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女作家接受文汇报记者独家专访——罗洪淡泊文坛八十秋

2004年初,罗洪在《痛别鲁迅》作品研讨会上发言

罗洪,原名姚罗英、姚自珍,罗洪是她的笔名,中国近现代知名作家,1910年11月19日出生于当时的江苏省松江县。

1929年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后,任松江第一高级小学教师。

罗洪自1930年发表作品,第一篇作品随笔《在无聊的时候》发表于当年5月号《真美善》月刊。她主要创作小说,第一篇小说《不等边》发表在同一杂志1930年10月出版的16卷11期上。

抗日战争爆发后,经浙、赣、湘三省到达桂林,1939年1月回到上海。

1944年春天前往安徽屯溪,直至抗战胜利才重返上海。曾为《正言报》编辑副刊《草原》与《读书生活》,1947年辞职后,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教师。

1950年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及徐汇女中任教。

1953年秋开始,到上海作家协会的《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担任编辑直至退休。

1936年时的罗洪

先后出版《腐鼠集》《儿童节》《这时代》《践踏的喜悦》等十二部短篇小说集,《春王正月》《孤岛时代》《孤岛岁月》等三部长篇小说,以及散文集一种。2006年出版《罗洪文集》三卷。她的小说大多描写社会的众生相,笔触细腻,人物性格鲜明。

著名学者赵景深曾在《文坛忆旧》中这样说道:“向来现代女小说家所写的小说都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限于自己所生活的小圈子;但罗洪却是写实的,我们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几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己的小圈子以外……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

罗洪(左一)、朱雯(右一)、与钱锺书(右二)杨绛合影

曾经为她出过书的出版家赵家壁,在谈到罗洪旧作《春王正月》时也说,罗洪与上世纪30年代的那些女作家很不同,“她不写自己,不写儿童妇女,不写家庭琐事,更不写工人、农民和士兵;她用这样的大手笔,以艺术形象,集中而生动地描绘了一幅30年代初期,发生在上海附近一个古老城市的旧中国错综复杂的生活画卷。”

据罗洪的遗愿和家属意见,丧事简办。

现定于2017年3月3日(星期五)上午9:25-10:25在龙华殡仪馆永安厅举行告别仪式。

文汇专访

2009年,文汇报曾专访罗洪,与她畅聊其传奇的一生。

让我们一起走近罗洪,了解罗洪:

百岁女作家接受文汇报记者独家专访——罗洪淡泊文坛八十秋

文/缪克构

1910年出生于松江的女作家罗洪,2009年跨入人生的第100年。从1930年开始在《真美善》杂志发表散文和短篇小说至今,她的创作生涯已达80年。作为从20世纪30年代走来的中国最年长的女作家,罗洪见证了中国文学近一个世纪的兴衰起伏。

有意味的是,对罗洪的小说的评价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在一些评论家看来,她是“大手笔”,“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但很长时期以来她又受到冷落,很少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因而又有观点认为:“从3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的作家里,罗洪是最被人冷落的一位。”

往事如烟,百年沧桑都付笑谈之中。女作家还健康地活着,在上海的寻常巷陌中,被人不断遗忘又被人不断记起。就像图书馆里那些不断被尘封,又不断被拂去灰尘、平静接受斜阳临照的线装书。

我心仪于这样的造访,可以倾听文化老人的传奇人生和晚年心境。我也迷恋于在新闻中搜求旧闻,留下渐行渐远的文化大家清晰的背影。

回忆自然并非完全可靠,在资料中细细搜寻,在访谈中认真求证,成了最苦和最美的差事。令我无限惊奇的是,罗洪老人的记忆力未见衰退。在给我们翻找旧照片时,从一大串钥匙中老人可以随手准确取出一把打开柜子。除了听力不是很好,需要大声说话才能听见,她回答问题时思路清晰,一口松江乡音听来亲切,仿佛古老岁月并未远去,而故事就发生在昨天。

罗洪、朱雯与巴金在一起谈笑风生

她的淡泊与谦和也令人印象深刻,老人对批评家的评价并不在意,却为自己后半生因缺少生活写不出满意作品而叹息。她在赠给我的《罗洪散文》的扉页上这样写道:“这是我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回顾以往的写作生活,总感到写作时间不短,但质量太差,内心惭愧。”

继《罗洪散文》出版后,三卷本《罗洪文集》也于2006年编辑出版,可以说给她一生的创作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编的《七人集——30前上海女作家絮语》即将出版,书中收入了包括罗洪、欧阳翠、欧阳文彬、黄宗英、姚芳藻、黄屏、彭新琪等七位女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罗洪以百岁高龄领衔。

怅平生交友零落

文汇:我看到您墙上挂的照片,这是1959年上海作协组织作家参观新安江水电站工地的合影,您和巴金、唐弢、柯灵、魏金枝、何公超、萧珊、辛笛都参加了。随着辛笛先生和巴金先生2004年、2005年分别辞世,您是照片上唯一健在的作家。您和巴金先生交往多吧?

1959年参观新安江水电站工地合影,左起何功超、唐弢、魏金枝、罗洪、萧珊、工作人员、巴金、柯灵、辛笛

罗洪:我二十岁时(1930年),读到了巴金的长篇小说《灭亡》。我觉得巴金的小说跟过去人家发表的小说有所不同,就十分注意。那时我爱人(当时正在恋爱)朱雯(作家、翻译家,1994年逝世)在东吴大学读书,我在松江,开始写作了。(1930年放暑假)我们相约一道去看巴金。巴金当时年纪轻,一直在写作,住在环龙路(现南昌路)的亲戚家,我们去看他,他当时正在写作,房间里书报摊得一塌糊涂,台子上椅子上都是。一张写字台在墙角,上面都是稿纸,只留一小块可以伏案写作的地方。我们去看他,他特别高兴。知道我当天要回松江,朱雯要回苏州(阿拉当时还没结婚嘞),巴金站起来说,那你们吃好饭再走吧。他到门口的衣架上,取下一件衣裳,往身上一穿,我们到了淮海路后头的一条路……我现在叫不出……一个小的西餐馆,一道吃了一顿西餐。第二次见到巴金,是1931年在苏州,我已到苏州做家庭教师,朱雯仍在东吴大学读书,我们邀请巴金到苏州玩,一起来的还有毛一波,还到苏州中学看望了杨人楩,在吴苑喝茶。

后来他还是住在上海,搬了一个地方,比较大一点了。在这当中我们也请他到松江玩(1934年),他倒也高兴来。这辰光他正好写好一部作品……写好一部作品他都要到外头跑跑,离开上海随便到啥地方去,调整一下身心。晓得他有这习惯嘛,我们就问他是不是愿意到松江来玩。他倒真的来了。那时上海到松江公路已经有了,但是大家还是乘火车多。我们事先雇好一条小船,他来了之后,到车站接他,直接下了船,一同去游佘山,当时没有汽车路,要坐小船。阿拉先烧好一些小菜带去,到中午吃饭辰光,请船家帮着热一热,就在山上吃,蛮有意思的(笑)。那时候松江刚好有一个“新松江社”,也是几个知识分子办的,每家出一百块钱,当时一百块钱蛮值铜钿了,把一块空地围起来,里面造一些房子,有一张一张小台子,天热的辰光大家可以到茶室里吃茶。出过一百块钱的人,有客人来可免费招待,安排到二楼的几个房间里。巴金来的时候就住在“新松江社”,第二天早上再送他上火车。

文汇:您的第二部小说集《儿童节》,1937年编在巴金先生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五集中。朱雯先生翻译的雷马克的《凯旋门》,列入巴金先生主编的《译文丛书》中。这些恐怕都与巴金先生的鼓励分不开。

罗洪:我们和巴金的交往,年轻的时候是比较多的。巴金那时候写作热情很高,对年轻人也热情。后来成了大作家了,也还好。我们在80年代初搬到此地(吴兴路)来,他还来过。我们留他吃饭,他说不要。后来年纪大了,巴金先生也不好出来了,我们每年总归去武康路他屋里厢看看他。

文汇:钱锺书先生曾夸您菜烧得很好吃。平襟亚在民国三十八年编的《作家书简》中,收入了钱锺书先生写给朱雯先生的书信,提到当年朱雯先生翻译的雷马克的《凯旋门》出版后,你们邀请他和杨绛到家中作客,他赞叹说:“嫂夫人洗手作羹,馀甘当在口也。嫂夫人文字既妙,烹饪亦兼清腴之美,真奇才也!”

罗洪:杨绛和阿拉的老先生(朱雯)是同学,她在东吴大学也读过书的。杨绛读了两年到北京去读清华大学了,后来和钱锺书认识、结婚。钱锺书在上海也待过一段时间……我要想想看……我们在上海联系过,钱锺书的爸爸钱基博在苏州,蛮有名的,他去看他爸爸,在上海待过。钱锺书这个人待人倒是很热情,我们后来去北京总归会去看望他们,知道他们夫妇俩都忙,坐的时间都不长。钱锺书待人非常热络,杨绛是很少讲话的。他们住在三里河的房子,书房很小,里面都是书。钱锺书看我们来了很开心,话也讲得很多,阿拉就听他讲。钱锺书的著作当时有很多已经发表,当然还有很多未发表。钱锺书写起东西来快得不得了,(很多手稿)杨绛要帮他整理。

文汇:施蛰存先生也是松江人,他在1983年写的《罗洪,其人及其作品》一文中谈到,“五十年来,从事新文学工作的松江人,连我自己在内,不过四人,这个城市的文风,可谓非常衰微了。”他说的四人,指的是他自己、朱雯先生、您,以及编辑家、出版家赵家璧先生。

罗洪:施蛰存住在松江的时候,跟我们住的屋子正巧是斜对面。施蛰存是浙江人,后来他爸爸搬到松江来,他也一道来了,来的时候年纪还不是很大。后来他爸爸去世了,施蛰存在上海工作,与杜衡、戴望舒是好朋友。施蛰存孩子比较多,住在松江也蛮好。他回松江一方面要写东西,另一方面在松江省立高中也兼点课,生活来源这样就比较固定了。他这个人写作很认真。那时候他和杜衡等人在办《现代》杂志,后来忙了,也不在学校兼课了。施蛰存在松江的房子比较宽敞,杜衡、戴望舒有时到他家,就住在他家里。抗战发生后,施蛰存干脆待在上海,因为施蛰存有两个妹妹,在上海有房子,他在上海就住在妹妹家。后来他妹妹出国了,他在上海也有了房子,就长期待在上海。

文汇:1943年12月,朱雯先生到内迁安徽屯溪的上海法学院教书。1944年春天,您去屯溪的时候,施蛰存先生刚好也要转道屯溪去福建,你们是结伴而行的?

罗洪:是的,我们还各带了一个孩子。施蛰存要经屯溪到福建,去厦门大学教书。

文汇:1997年3月我去愚园路看施蛰存先生,赵家璧先生那时刚刚去世,施先生说昨天知道老友赵家璧过世了,一夜没睡,脑子里又把赵家璧先生的一生过了一遍。那时我还是大四的学生,这个情节记得特别清楚。2008年11月20日是赵家璧先生的百年诞辰,上海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你们和赵家璧先生有什么交往?

罗洪:赵家璧也是松江人嘛!阿拉认得老长辰光了。我们和施蛰存住在斜对面时,赵家璧每一个礼拜六回松江,常常与施蛰存见面,后来朱雯也认得赵家璧了,约他们一道来家中坐坐,随意交谈,但话题会集中在翻译上。赵家璧在上海,在良友图书公司当编辑。《良友》画报当时要出一套《良友》文学丛书,赵家璧去找鲁迅商量。鲁迅帮他出主意,但名单里有些人鲁迅看不上的、觉得不妥当的就不要了(笑)。《良友》文学丛书后来出成功了,在当时是很不错的。

文汇:就是让鲁迅先生定一下入选丛书的作者名单?

罗洪:对咯。

文汇:您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胡适先生给你们上过课?

罗洪:我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学校请过胡适到苏州来演讲。我的同班同学吴健雄听了胡适的演讲,非常崇拜他(笑),后来还到上海去看胡适。吴健雄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她到美国深造的时候(1936年),我还从松江赶到上海送行。

“30年代以来最受冷落作家”

文汇:您是从上世纪30年代便开始活跃的作家,1935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腐鼠集》,后来被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收入欧洲汉学会80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丛书中》,第二部小说集《儿童节》1937年被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五集中,到解放前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有六部、长篇小说两部。我最近查了很多资料,但关于您的研究资料和评介文章很少,主要都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罗淑罗洪研究资料》中,也就十来万字。所以我也不奇怪,8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郑树森在研究您的作品时,翻阅很多通行的大部头文学史(包括港、台、大陆三地出版的),都没有找到对您的任何评价。郑树森教授认为,“从3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的作家里,罗洪是最被人冷落的一位。”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罗洪:郑树森和我通过信的,他编了我的一本书(《倪胡子》)。(笑)这是郑树森说的,我没啥看法。这怎么说呢?有的人会受重视一点……我倒从来没放在心上,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这是无所谓的。评价问题是比较难说的。还有的看法我觉得也不对的……比如有人认为我的小说比冰心等人的要好一点,我不赞同。

文汇:赵景深先生在《文坛忆旧》中说过,“向来现代女小说家所写的小说都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限于自己所生活的小圈子;但罗洪却是写实的,我们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几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己的小圈子以外。……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

罗洪:人家有什么看法,我觉得有些也未必对。冰心、庐隐她们发表作品比我早,包括白薇,我蛮尊重她们的。我是晚辈。我也不去高攀。我这个人一生一世就是淡泊,名啦利啦,不看重,无所谓。

文汇:您从30年代开始写作,到抗战胜利以前,作品比较多,也很有特色。赵家璧先生就认为,“罗洪与三十年代的那些女作家很有不同,她不写自己,不写儿童妇女,不写家庭琐事,更不写工人、农民和士兵;她用这样的大手笔,以艺术形象,集中而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三十年代初期,发生在上海附近一个古老城市的旧中国错综复杂的生活画卷。”他说的是您的长篇小说《春王正月》,但又可以说是对您作品的整体评论。郑树森教授在《读罗洪小说札记》中也说:“和新文学时期不少女作家相比,罗洪的作品是能够突破所谓‘闺秀派’‘委婉纤柔’的作风,题材也不限于家庭生活、个人情绪等‘茶杯里风波’。”

我发现抗战胜利后,您写的作品少了,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罗洪:后来还是写的。当时我在教书,主要是不大有实际生活,跟社会接触少了。还有就是以前(写作)和抗战热情有关系。抗日战争发生后,我就离开松江,后来到了浙江桐庐。那时上海去桐庐的人很多。后来我觉得桐庐也靠不住,去了长沙,那里文艺界人士很多。一路到内陆去,出门要坐火车,火车不知道什么辰光来,经常要在火车站等一夜。我叫他们(家人)等,火车来了再来喊我,我在对面小店里就随时写东西,写下来没啥改动就成为稿子。我还带着小孩,最小的一个孩子还抱在手里。在长沙待了两个月,也写东西,后来觉得桂林更安全。他(朱雯)和桂林高中联系,问是否需要人。桂林高中打电话来,叫他马上就去。在桂林我们待了两年不到一点,学校给了我们房子,他(朱雯)教书,还编一个杂志叫《五月》。在桂林蛮适意的,风景又好,又比较安静了,我也写东西,忙得不得了。有的稿子寄到香港,发表在《文艺阵地》和《星岛日报》上。

对创作我倒是一直不愿意放弃,但是我觉得生活也蛮有问题。抗战期间到处跑,接触面很广,后来生活安定了,写的东西倒比较少了。激情还是有的,所以安定下来后我还是到农村去,如果一点都不接触生活更加不对了。我到农村里去,也到工厂里去,回来写了一些报告文学和散文,就是写得比较少了。

抗战时期样样东西都新奇。后来到农村去蹲,但到底写什么我一直没把握,所以很长时间没有写东西。后来我写长篇小说《孤岛岁月》,还是写过去的生活。上海沦为“孤岛”,我在“孤岛”生活过两年,这段时期记在心里,印象非常深刻。

文汇:《孤岛岁月》是您1996年写的,那时您已经87岁了。

罗洪:写《孤岛岁月》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我在走廊里跌了一跤,当时觉得没啥,就是跌了一跤,哪会痛得这么厉害?到医院去看医生,X光一照,右肩胛的骨头裂开了。看了几个月,右手一直吊着,后来取下绷带,骨头愈合了,但手臂和手背肌肉肿成了两个硬块,写字也不好写。小说的腹稿已经打了很长时间了,我担心来日不多,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写出来。写的时候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笔,再让左手的两个指头帮着顶住笔。稿纸用镇纸压住,写出来的字大得不得了。人还要立着,坐着不好写。草稿打好,等手好了再慢慢地一点点抄。

文汇:解放后您参加了上海市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的创作队,1953年参加完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后,您就退出创作队,开始在《文艺月报》、《上海文学》等文学刊物担任编辑工作,当小说组组长,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这些对您后来的创作有影响吗?

罗洪:有影响的。我的手上有很多人的稿子,当时上头规定要每稿必复。来稿有一叠一叠的,但质量较差,多半看过以后都要提点意见退回。有些稿件有希望留下用的,也要写几句告诉作者。较好的作品但需要补充或修改的,要约作者到编辑部来谈。……那时候还要求我们编辑部的人深入到生活当中去,到农村去接触生活。这不仅是自己写作需要,编辑工作也需要。稿子多得实在没办法,下班回家就带一些回来看。后来实在太吃力了,用脑过度,到家门口就吃不消了,要躺下来先休息一些辰光。去看医生,说得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后来慢慢痊愈了。

百岁人生

文汇:您100岁了,身体真不错。

罗洪:(笑)身体蛮好的。

文汇:您现在出去活动、锻炼身体吗?

罗洪:在小区下面走走,辰光不长,大概半个钟头。进小区有一条路,就在这条路上走走。假使要出12弄的大门,(到小区外马路上)那就要带阿姨一道走,因为最近两年我耳朵不是最好,后面脚踏车来了,跟我打招呼我听不到,就太危险了。

文汇:您住的是二楼,上下楼梯自己走吗?

罗洪:楼梯都是自己走。

文汇:现在早上几点钟起来?

罗洪:一般5点钟就起来,有辰光三点半醒转来,躺到五点钟。自己洗洗弄弄,吃点稀饭,这样一般要到6点钟可以下楼走走了。因此晚上睡得要早些,九点前就上床了。

文汇:您这里有《文汇报》、《参考消息》这些报纸,现在看书看报,眼睛还行吧?

罗洪:我订了5种报纸,看小5号字我眼镜也勿要戴咯,6号字就不行了,我眼睛就勿来事了(笑)。

文汇:现在主要是阿姨照顾您的生活?

罗洪:林阿姨也是松江人。我的两个孩子早退休了,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

文丨缪克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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