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要有温度，有厚度
诗要有温度，有厚度
胡迎建
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至性写真情。性情植于仁爱善良之心。若无仁心，何以悲天悯人，忧国爱民。如果情不真，或寡于情，冷冰冰，无动于衷，则何以写出“有温度”之作。
“有温度”即诗要有深情，有热情。西晋陆机曰：“诗缘情而绮靡”（《文赋》）。“绮靡”乃华美之义。此后人们自觉地以诗表达情感，而且要写得华美。宋代大理学家朱熹认为人性为体，情为用。性静，是未动，情是已动。“感于物者心也，其动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为之宰则其动也，无不中节矣。”（朱熹《答张敬夫》，载《四库丛刊》影明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情根植于性而由心主宰，感于物而动。作诗即是“感物道情，吟咏情性”。
清代蒋士铨在《喜汪辇云至》中说：“诗以性情深”。至性写真情，抒写胸中的郁勃气。
宁都“易堂九子”之一的魏礼，论诗倡“性情为主”。在《李云田豫章草序》中说：“性情者，诗之主也；气与格，诗之用也；韵者，诗之情也”；“韵者，声音之动，而性情之所发也。”他以杜甫为例，“少陵诗在天地间，岳立川流，学者莫能穷其涯涘，而其于君国之际、新故之感、朋友患难之情，忧深而思远，情纡郁而磅礴。”
若将情分类：主要有三大类，一是人与自然之情，如热爱山水之情，能寄情于一草一木，高明者能以情融于景，情寄予物；二是人文之情，诸如人与人之情，人与社会之情，具体而言，有男女爱情，朋友离别不舍之情，崇仰敬重之情，悼亡哀恸之情，有对人民疾苦的同情。高明者能写出情境，写出事境；三是个人咏怀之情，如乡园、家国之情，抒写志向、建立功业之情，乃至壮志未酬之情；时光流逝的悲秋之情，乃至生老病老的生命咏叹。这些诗中情都是正当的而不是非份的情。既出自人性而又带有汉民族特征的情。千百年来，许多动人的篇章，都是因为其中浸润着情，充盈着情。
情有一己之情，有人间大爱之情。情要真而不可伪，情要温而不可冷，情要秾挚而不可淡薄。诗人固然可以写个人的隐微之情，但不可自我封闭，应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之情。走出“专注内心”的小我，写出对人民的大爱之情，对弱势者的同情，对贫困者的同情，对打工者、留守者的关切之情，对遭受不幸者的恻隐之情。
同样，对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对有重大贡献者，甚至献出生命者，要满怀敬佩之情、倾注热情去讴歌。当今社会，年轻人乃至少年的人生价值观严重扭曲了，他们的理想不是做科学家，做英雄，而是梦想作明星、歌星，梦想作官，我们的宣传工作者、新闻媒体有舆论引导的责任，作家、诗人词家也应浓墨重彩去描绘、赞美为文明的进步而努力奋斗者。这些，事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诗人应关注现实，融入时代，深入生活，感受生活，捕捉剪裁，敷以色彩，施加想像。那么，看似平淡的人与物，就会转化为有灵性、有意趣，就会变得诗意盎然。当代诗词创作，宜多温情之作、深情之作、热情之作、炽烈之作。
诗词当求厚重之作。某次大赛夺冠之作名句：“夕阳一点红如豆，已把相思写满天。”此空灵而擅长比拟也，然犹觉厚重不足。何谓厚重？清初贺贻孙在《诗筏》中言及诗“厚”有十多处，他说：
厚之一言，可蔽风雅。《古诗十九首》，人知其淡，不知其厚。所谓厚者，以其神厚也，气厚也，味厚也。即如李太白诗歌，其神、气与味皆厚，不独少陵也。他人学少陵者，形状庞然，自谓厚矣；及细测之，其神浮，其气嚣，其味短。（贺贻孙《诗筏》，载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199页）
贺贻孙认为，诗之“厚”体现为神厚、气厚、味厚，李白与杜甫的诗三者皆厚，所以堪称诗厚之标尺。后世学杜者仅得其形状与皮毛，或神浮，或气嚣，或味短，大而无威，猛而无气，根本谈不上诗之厚。在他看来，诗之“厚”是诗学的高境界。
如何才能达到诗之厚呢？贺认为诗之厚得之“内养”而不假外求，“诗文之厚得之内养，非可袭而取也；博综者谓之富，不谓之厚；秾缛者谓之肥，不谓之厚；粗僿者谓之蛮，不谓之厚。”“清空一气，搅之不碎，挥之不开，此化境也。然须厚养气始得，非浅薄者所能侥幸。”神厚、气厚与味厚，是作家先天禀赋和后天人生阅历与养气之所得，所以厚并非博综，也非秾缛、粗僿。而是来自宽厚与涵养：“夫诗中之厚，皆从蕴藉而出。”
老杜的诗，向被认为“沉郁顿挫”，其《哀江头》《奉先咏怀》《北征》“三吏”“三别”《秋兴八首》皆厚重之作。而诗仙李白的《古风》五十首、《天姥吟》《蜀道难》《将进酒》，亦皆厚重之作。只是少陵之诗偏于气厚、味厚，太白之诗，偏于神厚、气厚。然皆内容充实，感情充沛，读来有震撼人心的力度，触及灵魂，能给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的阅读，它能给人以绵延、恒久的渗透力量。
袁枚《随园诗话》卷二：“厚重之与笨滞也，纵横之与杂乱也，亦似是而非。”厚加上重，有重量而非轻飘。以厚重与笨滞作比较，前者苍坚有筋骨，后者呆滞而疲软。
与厚重相对的诗风为清浅。当代王力教授曾评价郁达夫的诗：“好固然好矣，但清浅。”其意有褒有贬。清浅之弊则在尖巧，虽有巧思巧句，能显露诗人的智慧与敏捷，但难能成大器，不能持续发展。等而下之，则为轻佻油滑。袁枚论诗之“厚重”虽中腠理，但他并未做到，其诗每被后人讥为轻滑。
厚重之作多出现在古风或七律中。往往结构缜密，长篇短章，写社会生活，或历史事件，写个人遭遇，写游历见闻。或纵横驰骋，或横骛逸出，将叙述、描写、议论抒情有机组合，根据需要穿插排比、骈偶句、问句、否定句，宛转相生。沈德潜论七古作法说：“其间忽疾忽徐，忽翕忽张，忽渟潆忽转掣，乍阴乍阳，屡迁光景，莫不有浩气鼓荡其机，如吹万之不穷；如江河之滔漭而奔放，斯长篇之能事极矣。”（沈德潜著、霍松林校注《说诗晬语》卷上，第81则，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8页）或即厚重之作应有之义。
七律句意紧密而不松懈，炼句精警。中二联结构力求对仗工稳而又有变化。正如刘熙载所说：“律诗不难于凝重，亦不难于流动，难在又凝重又流动耳。”（刘熙载《艺概·诗概》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2月版，第74页）如何向厚重方向努力呢？一要观察细致，力求真实。陈三立认为，真实是达到灵奇之境的必由之路：“端从真实发灵奇”（《萧厔泉画稿第二集题词》）。二求句意密集，句有数意，不可一泻无馀。宋代杨万里《诚斋诗话》中说：“诗有一句七言而三意者，杜云'对食暂餐还不能，’退之云'欲去未到先思回’。有一句五言而两意者，陈后山云：'更病可无醉，犹寒已自知’。”（杨万里《诚斋诗话》，《历代诗话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2页）进而看陈三立诗：“日气射泉含石暖，风光媚筱觉春生。”（《开岁三日步循涧水晴望》）上句言日气射在泉水中，泉水回暖，泉又使崖石也暖起来了。下句言风光使筱竹媚人可爱，由此感觉春之到来。
晚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屡以“厚”论词。以“厚”为词中三味之一，“厚”是从“沉郁”的风格里体现出的一种美学特征，含有正、深、阔、沉、重、隐、曲的种种内蕴，被用来形容词中意蕴的幽深窈曲、飘忽绵邈，亦带有词人内心深处有感社会、人生的情感色彩。于词中求“厚”之根本，是词人要有温厚的性情，实现“厚”的途径是做到沉郁。
由此看出，厚有三个层次，一是表现在风貌上，是神、气、味之厚；二是体现在内蕴中，是意蕴之深、幽、阔、沉、重诸内质；三是落实在篇章结构乃至章法句法上。而要做到厚，则与作者之性情、胸襟、学养有关。不能指望，一桶可以载池湖之水，一肩可以扛栋梁之木。
当代诗词界，宜提出这一课题加以探讨，如何写出诗词的厚度。盼望有大气、厚重、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扛鼎之作，才不负此伟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