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利｜柏克致弗朗索瓦·杜邦的信
本文是知名翻译家冯克利教授的赐稿
文章译自埃德蒙·柏克的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英文标题：Letter to Charles-Jean-François Depont November 1789
冯克利 译，译文约7200字
英文原文见文末的“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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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导言：埃德蒙·柏克致杜邦（1767—1796）的信，是他第一次对法国革命的广泛分析。写此信时巴士底狱陷落才刚过四个月，许多英国人还不知如何看待法国的事态，此信却做出了令人吃惊的明确判断。柏克没有立刻寄出这封信，他担心这会给杜邦带来危险。但是，这位法国年轻人继续催促柏克写一下他对革命的看法（Corr. Copeland 6:59–61）。柏克很可能在1790年初寄出了这封。他的更重要的著作，篇幅更大的《法国革命反思录》，也采用了致杜邦信的形式。从下面这封信的文风，以及其中有关立宪政府、审慎、抽象自由与“实践”自由的主题，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国革命反思录》的初稿。
亲爱的先生，
您使我们能够重温不久前在贝坎斯菲尔德和伦敦与您为伴带来的欢愉，这让我们感到莫大的荣幸。那段经历依然栩栩如生，使我们难以忘怀。在伦敦停留期间，您得到过我们的些许关照，您依然记得所有的细节，这让我们受宠若惊。我们禁不住希望，您将能够实现您打算为我们做的事，来年春天我们会比今年春天更加幸运。
您有理由设想，我并没有及时让您知悉，收到您热情的来信令我很感动。切莫以为我对您的善意无动于衷。我承认自己确实有片刻的迟疑，担心屈从于自己最真诚的回信欲望是否慎重。
您的坦诚直率的来信，我若是以冷淡枯燥的方式做出回复，是不妥当的。确实，在与任何朋友的交往中采取谨小慎微的态度，这有违我的习惯和天性。此外，您很乐于认为，您心中灿烂的自由火焰，最初是由我的昏暗微弱的烛光所点燃，所以我认为您有权要求我不加掩饰地对这个问题畅所欲言。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我并非没有顾虑，在一些问题上，我们是最不愿意产生矛盾的；我若是就这些问题畅所欲言地与你交流看法，不仅与您对一些问题的成见相左，也会触怒您收到我的信时正在得势的权力。我很清楚，人有猜忌时，疑心就重；调查的手段不会细致严谨，判断力不会完全公正，做出决定也不会深思熟虑。激情是不讲因果逻辑、不求结论的，无论出现什么过错，很容易从写信者转嫁给无辜的收信人。这种事令人不快和难堪，却时有发生。人们有可能成为与自己截然对立的教义的牺牲品。不久前，一位来自巴黎的友人告诉我，狂热正在减退，他认为通信已经变得比较安全了。这让我多了一份勇气；我的看法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对任何事业或任何党派的成功都影响甚微，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比我有更多的考虑，有念及此，我终于决定接受您给予的荣誉。
您不难相信，我一直怀着极大的好奇，观察正在法国上演的令人惊愕的大戏。它确实在我心中唤起了许多思考和情感。这是很自然的，也是难免的。但是在我看来，对于一个国家发生的事件，过于匆忙地形成确定的看法是不妥当的，因为我对它的政局的确切面目了解得还非常不完整。已经发生的事情确实匪夷所思。对于任何原则的执行，任何措施的效果，比我聪敏不知凡几的人也会羞于坚信自己的推理。这使我变得全无自信。我十分自信，在我的一生中，我应当从自我怀疑中学到了重要的教训，若是伴以消息灵通，这种教训会有不小的价值，但是仅仅是自我怀疑也可弥补我们本应学会却没有学到的教训。如果我根据自己的判断说出什么过于确定的话，与我的知识和处境不相符合，我诚心诚意地请求您用我的缺乏自信对它加以纠正。如果我在表达自己的看法时使用了反对的语言，最好把它看作只是在表示怀疑。
先生，您希望我认为法国人应当得到自由。确实如此。我确实认为，人都想要自由，也应当享有自由。自由并不是对我们功绩的奖赏，对我们勤劳的报酬，而是我们继承的遗产，是我们人类天生的权利。我们不能否定自己的自由权利，除非我们丧失了享有人类特权的资格，我指的是滥用或忘记我们的理性能力，变得冥顽不灵，铸成大错，热衷于暴力，毁灭我们的社会天性，使我们比禽兽强不了多少。对于如此堕落的人，必须用某种强有力的约束取代自由。因为，这种约束虽然不是好事，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摆脱一种最恶劣的奴役状态——受他们自己盲目而又野蛮的激情的专制统治。
您善意地说，您通过与我的交谈开始热爱自由，那么请允许我继续我们的交谈，告诉你我所热爱的自由、人人都有资格享有的自由是什么。这很有必要，因为在人世间一切含糊不清的概念中，自由是最难以定义的。它不是孤独的、与他人无关的私人自由，仿佛人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意志支配他的全部行为。我所说的自由，是社会中的自由。它是自由受到平等的限制所保护的状态。它是这样一种制度，任何人、任何人类团体、任何成员的自由，都不能侵害其他任何人或任何一类人的自由。其实，这种自由不过是正义的别称；它由明智的法律加以确定，受到良好制度的保护。我相信，这样形成的符合正义的自由，肯定为每一个能够理解其含义的人所珍爱。但是，只要自由与正义相分离，那么依我之见，两者便都不再安全。我不相信人们会服从于别人的随心所欲，我也确信他们绝对不应当服从；但是，如果社会中有许多人随心所欲，对他们同胞正当的平等权利造成难以忍受的严厉压迫，那就只能在罪恶之间做出选择了。任何社会，只要把意志置于理性和正义之上，头脑清醒的人立刻就会想到一个大问题：把意志的危险统治置于社会的什么地方危害最小。
我希望法国能建立起稳固而合理的自由制度，我并不想克制这种愿望。我对各国的相对实力这个问题可能有自己的成见，但是我不妒忌任何国家的自由、安全和良好的秩序。因此，如果我得知法国公民，不论他是什么人，其生命和财产得到完美的法律保障，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运用自己的勤劳和能力；如果我听到，他由于自己的出身，根据确定的法律而得到的地产，或是为其提供的公正补偿，他加以有益的享用而能受到保护；他从合法的生活地位和条件中得到的优势，他能安稳地充分利用其成果，或是能够得到基本公平的等值物；如果我确信，普通公民可以合理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即使他对抗占上风的流行意见，也不会危及自己的生命或安全——如果我知道这就是法国的情况，我会像任何没有忘记人类大家庭、没有因地方的和偶然的人际关系而失去天生同情心的人一样，为他们感到高兴。
假如法国为了上述目的，根据那些原则建立起宪政，我相信我的同胞都会与你们心心相印。比如说，如果能听到以下情况，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法国的各级议会，作为个人自由的天然保障，是完全自由的；没有人能怀疑他们受到了任何军事力量的强制；如果能够肯定地说，没有它们的动员令，就看不到军队的出现；只要一声令下，它会即刻现身；一听到解散的命令，它就立即消失；这种经过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是靠长官的影响力而不是候选人的计谋行事；它们不必用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痛苦付出去喂养另一部分人，而他们就像被喂养的人一样贫困；它们不必（为了奉承主宰着他们生命的人）容忍可疑的势力对商业和农业的影响；不必为了效果可疑的救济行动，在暂时的匮乏中播下（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持续短缺的种子；它们不必每天挑动人们反常而幼稚的想像，去要求他们没有条件要求的供应；他们不必过仅能糊口的日子，全靠偶然的施舍、选择、喜好、虚荣或兴致，按照那样的计划，公众收到的物品的价值往往与提供者个人的损失不成比例；它们不必要求根据贡献者的良心去评价贡献，由此确立最有害的豁免条件，让美德交税，让恶人享有特权，使荣誉感和公共精神不得不承受计谋、自私和贪婪的重压；它们不必因为自己的软弱、因为无权评价对所有人公平、均衡的税赋，而成为别人施暴的工具，只对一部分人的财产横征暴敛；在国家的紧急状态下（即便不是由他们自己的政府和所有政府的愚蠢所引起，也是政府使之趋于恶化），他们不必用没收来弥补税收的不足，从而立下危险的先例，教唆社会的不同成员相互掠夺；他们虔诚地自我克制，不会越过司法权发布有关臣民财产的告示；他们怀着恐惧看待他们用立法权做出的任意的裁决，从而打击因袭的权利、长期平安无虞的财产，对抗从未中断过的正常的司法判决过程；他们意识到这种裁决会让任何人的财产都不安全，个人财产，连同这个概念本身，都将被消灭；我希望能看到你们伟大的主权机构，你们现在的最高权力，在这种谨慎的自由条件下，行动的进退受到类似的原则的指引和约束，这使我能荣幸地看到议会——它的名称让我肃然起敬，并且由衷地感到亲切——享有权威和尊严，行事温和而持中，这是所有国家和政府的集体理性和代议机构都应当接纳的品德。
如果看到以下情况，我同样会感到愉悦：法国建立的司法权力与我所设想的立法机构相一致，值得我支持它为保障臣民的自由和财产做出努力。你们的法院在对别人的处境的做出裁决之前，自身已获得了确定的地位；如果人们认为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弊端，它们的裁决规则的合法性、它们的审理形式和程序、甚至它们赖以存在的权力体系的有效性令人怀疑时，人们不会让它们开庭审理公共犯罪；不会让它们在担忧、恐惧和耻辱的处境中，对它们公民同胞的生命、自由、财产或名声做出判决；不会允许它们根据以往的任何规则、法规或先例都没有规定的莫须有的罪名，对任何人进行审判；或是把避开了民众愤怒的受害人带到法庭，而法庭却被同样的愤怒所左右，被告人的脱罪只会使法官陷入罪犯的境地；法庭应当独立于一切势力，只服从法律，以清晰的法律作为指南，成为真正热爱公正司法（只有在它的庇护下自由才能生存）的机构。我很乐意看到法国建立起这种美好的秩序，就像我所想到的那种的秩序，或是与之相差不大的秩序，早已在英国的坚实基础上建成的秩序一样。我并非头脑狭隘之人，无法设想同样的目标可以用许多方式取得，它们可能大大不同于我国采用的方式。假如这种真实的、可以践行的自由得以确立，政府给予强有力的保护，但又没有强大到能逃避它；或是在民主制或民主社团的集合体——这似乎是法国为未来选择的社会框架——中间通过一个公平的过程而建立，它不是我在有限君主制下——它使我无法羡慕和赞扬你们的共和制——长期享有的适度自由。但我会为此而高兴，虽然今后英国只能算作幸运的国家之一，不再享有让她引以为傲的突出地位，不再独享她的行之有效的宪政的美名，即它已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秘密，能够把政府与达到所有外交和国内目的的真实力量协调起来，同时使个人的自由和安全得到完美的保障。政府，无论它采用什么名称或形式，若是能把这些优势真正切实可行地结合在一起，它就应当得到所有有识之士的喝彩。
但是，假如（因为眼下我缺少情报，只能做出假设）你们伟大的议会，你们的司法机构，你们的行政部门，在处理具体的行动取舍中没有本着我所说的精神遵循那些原则，那么我只能迟延祝贺你们收获的自由。你们可能发动了一场革命，但那不是改良。你们颠覆了君主制，但没有恢复自由。
您知道，先生，我只能就法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简略地谈一谈臣民的自由、财产和安全这些题目。我对目前的政策给贵国的国家机构造成的影响说得不多。我的职责也不是充当世界公民；对于这种影响，我没有必要花费很多时间，因为它一目了然。
现在您要生活在一种新秩序之中，一种没有人能够凭借经验加以评说的统治方式之下。您的才华，您的公共精神，您的财富，使您有足够的理由积极参与其中。您可以随时做出决定；但很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再说。法国人可能还要经历更多的曲折，在国家最后定型之前，就像我们的一位诗人所说，他们还要“经受各种未知的考验”。在穿过混乱和黑暗的过程中，你们会发现必须（任何时代大体上都是如此）确立规则，让你们的生活和行为步入稳定的正轨。你们有足够多的人权学说，再关注一下人的天性和倾向也不为过。你们需要关注的，是具体的人，是普通人的生活和行为。我不揣冒昧，斗胆给您提出了一些建议，听上去可能像是忠告。不过您会以习以为常的宽宏大量接受我的少许提示，虽然我承认，其中有些话不合这个启蒙时代的口味；其实它们不过是经验结出的已经熟透的果实。您切莫把任何政治问题的价值与关心它的人完全分开。您将会听到，假如一项措施是好的，你必须如何看待它的提出者的性格和观点。设计它的人绝不会把他们的计划和他们的利益分开；假如您为他们的计划提供帮助，您会发现作为借口的良政最后会被丢到一边或受到歪曲，实现的只是涉及利益的目标，而且可能是因为有您的帮助。坏人的权力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此时此刻您也许领会不了到这种规律的全部含义。不过，当实例摆到您面前时，您就会想到它，那时您会看到它的用处。它往往能使您的美德不至于为别人的野心和阴谋所利用。请让我补充一句我认为与前面提到的规律有关的话，您不应当既着迷于任何政治目标，又认为达成它的手段不值得严肃考虑。处理艰巨的事务，轮不到我来充当老师，迂腐地指点您如何做到谨小慎微。我只是建议，如果事关做出道德、荣誉、甚至寻常的自由情感上的牺牲，那就应当先大体上确信目标值得这样做。没有比较和参照，好坏便无从谈起。有一些人对微不足道的计划和行动大加渲染，不惜用犯罪手段达到他们的目的。凡是以平稳轻松的方式得到的东西，在他们眼里都没有价值。但是，当急于采用暴力手段时，应当十分确定不存在我们可以采用的其他手段，性情上偏爱这种方式，并不构成提出它们的真正理由。国家是由苏拉和凯撒加以改良的，但并不值得为此废除科尼利安和朱利安的法律。罗马贵族的高傲应当受到约束，但是我不会以此为由去赞赏西纳、马利乌斯和萨托尼努斯的行为。
我承认，罪恶有可能十分严重而紧迫，对另一些罪恶只能限于抱着消除它们的愿望。例如，战争可能是必要的，我们也知道什么是开战权，但是在行使这种权利时，我们应当明确地处于唯一能使它获得正当性的状态，在守护和平与安全时，不能采用血腥的诡计，把任何人既作为公民又作为敌人看待；没有必要的程序、明确清晰的开战底线，就不能用战争这种最可怕的敌意对待我们的同胞。激烈的党争，火爆地反对我们的愿望和意见，这并不是战争，也无法为任何战争行为提供正当性。
一种政体可能优于另一种政体，这种差别可能值得为之奋斗。我也这么认为。对于人类的深刻智慧所发明的任何一种政体（而不是在我看来有些人非常不明智地谈论的人权），我无意待之以轻视和不敬，但我也不打算对它们等量齐观。
罪恶昭彰、弊端丛生的政府，倘若无法改良（有时确实如此），就应当加以更换——如有必要，就使用暴力。但是，当问题涉及政府组织的完美程度的损益时，暴力不在可允许手段的范围之内。由事物的本质结构所定，人类的发明都有严重缺陷；弱点常常附着于我们政治机制的完美之中，它的某种缺陷——某种不符合它的原则，对它起着控制、弱化和使之变温和的作用的因素——成为对理论完美所带来的罪恶的必要纠正。我确信事情常常就是如此；关于这个真理，可以举出大量的事例。
诚然，并非每一种缺点都是我所说的纠正手段。但是，即便它不是，不尽完美的善仍然是善。缺点是可以容忍的，可以在未来加以消除。在这种情况下，审慎（对于任何事情都是美德，在政治上则是第一美德）将引导我们接受某种有限的计划，它可能不符合十全十美的抽象观念；而不是强求更多的完美，这会把国家的织体撕成碎片，让无数可敬的人感到痛心疾首。在这种情况下，把手段和目的相结合，有欠缺的完美就是更为可取的。对于任何目的，手段都是第一位的，它是善还是恶会即刻显现。而目的有着双重的问题：首先，它是否已经达到；其次，假设它已经达到，我们是否得到了我们所追求的真正目的。
即或同意完美有无限的可能性，理论的完美仍然有可能不同于实践中的完美，纯粹而绝对的目标，仍然有可能并不优于较低的、混合的有限目标；所以我们会降低自己的要求，行事节制，主持公道，善待个人，这正是明智的立法者所要做出的真正改进，只要他没有任何另外的动机，在制定计划时只看计划本身的目的和意图。既然如此，以鲁莽或犯罪的方式造成一种局面，它一旦形成，便有明显的理由、甚至可能是紧迫的必要性，迫使我们改弦易辙，使我们因行为前后不一、计划缺少远见而蒙羞——难道这样做才是正确的？
先生，请相信我，在国家的任何变革中，节制都是美德，它不仅和蔼可亲，而且力量强大。它是调理、安抚、凝聚人心的美德。建立新制度正是它的用武之地。能够实行伟大变革的人大权在握，自我节制是他们唯一的约束；假如这种美德在他们心中不够强大，他们在行动中就会更加偏爱自己的权力，而不是他们的智慧或仁慈。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会走极端，行事粗糙、严厉而鲁莽。人们的服从只是出于无奈和勉强，报复心会在暗中聚集。以那种性情作为标志的计划持续下去是危险的，恰如其成就之可憎。这种节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与优柔寡断的冒牌货判然有别）是只有社会贤达才具备的美德。当大众的声音（名望和威信的虚假代用品）反对你的判断时，需要有深沉的勇气和充分的反思才能沉得住气。没有头脑的公众的冲动欲望持续不了多久，但其行为会明目张胆地走向危险的极端。所以，当你周围的所有人都放肆而自信，当那些胆大妄为、不顾他人危险的人要惩罚你的谨慎和冷静时，你当无所畏惧，做好接受磨练的准备；在普遍的轻浮中，自恃而镇定的精神，迟早会把一切都吸引到周围，形成一个中心。但是，假如风暴来得十分猛烈，使政治审慎失去合理性，个人和公众都认为它与疯狂相差无几，这时年轻人最好的做法，也许莫过于退居书斋，把战场留给那些有义务或有意愿、或是出于处境之必然而不得为之的人，静待国事已定，使诚实的人可以放心而自信地采取行动。如果为民众或君主建言的人处在恐怖之中，这是绝对做不到的，因为权力要求他们昧着良心说话，绝无可能本着良心的名义和天性施加影响。
这种节制精神不是热情的敌人。它为其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因为限制仅仅是对原则的限制，对理性的限制。
我已经扯得太远了。不过在我看来，每天的报道都在显示，无限制地坚持原则和空泛的善意带来的恶果有增无减。我在自己的国家承担着公众的信托，虽然我的意见在这里已无足轻重，但是请原谅我的冒昧，我还是想就与我无关的事情写点什么，以期它有可能够打动一个与之有关的人。至少现在我的时间归我支配，消磨您的耐心，是我能给您造成的唯一伤害。
余不多谈
埃德蒙·柏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