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菲尔德小传| 肯尼斯·B.麦金泰尔
按：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家、公共知识分子，代表作有：《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现代科学的起源》等。本文译自Intercollgiate Studies Institute，想进一步阅读英文原文，可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在专业化和世俗化的时代，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成就多元，以其洞察力和先见之明对抗主流文化运动。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和学院派历史学家，都很成功。他的史学横跨历史编纂学、国际关系、18世纪英国史以及科技革命史，他还对奥古斯丁主义的基督教教育保持着绝对忠诚。他作为公认的、备受尊敬的学者，对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科学史、英国国际关系学派等方面的影响，广为人知。他凭借其信念，看到了民主和国际关系等政治活动的本质与局限。
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系统化思想家，而是一位博学之士，对于自己的时代，明察其知识与道德之鹄的。他的文章以讽刺性和通俗性著称，在学术圈内外皆负盛名。他同时又是著名的异见者，对当时的传统智慧多有质疑。
他以历史编纂学评论《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1931）而被读者铭记于心，并使他在学院派历史学家中赢得声望，他的观点：历史的过去不同于实际解释的过去，广为流传。“历史解释中对过去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有一种同情的理解，这种同情来自现实考虑。”这一观点也被科林伍德、奥克肖特等思想家赋予哲理化的阐释，但巴特菲尔德将这种晦涩的哲学家语言变成一种媒介，对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学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他关于现代历史解释的起源和现代科学的起源的评论，开创了史学史和科学史的现代原则；这些对历史观念和科学观念的形成的研究，深刻地影响了同时代的思想家，如J.G.A.波考克和托马斯·库恩。在当代思想家中，他是首先将科学革命置于西方现代化的核心位置的人物之一，也是首先意识到现代历史经验已不同以往的历史学家之一。依照异于或无涉于对当代的现实关注来构思过去，这种新方法被以赛亚·柏林追溯至詹巴蒂斯塔·维柯，他写道：“【现在】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是建立并解释事实，而且要考察其中的情境对事实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的观点是什么，指导规则是什么，他们（而非其他社会和文化）的言行中包含的‘绝对预设’（科林伍德用语）是什么。”这一历史观念的变革引起一种对过去的陌生感。
左：波考克，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马基亚维里时刻》、《德行、商业和历史》等。
右：库恩，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史主义创始人，代表作有《科学革学中的历命的结构》《哥白尼：西方思想发展史中的行星天文学》等。
他的工作除了学院派历史学家之外，还在国际关系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许多关于政治以及自由在现代世界的发展的评论，建构起一种对政治生活颇为异质却更为本质的理解。在这些领域，显然易见的是，他的基督教信仰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其政治和道德生活的本色。奥古斯丁主义强调罪的普遍存在和个人品格的重要性，这使巴特菲尔德产生一种英格兰式的怀疑论自由主义的宗教观，他的政治观揭示了他对国际秩序敏锐的历史想象。这种怀疑论自由主义为批判民主与国际上的意识形态政治奠定了基础，并谴责在国际事务中傲慢而自以为是的“十字军东征”的危险。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于1900年10月7日生于英格兰的约克郡，他的父亲属于工人阶层，是一名循道宗信徒（Methodist），曾一度希望成为循道宗牧师，在巴特菲尔德的祖父去世时便早早辍学，在当地一家纺织厂打工，最后当上了主任。巴特菲尔德从小就怀有成为牧师的想法，而他也最终成为了一名循道宗的非神职牧师，在故乡约克郡和剑桥布道。他在被剑桥大学录取为免费生之前，就读于基思利的一所地方文法学校。
在剑桥大学，他就读于历史悠久的彼得学院，《剑桥近代史》的主编阿道弗斯·沃德爵士（Sir Adolphus Ward）时任学院院长，而著名的外交史学家哈罗德·坦珀利（Harold Temperley）成为巴特菲尔德的智识导师。
（剑桥大学彼得学院）
他的第一部学术性历史著作《拿破仑的和平战术》（The Peace Tactics of Napoleon）于1928年出版，留有坦珀利影响的印记，此书是被其后来称为“历史技艺”的一个样本。同年，他与伊迪丝·乔伊斯·克劳成婚，育有三个儿子。克劳是一位卫公理会牧师的女儿，她对艺术的热爱尤胜于历史，却成了巴特菲尔德著作的校对助理。《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在1931年出版后毁誉参半。尽管他初出茅庐，但他对历史自主性的捍卫将成为20世纪历史编纂学的核心文本。
在二战之前的黑暗岁月里，他写了一部关于拿破仑的简短传记，于1939年出版；他精炼地考察了马基亚维里的政治与历史观点，写出《马基亚维里的政治技艺》（ The Statecraft of Machiavelli）。这两部著作都含有对近代革命政治的危险的隐忧。这种隐忧在《英国人及其历史》（The Englishman and His History ）中有了明确表述，在批判辉格党式历史学家的同时，对辉格党有序自由的政治传统给予称赞。1944年，巴特菲尔德被评为剑桥大学近代史教授。
1949年10月，巴特菲尔德迎来了多产期，出版了三部著作：《乔治三世、诺斯勋爵和人民：1779-80》（George lll, Lord Nortt, and the People,1779-80）、《现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1300–1800）和《基督教与历史》（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第一部著作聚焦于对18世纪英国政治传统特征构成挑战的一系列危机，并把法国大革命、19、20世纪民主主义的崛起与大众政治的关系，从一种更为紧密的视角进行观察。第二部著作提出了现在已被广泛接受的著名论断：科技革命，而非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才是近代社会的真正开端。第三部著作基于他在剑桥大学的演讲，并因BBC的播出而迅速流行开来，使他一下子成为公众人物。他在书里区分了科技或艺术的历史与先知的历史，先知的历史也是他政治著作的核心。
1951年，巴特菲尔德的评论被集辑成册，以《历史与人类关系》（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为名出版，而《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也于同年再版，这些著作巩固了他作为自己时代卓越历史学家的声望，并进一步放大了他在公共事务上作为基督徒的声音。1953年，《基督教、外交与战争》（Christianity, Diplomacy, and War）出版，这是巴特菲尔德第一次涉足国际关系领域。他在国际关系上捍卫奥古斯丁式的怀疑主义，批判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化和自以为是的风格。
1955年，他被选为彼得学院院长，《人的过往》（Man on His Past）以及影响巨大的史学史著作Wiles Lecture也于同年出版。在书中，他关注于18、19世纪出现的历史观念的新颖性和显著性，这类似于17世纪科学革命中出现的情况。他认为，这两场观念上的革命在现代取得了智识上的初步胜利。
1963年，巴特菲尔德被任命为剑桥大学历史学钦定讲座教授，并于1965年和1966年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吉尔福德讲座上发表演讲，这些讲稿在他去世后的1981年以《历史的起源》（The Origins of History）为名出版。他对历史上的各种文明作了考察，认为西方文明是古希腊哲学、基督教神学和现代科学相结合的产物。巴特菲尔德于1979年7月20日在剑桥郡的索斯顿去世。
巴特菲尔德有一种明显的逆反主义倾向，尽管他是禁酒主义者，但为了抗议禁酒令而破例饮酒。他还是一位老烟民，对自己的仪表漠不关心，至少在担任彼得学院和剑桥大学的重要职务之前是这样。他身材矮小，体格纤弱，但光彩夺目。
如上所述，巴特菲尔德不只是一位多产的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而且是一位力挽狂澜的管理者。其管理才能被广泛赞誉的同时，他还因愤世嫉俗而得名，以一种不合时宜的方式涵游于学术政治之中。诺埃尔·安南这样评价他：“没有比这样描绘巴特菲尔德更能令他高兴的了：他最爱学术阴谋。”他和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具有一种与传统传记的简化论明显不符的复杂性。他兼具恶作剧式的逆反主义、对学术史清教徒式的献身精神，以及对家庭和信仰全身心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