兮甲盘铭文曆日释考
先秦史暨毛氏文化
观中外时事写吉光片羽窥见
研古今历史发一鳞半爪见解
兮甲盘铭文曆日释考
文/毛天哲
导读：西周曆法中，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为周正“子卯寅”三月的数序说法，周人月名（即正、二、三月等），盖是借用了“太阴月”之名。西周文献、铜铭曆日中，确实存在兼用周曆和夏曆的现象。结合无叀鼎、鲜簋、虎簋盖铭等曆日的考证，周人跨岁后盖兼用夏曆，铜铭中凡无带王某年曆日的或为夏曆。兮甲盘铭文用历也是夏曆，铭文日曆在公元前８２３年５月１５日（夏曆三月廿五日），是日为太阴月的既死霸日。
关键词：兮甲盘，曆日，既生霸，周月，夏正，年岁不同，周宣王，七月流火，诗经，玁狁，南淮夷，尹吉甫
出土龟甲卜辞、彝器铭文中多有纪时文字，乃当时曆法真实记录。其真实曆日的考定不仅能与存世文献对读互证史实。亦能补经史记载其不足，订正其传抄谬误。更能以卜辞铜铭相关曆日断代西周乃至商代王年，不可不审慎度之。
王国维先生曾依据《长术》考定兮甲盘曆日，推周宣王五年三月乙丑为朔，庚寅为廿六日，正与既死霸相吻合。为此对兮甲盘赞誉有加，对比近五百字的毛公鼎铭，称"此种重器，其足羽翼经史，更在毛公诸鼎之上"。
这只是从兮甲盘铭有曆日并记述了史事角度而言。以记事而论，毛公鼎铭的确逊于兮甲盘。因它是一篇训诰文，并不主记事。事实上，类似兮甲盘有曆日并记事的彝器还有很多，皆可羽翼经史。
毛公鼎一出，即成海内瑰宝。吴大澄拟编著金文集录，曾写信给陈介祺，信中“首推以毛公鼎冠首，其次则是潘祖荫所藏大盂鼎。”可见毛公鼎在金石家心中之地位。
以器类、器形、字数、周官制度等因素去综合考虑的话，毫无疑问，毛公鼎远在兮甲盘之上。加之哲徵引师询簋曆日已考定毛公鼎为周夷王元年器，故毛公鼎的史料价值更是兮甲盘不可比拟。
2017年7月15日兮甲盘在西泠开拍，最终拍出了2.13亿元的天价，引发了观者的极大兴趣。只是大家多关注此兮甲盘的流传历史和相关逸闻趣事，却极少看到有学者对铭文曆日的新考证。
因兮甲盘记载的器主和史实基本明确，故学者对兮甲盘曆日年代的认定趋于一致，认为是宣王五年器无疑。中国曆史自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始有确切纪年，十四年后周宣王继位。兮甲盘所述的"五年"就是公元前八二三年。
对兮甲盘干支日的推算，因有王国维推定在先，今学者大多数信从其说。以王国维之结论为依据折算为西曆，认为是公元前823年3月16日(干支曆戊寅年乙卯月庚寅日，即阴曆的正月廿四日)，将此日视作兮甲盘曆日所说的周三月既死霸。
于是百度百科(搜狐百科也一样，估计是两者互为抄袭)上至今高挂着兮甲盘的曆日是公元前823年3月24日，实在是误人子弟。此“3月24日”的干支为戊戌，哪来的庚寅?估计写者想表述的阴曆月，似指周曆三月廿四日。但这种将太阴月日曆与公曆年混搭的运用是极不科学的，亦由此证明今人对古代曆法的陌生。
百度百科 兮甲盘 截图
不光今俗人对古曆法陌生，连专家学者也好不到哪里去。事实上，王国维依据《长术》推定周宣王五年三月乙丑为朔，并没有讲明是农曆三月还是周三月。以王国维所处时代而论，其说或是指农曆三月。以《天文曆谱》验照，则应该是在公元前823年5月15日(农曆三月廿五日，干支在庚寅。)此月朔日在丙寅，乙丑在前一日。
王国维推定乙丑为朔，失天一日，因当时没有天文曆法对照，可以理解。若以今学者推算公元前823年3月16日为王国维之结论，则失天二日，是难以想象的。王国维所处时代是清末民国，用的自然还是老皇曆，其说三月廿六日盖指农曆三月也是显然的。
但农曆三月相当于周正的五月，与兮甲盘的曆日记载扞格不入。若王国维推定的结论是指周正，那么前说“公曆3月16日”确实和铭中曆日月份相符，是在周三月。只是此日为农曆正月廿四日，并不是王国维所说的廿六日。对此，王国维先生没作进一步解释，也就造成了今人的诸多误解。
陈梦家先生在其著名的《西周铜器断代》中，对兮甲盘的考证就引述了王国维对此盘曆日的考定结论。看其文意，是将王氏结论看作是周三月的。其云：亦见兮甲盘跋(指王国维文章)并说三月“王命甲征成周及东周诸侯委积，正为六月大举计也。”
可惜的是二位先贤早已仙逝，无法当面问个明白，其说到底是指周三月还是指夏三月。哲倾向于王国维所述乃指夏三月，陈梦家乃至今学者大部分或将王氏结论理解为了周三月。
之所以会造成困惑，是因为周三月和夏三月相隔大致两个月，而甲子周期恰恰为六十日。以干支日结合月相推定年代日期的话，以夏正或以周正推算，往往都能找到近似的答案。
以此兮甲盘为例。周三月廿四日(BC823.03.16)干支在庚寅。夏三月廿五日(BC823.05.15)干支也在庚寅。以王国维四分月相说(其认为初吉在一日至八日之间，既死霸在月末的廿二到晦日之间皆算是)来看，二者皆吻合。
当然哲考定的西周月相定点论与王说不同。哲的观点是初吉就是胐日，生霸死霸就是上下弦月。初吉和既望之间，既生霸和既死霸之间，生霸死霸之间，相距皆十五日。既望在十六七日，则胐日初吉必在月之一二日。既生、既死霸则在上下弦月后一二日。
具体来说，因大小月不同，初吉在二、三日，既望在十六、十七，既生霸唯在初十、十一，既死霸唯在廿四、廿五日，晦日指月末一日(小月二十九，大月三十日)。
以哲考证拟定的西周月相规制蠡测表对照，则兮甲盘曆日无论是周三月还是夏三月，亦是吻合的。这就要先搞清楚西周铜铭曆日到底是指周月还是指夏月。
哲往昔曾作《虎簋盖、鲜簋曆日与穆王三十年校真》一文，详细论述了西周铜铭曆日实际包含有两套曆法，即周曆和夏曆。认为铜铭中带有“隹王某年某月某干支”者一般是表周曆，但凡无带王某年曆日的或为夏曆。
这个说法在哲的《无叀鼎铭文考释》一文中再次得到验证。无叀鼎铭文有曆日：“隹(维)九月既望甲戌”。此鼎之年代，前辈学者概有两说，或以为周文王时，或以为周宣王时。
清代先贤中，唯罗士琳于众人眼目所及之外，独辟蹊径以四分周术佐以三统汉术，推得文王受命九年，及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共计五十五年间，唯有宣王十有六年九月既望甲戌，与铭辞正合，分毫无差，令人拍案称绝。
更可贵在于罗士琳据二术用商正建酉为九月，考演自文王即位至受命前三十七年间，推勘甲戌日亦皆不在既望日。此为哲所见最为精确地推演出鼎彝器铭文年月日之成果，没有之一。
哲虽对曆法推算知之半解，然也直觉罗士琳之考演无懈可击，内心深自膺服。通过《寿星天文曆》验证，罗士琳所考结果是在夏正九月十六日(BC812.10.28)，说明无叀鼎铭用的正是夏曆。
故而，哲有个大胆的推论，就是所谓三正，就是西周王室每年颁布的曆诰中，对夏曆殷曆周曆中年首的确定，以便诸侯百姓使用。因为西周国体是个松散的大一统，各诸侯国用曆并不相同。如晋国用夏曆，宋国用殷曆，周王室自身也是周曆夏曆并用。
不知道有学者注意到这点没有，春秋经中，只有“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却从无“王四月到王十二月”的文字记录。哲以为，文献铜铭所记一二三月是以冬至日起算的，唯王三月与夏正三月有重叠，算跨年跨岁，故记作“来三月”。
如召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又如武成篇曰：“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皆指次年，且在夏正的三月。“来三月”是来年三月的俭省说法。这说明，西周时期，周曆和夏曆并存的情况是存在的。
春秋经鲁隐公元年有“春王正月”经文，这四个字看似简单，却让曆代经学家们费尽了口舌。各自阐发的春秋大义难以计数，不同解读之间的辩难更是在所多有。
"春王正月"四字为曆代学者所重。战国时期，有齐人公羊高率先对其作了栓释，非常著名，此处就不引述了。迄秦汉到清代乃至今日，有无数学者对公羊此说又进行过注解考证，甚至衍说。著名的有北宋胡安国“夏时冠周月说”以及明代张以宁的《春王正月考》及《春王正月考辩疑》二卷专著。
针对胡安国“夏时冠周月说”，宋人朱熹、清人毛奇龄、明人张以宁等诸学者批驳已经甚力，皆主张周人改时亦改月，认为是“周时冠周月”。繁证不引，哲皆以为然也。惟以为，周人所正者，乃正岁首前三月。越三月立春后，则兼用夏正，以便民用。
中国古代天文曆法源远流长，相传三皇五帝时已有曆法，《易纬·通卦验》说：阴阳律曆皆祖于《易》。明确指出古代曆法存在的原始形态是卦，可称之为卦曆。伏羲六十四卦先天圆图即是古老的十月太阳曆，后天八卦方位图是神农创制的古老八月大火曆。
正如张以宁所说，“黄帝始造甲子而建子，至颛顼始建寅，而唐虞夏因之，逮于商复建丑，周复建子。月既为正而时亦随之以为春。姑论春之为义，则春者，蠢也，言阳气之蠢而动也。子丑寅，三阳之月也，故三代迭用之以为春。”
对于有点知识的人来说，冬至日春气萌发于地始动，是能理解的。但要是和没半点常识的普罗大众说冬至为春之始，是很难接受的。故自伏羲始，为照顾民众的体感常识，就规定“曆起甲寅”，以寅辰甲日立春为岁首。黄帝始造甲子曆法后虽有改建子为岁首，至颛顼复改建寅，唐虞夏因之相沿几乎数千年之久。这种习以为常的使用惯性是很难一下改正过来的。
民国前，春节皆在立春日，正月初一称元旦。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宣布使用公曆，把1月1日定为元旦。孙中山倒是并未调整春节的时间——因为春节的存在对农业生产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突然改变可能会造成民间混乱。
两年后的1月21日，时任内务总长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提交了《定四季节假呈》，其中说到“拟请定，阴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很快，这份文件就获得了袁世凯的批准，于民国四年(公元1914年)起开始实行，春节被改到了农曆正月初一，立春则沦为普通节气。于是有了公曆新年和农曆新年，也有了公曆为阳曆，农曆为阴曆的说法。
每年的1月1日代表进入了公历新年，但这并不代表农历的交接;而农历春节，也不是进入农历新年的标志，得到每年立春节气，才是新旧农历年份的交替。因此时常会出现农历新年早于春节或晚于春节的情况出现。如今年农历年就有两个立春日，堪称笑话。
这才过了百年，若过数百年后更为显见。对这种曆法混乱的情况，民间逐渐有人开始抱怨，想必袁世凯当初也是万万没有料到的。不知道当时像王国维这样的大学者是否提出过反对意见。
黄帝以来的干支曆，实际是我华夏沿用了数千年的阳曆，年长即一个回归年。不管是建子建丑建寅，皆以交节日为月首，一节一中为一个月。“曆舍于十有二辰”，是以子丑寅卯序数十有二辰。周人就不以朔日为月首，从无初一十五之说辞。
哲推测，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盖为周正“子卯寅”月的数序说法，周人月名(即正、二、三月等)，盖是借用了“太阴月”之名。如诗经豳风七月中“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即指夏曆的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
《周月解》：“周正岁首，数起于一而成于十，次一为首，其义则然。凡四时成岁，岁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其中“数起于一”则指夏正寅月为一，至于亥辰为十。“次一为首”，则周人以子月为正月，为年之始。
哲甚是怀疑《周月解》中“惟一月，既南至...曆舍于十有二辰”中的“惟一月”应是“惟子月”。众所周知，十有二辰皆以子丑寅卯为序数，从无有以数字称。子月为日之南至显然。若言一月，则知其为为夏正殷正周正一月乎?
同理，周人既然认为“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则不宜改岁首，唯可能改年首耳。“周正岁首”或本为“周正年首”。年岁二字或为人所改。所谓改正朔，只改年首月首，并不改岁。
蔡中郎《独断》云：“三代年岁之别名：唐虞曰载，载、岁也，言一岁莫不覆载，故曰载也。夏曰岁，一曰稔也。商曰祀，周曰年。”此说值得商榷。
唐虞曰载，恐是岁之字衍。岁载古文二字形近易误。《虞书尧典》有“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虞书舜典》亦有“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则唐虞也称岁。
商人不称年，则年为周人独有，故《周月解》所释“周正岁首”或为解年之说。年岁概念实有不同，至今也是如此，如人之年齿有虚岁实年两说。周正建子改正朔，唯改月日尔。正月改则月朔亦改显然，年首必改也无疑，为别夏岁商祀，则冠名年耳。
故而周人遇跨岁则不称王月，盖兼用夏曆。春秋经中唯见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它月皆不冠名王之月，其中关节或在于此。诗经豳风七月中有“蚕月”代称夏三月。学者多以为七月诗凡言月者皆夏正，凡言日者皆周正。这个是周人夏正周正共用最好的例证。
西周本是一个以血缘和宗法为纽带的松散型国家，大一统乃是周王室的一厢情愿，表现在曆法上更是如此。周初康叔封于殷虚，即“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唐叔虞封于晋，则“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晋齐用夏曆，史料可证，学者也多有论述。晋为武之穆，都不用周曆，可想其他侯国。康叔启商政用曆恐怕亦是殷正，宋国更不必说了。周王室自身也是周正夏正并用的。伯禽封鲁，学者考证认为用的是鲁曆。哲以为或无鲁曆一说，恐怕就是周曆夏曆兼用。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西周文献、铜铭曆日中，确实存在兼用周曆和夏曆的现象。结合无叀鼎、鲜簋、虎簋盖铭等曆日的考证，周人跨岁后盖兼用夏曆，铜铭中凡无带王某年曆日的或为夏曆。
以兮甲盘为例，铭文一百三十三字。记述兮甲(即尹吉甫，甲通吉，古人以甲子日为吉)随从周宣王征伐玁狁的战争，获得战功而受赏赐，并记有宣王命令兮甲对南淮夷征收赋贡之事。
铭文：“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于#3#4(鄙吾)。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愍)。王赐兮甲马四匹、軥车。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扑罚)。其隹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蛮宄贾，则亦刑。兮伯吉父作盘，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经过许多前辈的训诂考释，兮甲盘铭文基本已通畅可读。唯首句王格伐玁狁地名二字，王国维《兮甲盘跋》考据音韵,认为这一用兵之地正是《春秋》的“彭衙”。陈梦家释为“余吾”，疑是徐吾、余吾或余无的对音。哲细察铭文，#3字上罓下啚，罓，网也。啚，野也。网下为羀，啚为声，读若左冯翊之冯(Ping)。#4字从鱼从巨，或是𩵎，捍敔之敔的古文。
此二字或王国维先生考证为是。彭衙是古邑名。今陕西白水县东北四十里南彭衙村、北彭衙村。《春秋》：文公二年(前625)，“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杜注：“冯翊郃阳县西北有彭衙城。”冯翊、彭衙皆是古地名的借音借字，是古音汉隶。
彭衙是西周时期的边邑。宣王五年三月玁狁侵犯边邑，故有“王初格伐”，兮甲从王征，折首执讯，胜敌无咎。故获宣王嘉奖四匹马及軥车，随即派往成周，督收粮草事宜。軥车，即车轭下曲的马拉车，即大辂。夏人称軥，文献中称大辂。周初成王周公封康叔、伯禽的就是这玩意，是地位的象征。
今本《竹书纪年》：“(宣王)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帅师伐猃狁，至于太原。”《诗经·小雅·六月》中，亦生动记述了尹吉甫挂帅出兵抗击严狁的史实，如“簿伐严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故而可确知铭文所记史实当在宣王五年。
今学者多引用诗《六月》及《竹书》相关记载，以为所记与兮甲盘为同一事，而困顿于毛公解经月日不符的疑惑。兮甲盘记录的宣王征伐玁狁事，是战事初期阶段。尹吉甫帅师伐猃狁，在夏六月。两件事属于同年中前后不同月份事。
诗《六月》有“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在第一次被打败后，玁狁又卷土重来。此次是侵略到镐京及方叔的领地、甚至到了泾阳一带。故诗中有“猃狁孔炽、我是用急”语。尹吉甫恐怕是在南淮夷征收粮草结束后马上就被宣王派上了战场。
兮甲盘曆日无王某年，则其用的或是夏曆。既死霸是廿五日，干支是庚寅，则三月为丙寅朔。查张培瑜《先秦史曆表》结合毛氏西周断代年表，与宣王五年夏三月的曆朔正合，故知兮甲盘铭文曆日正在公元前823年5月15日(夏曆三月廿五日)。同时也证明了哲所说既死霸指太阴月二十五日的论断也是正确的。
来源：騰訊空間 作者：毛天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