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孙伯翔书法：他的作品价值在楷书上，而不是在魏碑的草化上
孙伯翔，1934年10月4日出生于天津武清县，字振羽，别署师魏斋主人。现为中国书协理事、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进修学院教授、天津市文联委员、天津市书协副主席。
昨天和一个朋友聊天，他正好家里收藏了一幅孙伯翔先生的作品，所以今天来主要谈一下他。偏工易就，尽善难求，专精小劣，博涉多优这16个字用在孙伯翔身上是再精当不过的了。
他专攻魏碑，专攻到数十年如一日用成卡车的纸来临习造像、摩崖，这种专攻劲头，惶论当代，就是与古代的大家相比恐怕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这种专攻，使他的魏碑笔法和线条质量跟任何一个碑学大家相比，都不逊色。有了这样的深厚功力，他便从当代99%的那些追求短平快急功近利不下苦工夫的书法家中脱颖而出，具有了成为大师的第一个条件——功力。
同清代以来众多写碑的书家相比，孙伯翔的另一个过人之处是定位独到，定位时间早，这是需要大智慧的。他在很早的时候就确定自己迥异流俗的写碑路数，就是把魏碑的霸悍雄强推到极处，追求生、重、厚、硬、劲、拙，这种审美追求，使他同何绍基、赵之谦、康有为、于右任等人写碑的取向区别开来，也比当代无数今日写碑明日写帖、今日写隶明日写草、今日跟这风明日跟那风的书家坚定和深刻。别人十口井不一定挖出水来，他选定一个地方几十年地挖下去，终于甘泉清冽。
孙伯翔的苦下的不是死工夫，为了打造他雄强霸悍刚直朴茂的魏碑书法，他在苦临魏碑的同时，有意地增加和强调了线条和结体的夸张变形和对比，字与字之间的避让和行气的贯通，这些形式变化又不是凭空捏造，而是皆有所根本，有深度，看似现代、流行的招数，却是从古碑刻中得来，真是古不乖时，今不同弊，这一点，流行书风的一些径取今人的高手们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以上诸点，加上做人的正直厚道，书法理论的精辟深刻，使得孙伯翔在近20年中立定而不倒，这不是机遇和取巧得来，而是真本事和功夫得来，实属不易，令人赞叹！
然而，如果我们把孙伯翔同一些写碑的大家进行理智冷静比较，我总觉得他还少点什么。
孙的致命弱点在他一贯孜孜以求的碑的草化上，正是这一点使他与于右任赵之谦相比具有相当的距离。于兼擅北碑和行草，碑中有行，草中有碑，相互融合，各具风貌。赵将雄强的北碑雅化，在碑的草化方面更有独造，碑体行草已经成熟和谐。孙尽管也对碑的草化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可惜的是他的这种探索至今没有找到转化的契机和纽带，没有成熟，还是楷草简单搅和的杂拌。
孙在碑的草化方面之所以十几年难以成功，主要原因一是他的楷书的刚厚生硬与行草的连绵灵动本来就是天生难以协调嫁接的，驴唇不对马嘴，非要他们吻在一起，再聪明的人恐怕也难以作为。原因之二是孙偏工的局限，除楷书和稍微草化一点但也没有实质变化的魏碑书法作品外，我们几乎见不到孙二王系列的行草、篆隶，取法的单一必然影响他的眼界和视野，影响他进一步的成就。
对一般人而言这样的要求似乎过高了，但对孙这个层次的书家而言，要想在碑帖结合上迈入大师的行列，这种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原因之三是他学养的欠缺。孙谈论书法是有深刻见地的，但书法的高妙光对书法有透彻的认识还不够，还要有书卷气的滋养。我们不能说孙没有文化，但与何绍基、赵之谦、于右任等大师相比，其书法中的书卷气确实差很多，孙如武夫进庙堂，器宇固然轩昂，举止未免粗鲁。
简言之，孙伯翔书法，其价值在楷书上，而不是在魏碑的草化上。其魏碑达到的高度在当代无疑是数一数二的水平，对古人，可以与清道人曾农髯有一拼，但比之赵之谦、何绍基、于右任等还有相当的距离。即便这样，已经不错了，因为他毕竟还有资格被书呆子等拿来与古人比，有这个资格的人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