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梅梅：现代教育视域下的管子教育管理思想（上）

【提要】
    《管子》是中国最早涉及管理学的经典著作，它制定了一系列科学的教育管理法则。其中包括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理念、兴德施仁的教育管理原则、公正诚信的教育管理方略、义利并举的教育管理伦理、适当适度的教育管理实践以及德才兼备、与时俱进的教育管理素养等。
    《管子》的教育管理思想对中国教育管理学科建设、本土管理文化的开发、重公赏实的教育管理理论及其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

教育管理是有关教育组织运作的一个研究和应用领域，而教育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部分，它与行政指令及法规有事密切相关的。然而历览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管理学著作或教材，虽然数量可观且大量引介了相当数量具有时代意义的国外新理论，但一个明显的缺憾在于：缺乏本土性的经典教育智慧的开发和有效利用，对中国既有的教育管理思想的挖掘不够深入。笔者在从事文化史研究时发现，中国古代许多经典著作的思想精髓，在新时代都能从中得到诠释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管子》一书就是典型的例子，通过对其儒、法、道三位一体的思想解读，我们不仅可以洞悉贤哲们珍贵的教育管理思想，还可以弥补当前文化遗产继承之不足。本文拟从解析《管子》的教育管理思想的重要性、《管子》教育管理思想的内容以及《管子》教育管理思想的时代价值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解析《管子》教育管理思想的重要性
    《管子》是一本记载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伟业的春秋名相管仲及托其名来阐述安邦治国思想与智慧的集册，也是一本中国最早的融汇儒家、法家、和道家管理智慧精华而自成一体的管理学典籍。作为公共管理学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管理学关注并从《管子》这本鸿篇巨制中汲取智慧和精华，不仅是真正发挥“管理也是生产力”作用所必须的，也是开发本土文化和跨学科研究的内在要求。纵观有关《管子》注解与品读方面的文献，解析《管子》教育管理思想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深入解读《管子》是提升教育管理学科学理论品性和文化品位、夯实其哲学基础的时代需要。
    《管子》内容博大精深，涉及天文、伦理、地理。教育等问题，在先秦诸子中，“囊为巨轶远非他书所及” 。比如，《管子·小匡》体现了“四民分生而居：的经济理论：《牧民》、《形势》、《权修》、《立政》等从不同方面讲述了国家的为政之道与治国方略；《内业》提出了“天道之数，人心之变”的哲学思想；《任法》、《法禁》体现了法家思想。这些对教育管理学学科建设及发展都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其次，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背景下，深入了解《管子》社会管理教育管理思想是指导中国教育管理实践的需要，也是教育“立德树人”的需要。
    近年来，一些地方发生的校长或中层校干性侵学生的事件不能不引发人们对教育管理的道德伦理性问题的深刻反思。不仅如此，《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为“义利观：确立了科学、合理的序列，表明道德的弘扬与彰显需要考虑人们对基本需要的合理要求，这样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当代哲学家殷海光所提出的人生意义四阶段——物理层、生物逻辑层、生活文化层和价值层就非常契合《管子》的这一观念；弗洛伊德的人的需求层次论也与其存在异曲同工之妙。简言之，”道德的基础乃在于生活，而国家强大的基础又在于道德，两者互为因果。”保障民众生活的前提下，尤其需要对全体成员进行道德教育，以便从精神上保证社会安定。
再次，解读《管子》的教育管理思想有助于当前树立科学的教育管理宗旨和目标。
    教育以培养人为目的，教育管理也应以育人为旨趣，但以往教育管理侧重于管人的思维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小姐了人的动力、活力等内在价值。在《管子》看来，管理的对象有人和物两方面，而人的因素重于物；得人与用人（人力资源管理）、育人（教育管理）是管理好国家的决定性因素。比如，《管子·权修》说“民不牧者，非吾民也”，不教育并管理民众，就好比他们不是本国民众。在以人为本业已成为指导我国各项事业和谐发展的当下，教育管理在注重财、物科学管理的同时尤其需要突出人方面的领导与管理问题。立足于大管理和人教育的教育管理学科尤其需要汲取《管子》的有益智慧。
最后，《管子》提出“上下和同”的行政管理基本准则，这对当前转型背景下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深化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随着教育改革也已步入“深水区”，各种矛盾与利益纷争将更加明显和突出，在此背景下，教育行政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在于调整改革进程中呈现的矛盾和树立，化解它们并促使各方面思想观念与教育改革的大方向一致。为此，教育行政管理人员需谨记《管子·形势》中所言“上使其位，则下踰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的古训，力避为官不正的现象或行为，否则上行下效，国家及地方各级的政策指令就难以顺畅运行并取得实质性效果。

二、《管子》教育管理思想的内容
    明晰《管子》教育管理思想，我们需要先了解《管子》所秉持的教育观，这样我们才能够较全面地把握《管子》的教育领导与管理思想。
（一）管子的教育观
    尽管《管子》一书超过三分之二的篇目都是讨论经济思想的，但《管子》对教育（或教化）的重视程度远不逊于其对经济方面的关注。需首先明确的是，《管子》所谓的教育（或教化）并非仅仅只狭义上的学校教育，而是囊括社会上的国民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于一体的广义上的教育。《管子》对教育的重视更突出教育的社会治理及安邦治国之效。具体说来，《管子》的教育思想可从如下两方面加以解析：
首先，就教育的价值而言，《管子》突出教育对人才培养、扩大国家人力资源的价值。
    如《管子·权修》明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年之计莫如树人”。就是说，作一年的谋划最好是种五谷，作十年的谋划最好是种植树木，作终身的谋划最好是培养人才。《管子·五辅》也强调“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人之道，莫如教之”，让人民获得利益是争取民心的最好方法，而教育则是使人民获得利益的最佳途径。
其次，就教育的特点而言，《管子》最早明确了政令与教化的差异。
    如《管子·侈靡》指出：“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摽然若秋云之远，动人心之悲；蔼然若夏之静云，乃及人之体；茑然若皓月之静，动之意以怨；荡荡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备之，辟之若秋云之始见，贤者不肖者化焉。敬而待之，爱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贤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贤，不肖恶得不化？今夫政则少别，若夫威形之征也。去，则少可使人乎？”
    意思是说，政令和教化相似但方法又有不同。教化，好似秋天的云朵一样高远，能激发人的同理心；它又如夏天静静的云朵，能浸及人的身体；深邃得如皓月的寂静，激动着人的情愫；平易得如流水，让人思念又令人神往。教化的开始，必须是施政者能以身作则，就如同秋云在上空出现，不论是贤者还是不肖者都能被感化。严肃尊敬地对待人们，挚爱地指派人们，就如神山上筑起篱笆祭神的气氛一样。虽然贤者少而不肖者居多，但是教化使人变好，不肖者一定会随之变好。然而政令则是以强力和刑罚为特征的。除去这点，对人们的作用甚小。此外，《管子》特别强调了教化的渐进性、长效性等特征。如《管子·七法》指出“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即“化”意味着渐进、和顺、琢磨、熏陶、适应、习惯等。如果不能够把教育（或教化）这种规律，就容易导致“欲变俗易教，犹朝糅轮而夕欲乘车”（想要移风易俗，就好像早上才制造车轮，晚上就要乘车一样。
    从上述两点可以看出，《管子》视教育不仅不应脱离一定的社会而存在，而且还对国家及民族的繁荣昌盛发挥重要作用。这种貌似功利的教育观念虽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同时也真切阐明了任何国家的教育都需利与该国文化传承、人民幸福、社会进步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在任何国度中，教育都是与其国家发展进步息息相关的，它协同政令共同促进社会的繁荣昌盛。
(二)《管子》教育管理思想
    基于前述教育思想，囊括教育领导与管理观念、原则、方略及行动的等的《管子》教育管理思想都力求实现上述目的。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人为本是《管子》教育管理的根本理念
    《管子·五辅》很直率地阐明：“人不可以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不可不重视人心，它是天下最重要的东西。因此，教育管理需坚持“以人为本”，只有“人之本”得到很好的引导与教化，教育组织才能稳步发展，也才能夯实教育助推国家稳固与进步的基础。须明确的是，虽然《管子》最早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但相对而言还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将人视为手段而非目的，这是我们在肯定其贡献时必须要客观看到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管子》所首倡的“以人为本”也被赋予新的意义：一是工具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如泰勒的“经济人”假设；而是行为科学层面上的“以人为本”，如20世纪30年代的“人际关系理论”的“社会人”假设；三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责任与使命为基础的“以人为本”。也就是说，当下的“以人为本”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阐释的：“一是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二是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的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三是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成目的才能成为手段。”
其二，兴德施仁是《管子》教育管理的基本原则
    贯彻“以人为本”原则，最为重要的是兴民德、施仁政、怀民苦、免民忧。这是因为，无论是组织的发展还是国家的强大，都需要一定的道德基础。《管子·牧民》强调了道德的内涵在于礼义廉耻四个方面，指出“四维张则君令行”。为此，教育管理者必须要恪守兴德施仁的基本原则。兼具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特点的《管子》在不同的章节中都对此进行了阐释。首先，在兴德方面，《管子·枢言》明确强调“人以德使”的根本特征，及人是通过兴德来发挥作用的。《管子·臣下》强调“以德合劳，不以年伤”，把德行标准放在功劳之上，而不因资历年龄受限制。《管子·心术上》也说明“正形施德，万物必得”，端庄外表，治好内心，万物都能被掌握。为此，教育管理者需“不偷取一世，则民无怨心”（《管子·牧民》，只要不贪图一时侥幸，部属都不会抱怨。换言之，领导者在组织领导与管理过程中不能心存侥幸，要真抓实干才不会招致组织成员的抱怨。最为重要的是，组织领导者不能欺骗成员而言过饰非，这是保持干群关系和谐、领导与部属同心同德的前提。《管子·小匡》也说“行之无私，则足以容众矣；出言必信，则令不穷矣”，执法公正无私就可以容纳百姓，说过的话一定要做到，命令就不会失效了。其次，在施仁方面，《管子·权修》认为：“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给部属丰厚的利益就可以使他们亲信自己，向他们阐明知识和礼节就可以教育他们。领导者要以身作则使他们信服，要制定法规使他们有所约束。“忧劳”、“贫贱”、“危难”和“灭绝”既是任何一个国民都不想有的，也是任何一个组织成员所不能承受的。教育领导者必须深知成员的基本心理期待，尽最大努力地克服或消除这四个方面对组织成员工作投入、奉献行为的影响。具体到学校内部，学校的决策或命令要能够关注组织成员这四个方面的最基本的愿望，并要力求顺应成员的愿望。这样才能够“知予之为取者”（《管子·牧民》），从而实现组织决策的顺畅落实。概括言之，兴德施仁的教育管理原则不仅是《管子》承续儒家道德示范的体现，也是《管子》管理道德论[4]98的升华。《管子·君臣上》所言“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可为其管理道德论的宣言。
其三、公正诚信是《管子》教育管理的基本方略
    教育管理者不仅是依法治教的代表，也是诚实守信的楷模。因此，公正诚信是做好教育领导与管理工作的基本方略。在这一点上，融合儒、法、道精髓的《管子》尤为重视。就公正方面，《管子·权修》说：“牧民者，欲民之正也”，凡是领导和管理组织的人，都要组织成员走正道。因此管理者须明白“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浸微邪，此厉民之道也”，使组织成员做到修养小礼、奉行小义、遵守小廉、谨防小耻、禁止小恶，这是教育组织成员的根本方法。为此，领导者在管理过程中要防止两种行为：一是“禄赏加于无功”的行为，因为这样会导致组织决策与指令难以实质性地推行；二是“授官不审”的行为，就现代意义而言，即授权不审查、不监督、不评估的行为。这样会导致对所授权力的抵制，由此容易造成民意难以上达，政策、指令难以推行就可想而知了。就诚信方面而言，《管子·乘马》云“非信士不得立于朝”，不守信用的士人不得在朝廷做官。《管子·臣上》亦强调“信以继信，善以传善。是以四海之内，可得而治”，诚信与善良都有可持续性，才能治理天下。再如《管子·枢言》也说“诚信者，天下之结也”，依靠诚信才能结交天下。这说明信用是任何领导或管理者在组织中安身立命之根本，也是行事作为的名片，讲信用、立诚信是任何组织领导与管理的必要前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