小柴胡汤证的热化证，柴胡桂枝干姜汤证就是小柴胡汤证的寒化证。
（5）从野性思维中的“二元观”来看真武汤等方
玄武、白虎、朱雀、青龙是古代神话中的“四大神兽”，《伤寒论》中有四个核心方剂的命名与“四大神兽”的名字有直接与间接的关联。当先人通过麻黄桂枝类方发汗来改善各种不适症状，通过甘遂大黄类方泻下来改善各种不适症状，通过附子干姜类方温热来改善各种不适症状，通过石膏柴胡类方清热调和来改善各种不适症状时，由于异乎寻常的疗效，引起了先人的高度惊奇，认为是天佐神助，就和头脑中的“四大神兽”进行联想与类比，然后予以命名。
真武汤原名玄武汤，只是在唐朝的抄本中为了避君王之讳，所以更名为真武汤。这一点连现存最原始的康治本《伤寒论》也不例外，钱超尘先生在《〈伤寒论〉文献通考》第七章“康平本康治本《伤寒论》的研究与考证”中已经做了详实的考证，使我们排除了康治本因为避讳一事而引起的怀疑。
各种文本的《伤寒论》中白虎汤与青龙汤俱在，然而朱雀汤却缺如，如今已经无法知道其缺如的真实原因。有人认为，十枣汤就是朱雀汤，《外台秘要》就是这种意见，日本汉方家大部分也是这个态度。也有人从阳虚要对应阴虚的角度认为黄连阿胶汤是朱雀汤，如果是这样的话，四神中就缺了泻火通便的方药；再说“阴虚”也是《内经》的病理概念，《伤寒论》是“察症候而罕言病理”（岳美中语），所以“阴虚”一说理由欠妥。
囿于我的阅读范围，玄武汤等方的方名是前经方时代的产物，还是文明时代整理者的产物，一直还是一个悬案。远田裕正先生认为是前经方时代的产物，但是他仅仅把四个核心方剂中按次序排列在第一位生药的颜色与四神命名的颜色相对应，譬如石膏白色是“白虎”；麻黄青色是“青龙”等。正因为他无法解释康治本“真武汤”是唐朝避讳后的“真”字而不是原来的“玄”字，这一个不利证据妨碍了他认定“康治本是现存最早的、最原始的《伤寒论》文本”的结论。所以对于康治本“真武汤”的命名他顾左右而言他。
如果从野性思维的特征来考虑四神类方的命名，就容易找到答案。因为先人们的大脑里是人神相通，梦幻和现实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有的学者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法称为“二元观”，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公元1908年11月28日—公元2009年10月30日，法国作家、哲学家、人类学家，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和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把这种“二元观”的成因归属于野性思维的“非时间性”特征。由此看来，前经方时代先人们的口诀方证中出现四神类方的命名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把现实、梦境、神话、幻觉熔为一炉的明证。我还认为，四神类方的命名可以看作是日后出现的阴阳学说的先声。
野性思维的人神相通，梦幻和现实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的“二元观”，使我想起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1967年瓜地马拉的作家安格尔·阿斯图里亚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是因为作品根植于自己的民族和印第安传统，显得鲜明生动而获奖的。阿斯图里亚斯不一定信仰印第安人的这类观念，但是他喜爱这种原始的、质朴的观念以及印第安人祖辈流传的美丽神话。例如，人是玉米做的、玛丽娅·特贡峰的神秘莫测等，并把它们巧妙地、娴熟地运用到《玉米人》的创作中去。《玉米人》中所描写的印第安人思维中梦幻和现实或隐或现的“魔幻”迷雾就是原始时代我们先人野性思维“非时间性”特征的生动写照。
有用就扩散
有用就点在看
《娄绍昆讲经方》系列【点击文字直接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