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石号”沉船及出水陶瓷器的认识与思考 （上）
来源：上海博物馆
唐代，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发达。随着通商贸易的广泛开展，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一条重要的中西国际贸易通道，而中国陶瓷器也逐渐走出国门，成为销往亚洲乃至非洲地区的重要商品。二十多年前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黑石号”沉船，出水了大量唐代陶瓷器和其他中国物品，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现在，各方面的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笔者长期关注此沉船打捞物品的相关情况，借“黑石号”文物来上海博物馆展览之际，在此对该沉船及出水陶瓷器相关问题作一些议论和探讨。
一、“黑石号”的发现及相关情况
1998年，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勿里洞岛以北4海里处，一名在海底采集海参的爪哇渔民不经意间踩到了一些埋在泥沙中的陶瓷罐、碗等物品，其中一个器身长满海藻和珊瑚的陶罐被捞出水面。消息传出，一艘震动世界的海底沉船就此被发现。经过当年9-10月和次年4月以后的打捞，情况变得越来越清晰。经考察，距离沉船150米处有一块黑礁石，相关专家认定，这一礁石导致了公元8-9世纪一艘满载中国物品的航船在此沉没，于是，沉船被命名为“黑石号”，又称“勿里洞号”（Belitung）。
沉船打捞物品达60，000多件，主要是来自中国的陶瓷器，也有金、银、铜、铁、铅、石、漆、木、骨、玻璃及香料等质地的物品。沉船被发现、大量物品被打捞后，人们最需要了解并解决的有三方面的问题：1。沉船相关年代；2。沉船所属国家或地区；3。沉船起始地。为深入了解沉船的相对年代，专家曾采用放射性碳14对沉船上出水的龙脑香、八角茴香和船体木料等物品进行了年代检测，但所测年代均未能取得满意的结果。
出水的9枚“乾元通宝”铜钱曾被认为可能是有效的实物证据，而铸有“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文字的“扬州江心镜”更是“黑石号”沉没年代最明确的证据。不过，“乾元通宝”铜钱和“扬州江心镜”并未能成为“黑石号”沉没时间的依据，出水多达50，000余件的唐代长沙窑瓷器中，有一件不起眼的青釉褐绿彩瓷碗，内壁有绿彩及褐斑装饰，外壁釉下暗刻“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九字。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宝历二年”铭花草纹碗/唐
“黑石号”沉船出水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此碗于当年中元节次日制成，虽制作粗糙，但最终成为沉船上最有明确断代依据的实物，也是“黑石号”沉船最具学术研究价值的器物之一。通过此碗的纪年文字可以推断，沉船时间是宝历二年（826年）或更晚些时候。这一件器物的出现，使不少研究者认识到，9世纪20年代末，是“黑石号”最可能的沉没时间。也有国外学者甚至直接把它称为“826年的勿里洞唐代沉船”。
从商品角度看，瓷器出窑以后，一般都会很快销售出去，没有一个窑主愿意把烧成的产品积压下来。这里，有一点值得推想，既然“宝历二年”是器物制作的确切时间，那“黑石号”沉船是否当年就沉没于印尼海域？初看起来，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太大，因为从制作、销售到运输角度看，不足半年的时间内很难做到。而且，航船需要了解海洋季候风的季节，“阿拉伯商人西行归国，就得利用东北季候风在10-12月之间前往马六甲海峡，然后在1月份穿越孟加拉湾，在2-3月抵达阿拉伯半岛南部……”[1]这说明“黑石号”可能沉没于冬季。如果7月中瓷器烧成，几个月后，“黑石号”即在马六甲海峡出现，这似乎是有点不可思议。
不过，按照唐德宗年间任宰相的贾耽“广州入海夷道”所记载的广州到达“佛逝国”（今印尼苏门答腊东南）的时日[2]，参考9-10世纪阿拉伯人的记载[3]，在正常情况下，从广州到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的航海时间最长也就是二十多天，如果在中国国内的东海和南海沿海航行，也不会花费太长的时间。因此，从理论上说，离开中国的“黑石号”在宝历二年冬季到达苏门答腊并非绝对不可能。但也不排除是在次年或数年以后。
比照以前的沉船发现情况，这不是第一个例子，相关事例较多，重要的如1976年打捞出大量元代中期中国瓷器的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中，有“至治三年”纪年的木质铭牌[4]，经过许多年的观察和研究，现已被大多数研究者认同，元至治三年（1323年）是沉船的相对正确年代。1987年，载有大量瓷器与其他文物的“南海一号”沉船在广东被发现，其中发掘的一件青白釉罐底，有墨书“癸卯”等文字，经考古工作者结合其他文物综合研究后认为，此“癸卯”应为1183年（南宋淳熙十年），“南海一号”被认为是淳熙年间的沉船。因此，不管如何，宝历二年更是一个具有明确断代意义的标志性时间。
从诸多出水瓷器具有阿拉伯元素的情况看，这是一种定向制作的瓷器，主要是为了迎合中东伊斯兰地区用户审美而烧造。事实上，在大量出水的长沙窑瓷器中，有不少书阿拉伯文和当地风物纹样的器物，以此类推，船上的大批量长沙窑瓷器就是为外销而烧造。与此碗同一窑口、制作相似的器物在沉船出水瓷器中有数万件，说明大量器物就是定向为伊斯兰地区烧制。同时可以推测，很多“黑石号”中打捞出水的瓷器可能制作于宝历二年或更早些时候，包括陶瓷器以外的物品。
“黑石号”沉船打捞以后，人们对该船属于哪一国家所有十分关注。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从船体、船型、材质及工艺结构、缝合技术等角度进行全面考虑，这是一艘什么样的海船？是印度婆罗门船，还是波斯船甚至大食船只？这个问题人们争论了许多年，因为在古代帆船的形制和制作工艺方面，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做法几乎相同。因此，“黑石号”一度被称为“阿拉伯或印度沉船”。后来，通过对船体木料的科学测试和分析，结合相关历史事实和地区生活习惯等综合因素，水下考古学家基本否定了印度建造的观点，而倾向于为今阿曼、也门或伊朗等地所造。
此后，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此沉船属于“阿拉伯船”。[5]当然，有的研究更具体而深入，“9世纪伊斯兰文献强调指出缝合船是希拉夫擅长建造的构造特殊的船舶，9-10世纪希拉夫和苏哈拉是缝合船的制造中心”“此船有可能为希拉夫船工所建造”。[6]那么，满载中国货物的“黑石号”要去哪里？这个问题实际上随着沉船本体及相关物品的研究有了大致明确方向后，它的目的地基本上解决了，中东地区某国是“黑石号”的最终目的地。
但究竟是哪一国家？从对9世纪中东地区的考古发现和保存的遗物，尤其是中国陶瓷器和西亚陶器相关的产品和情况看，应不外乎是波斯、大食这样的国家。有专家认为是伊朗希拉夫港。[7]还有的认为是从“希拉夫（Siraf）和巴士拉（Basra）等港，最后到达黑衣大食哈里发（Abbasidcaliph）的首都巴格达和萨迈拉（Samarra）。‘勿里洞号’船舱中许多中国陶瓷的款式，都与黑衣大食遗址所出器物相符。”[8]
基本搞清了沉船的大致时间和所在地区以后，研究者对满载唐朝货物的“黑石号”的始发地更加关注了。因为这个问题涉及面甚广，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文献记载公元9世纪商舶有在东西大洋中远航的能力，《皇华四达记》所载从广州到“缚达”（今伊拉克巴格达）的航海路线，也反映了唐代遥远的中西通航具有可行性和实质性内容，但长期以来还没有航船的实证。
因此，“它的存在说明了公元9世纪时从印度洋西侧始发的货船能在抵达中国后返航。这很重要，这与古国室利佛逝（Srivijaya或Shi-li-fo-chi，晚期称之为三佛齐，Sanfochi）的记载相关”。[9]事实上，早在10世纪以前，“中国的船只就驶往阿曼、希拉夫、法尔斯和巴林海岸、乌布拉和巴士拉，而这些地区的人也直接航行中国”。[10]“黑石号”沉船的发现，提供了一个9世纪中国到中东地区之间海洋远航的实证。
不过，“黑石号”返航路线的争议还是存在，主要有三个：扬州（有的认为扬州或宁波）、广州、苏门答腊。现在，已有很多中外专家学者对扬州说持赞同态度。查看历史，宝历三年间不属于唐代的一个重要时期，从前后连接的长庆、宝历到大和三个阶段看，此时已不是唐代的太平盛世，先前经过“安史之乱”和其间受到“河溯三镇”之害的干扰，唐代的经济逐渐衰退。
而且，这三代帝王也没有什么可以名垂青史的功绩，年轻的长庆帝及其子宝历帝都是比较平庸的君主。[11]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这是唐代海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时期，“丝绸之路”的持续开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外贸易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此时，处于鼎盛发展的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正大力推动海外贸易。
而地处印尼群岛的室利佛逝帝国也积极开展与中国和阿拉伯地区的海上贸易，是东西方商贾在东南亚辐凑的贸易重镇。在阿拉伯、室利佛逝和唐王朝这三个当时世界上强大政权的保障和推动下，中国与东南亚及波斯湾之间的海上直航贸易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稳定、路程最长的海上贸易航线。[12]
在9世纪，中外经贸交流的情况更有发展，阿拉伯人苏莱曼等在他们的游记和相关史料中叙述甚详。唐代文献中也有很多关于外蕃进贡物品的记载。如长庆四年（824年）“（九月）丁未，波斯大商李苏沙进沉香亭子材。拾遗李汉谏云：沉香为亭子，不异瑶台、琼室”。[13]
同意接受李苏沙进贡“沉香亭子材”的唐朝君主，就是刚刚即位的穆宗李恒之子——敬宗李湛。李恒死于长庆四年（824年）正月，16岁的李湛随即登基，次年改元宝历。整个宝历时期实际存在了三年零一个月。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敬宗亡，其弟文宗即位。次年二月，文宗改宝历三年为大和元年。
虽然李苏沙其人其事难以与“黑石号”联系[14]，但时间节点距“黑石号”沉没的时间很近，可能仅相隔一两年或数年。而且这里记载的是宝历帝执政初年之事，故推测“黑石号”主人的身份当与李苏沙相仿，同为来自波斯或大食国的商贾，他们先后来到东方，都是同一目标，为通商贸易而来。
巩义窑青花花卉纹盘/唐
“黑石号”沉船出水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二、“黑石号”出水陶瓷器的亮点
从“黑石号”打捞的物品情况看，除了金银器、铜镜等物品外，主体是中国陶瓷器，如仅从打捞情况看，此船就是一艘运输中国陶瓷器的阿拉伯航船。出水瓷器中有长沙窑、浙江越窑和广东窑场的青瓷和陶器、还有北方巩义窑和邢窑的白瓷及白釉绿彩器等。
“黑石号”出水陶瓷器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亮点，实际上学界早已有共识。第一在于打捞有三件唐青花瓷盘，这三件瓷器的出现，使我们能明确无误地看到完整的唐青花产品，而且可以认识到这种器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为迎合外销而烧造。当1975年江苏扬州出土的唐青花标本被发现时，人们根本想象不到这种瓷器的产地和烧造目的。
唐青花标本/唐
1975年扬州唐城遗址出土
经过一个时期的研究，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了它的外销用途及可能的产地。2002-2007年间，河南巩义黄冶窑、白河窑先后发现了唐青花瓷器标本，出土了数量虽有限、但可以说明问题的瓷片标本，解决了产地问题。
巩义窑青花瓷片/唐
河南巩义黄冶窑出土
河南省考古研究院藏
巩义窑青花瓷片/唐
河南巩义白河窑采集
河南省考古研究院藏
虽然从理论上说，唐代扬州是外销港口，集中于此发现的唐青花，应是外销产品之一。但在很长时间里，我们无法从海外贸易这一角度深入理解唐青花。因为，以往通常都以阿拉伯地区烧造的蓝彩陶器作为参考依据，从来没有直接的海外出土唐青花资料可以证明，直到1998年“黑石号”沉船出水了这三件器物。这三件器物，从一个侧面进一步见证了唐青花的用途，它可能因外销而生产，虽然量很小，国内主要在当时的外贸港口扬州发现，海外只有“黑石号”沉船上出现。“黑石号”唐青花的发现，使我们对这种瓷器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
不过，巩义唐青花制品的发现，还可从以下这一角度来认识：唐代，三彩陶器大量生产，巩义窑是最重要的烧造窑场，其中也有白地蓝彩品种，与九世纪中东地区生产的白地蓝彩陶器风格十分相似，国内也有出土。部分器物曾被认为是唐青花产品，传世品中如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收藏的三足鍑、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三足炉等，都曾被这样认识过，不过这些器物不是真正的唐青花瓷器。巩义窑唐青花之所以名贵，是因为这种产品以白瓷制胎，以氧化钴料绘彩，经高温一次烧成，与陶胎白地蓝彩器相比，质地、温度都明显不同。毫无疑问，巩义窑白地蓝彩陶器到青花瓷器的烧造，与唐代中西文化交流有密切联系。
“黑石号”出水瓷器的第二个亮点是船上装载了大量长沙窑瓷器，数量极为庞大。从该沉船打捞出水的情况看，60，000多件瓷器中，长沙窑产品就占了55，000件（一说57，500件），它构成了“黑石号”装载物品的主体。不过，现在的这个数字并不是“黑石号”从中国装载出海的长沙窑器物的全部数字。据海外考古学家估计，该沉船出水瓷器的破损率为百分之二十。所以，原来船上装载有大约70，000余件瓷器。[15]
可以想见，破损的瓷器中，主要还是长沙窑产品。整体而言，长沙窑是纯粹的唐代民窑，烧造产品大多不属于名贵品种，主要是实用器，如果量少且色彩单调，是难以成为所谓亮点的。但大量出水瓷器，文化特征鲜明，色彩纹样丰富，充分体现出了浓郁的唐代民俗风情和丰富的装饰艺术特色。
第三个亮点是打捞出了200件左右唐代的白釉绿彩和绿釉器，这种器物有精粗两种，粗者与一般唐三彩器基本相同，精细类型产品以前在北方地区墓葬、遗址有零星出土。主要产地有河南巩义窑、河北邢窑和山西泽州窑等，除了巩义窑以外，邢窑出土的标本很少，而对泽州地区窑场情况了解不多。
但重要的是，在遥远的中东伊斯兰地区曾发现过这种白釉绿彩和绿釉器，如伊拉克的萨马拉港口遗址，就出土了这样的标本，这是一种主要用于外销的或者说是阿拉伯人十分喜爱的中国物品。因此，“黑石号”发现诸多白釉绿彩器，是对过去研究中国陶瓷外销线索的重要补充，更是明确的、完整的实物证据。尤其是在“黑石号”出水物中，首次发现了绿釉“盈”字款碗与白釉绿彩“进奉”款盘，是我们深入研究唐代官用陶瓷器的重要资料。
“黑石号”沉船打捞的瓷器中，还有数百件浙江越窑青瓷和北方白瓷、广东地区窑场的青瓷和陶器。这些器物的数量在沉船瓷器比例中相对较小，但如从单一发现角度看，每个不同瓷窑品种都达数百件就不是小数目了。越窑青瓷和北方白瓷都是唐代名品，“黑石号”出水器物中也有重要的精美器物，由于海水的腐蚀，不少器物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唐代瓷器烧造格局主要是“南青北白”，从国内到国外，不少地区的出土物能使我们看到南方以越窑为首的青瓷和北方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几乎代表了整个唐代的烧造格局。不过，由于唐代长沙窑的迅猛发展和大量烧造，留下了数量巨大的瓷器产品，其中不乏佳品，因此，长沙窑瓷器越来越为世人所重视。前些年，湖南的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南青北白长沙彩”的论点，以此形容唐代瓷器的烧造格局。随着这些年长沙窑瓷器精品不断涌现的情况出现，对长沙窑的历史地位、产品的工艺水平和艺术性，确实还是需要重新予以评估。
作者丨陆明华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本文摘自上海博物馆特展图录《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