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丨陶正：同学李文湖，“闹鬼”吓人的另类玩主 / 四六文摘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陶正，1948生人，清华附中读高中、陕西延川当农民、北京大学学中文、北京歌舞剧院做编剧，著有长篇小说《旋转的舞台》等、中篇小说《女子们》等、短篇小说《逍遥之乐》等、散文《少年初识愁滋味》等、剧本《圆明园》等、歌词《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组歌》等。

原题

李文湖

少年初识愁滋味

——我的五六十年代（之四）

作者：陶正

小学同学李文湖

李文湖是我的小学同学。套用现在的语言，他颇有些“另类”。二十年前，我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鬼脸儿风筝》，就是以他的故事为原型的。但是，因为是小说，难免要做些加工。虽说反响不错，我却总觉得意尤未尽。这就像给人介绍朋友，只拿了张像片儿，而且是化了装，修过版的。于是，现在，回味起少年滋味儿，我就还想写他：更真实地写，写他的真实。

小学头几年，我跟李文湖并没什么交往。所以，他为什么比我大一岁，是上学晚还是蹲过班，我至今不甚了了，只知道他的学习从来没好过。我是好学生，所以也爱接近好同学。

高小前的小集团是四个男孩儿：刘雍、贺援、我和李云，按生日大小排列。除了学习一律不错，四个人各有所长。刘雍在少年宫学美术，画国画儿经常得奖；贺援是什刹海业余体校的，跳水、潜泳堪称一绝；我能编打油诗，对对联儿，唬得他们一愣一愣的；李云的特长就是没特长，却能把每个人的特长都当成他的爱好。

四个人惺惺惜惺惺，忽然想起了桃园三结义，就也要兄弟一场。学校里有个小夹道，夹道里有野孩子们的屎尿。课间，我们偷偷钻进去，烧香、磕头，拜了把子——如果那时我曾想到过李文湖，大概只能把他和夹道里的臊臭联系起来。

开始注意李文湖，大概是四年级的事情。一次，他在课堂上打盹儿，老师把他叫起来，罚他到教室外边儿醒醒脑子。我的座位靠窗，无意中往外看了一眼，发现他竟窜上单杠，风车儿似地转开了。那姿态很漂亮。我突然就被他吸引了。

说起来，突然吸引我的，是李文湖的姿态。想起来，真正吸引我的，却是他的反叛性。他没求饶，没认错儿，更没掉眼泪儿，自己玩儿去了，还有点儿示威的意思。要换了我，肯定老老实实站在教室门口儿，或站在教室门口儿，装老实。

老师以为我真老实，让我帮帮李文湖：放学以后跟他回家，一块儿做功课。我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李文湖也高兴，接连几天都买好吃的款待我：一分钱一串儿的糖葫芦，一分钱一捧的爆米花儿，一分钱一大团的棉花糖，一分钱一小碗儿的酸枣面儿……我一边儿帮他背书、讲题，一边儿吃零嘴儿，吃得心安理得。

然而，李文湖的学习实在是差。背课文，我都倒背如流了，他还是狗熊掰棒子；做算术，我讲得再明白，他也犯糊涂，直到我把自己也讲糊涂了为止。

“算了，”李文湖说，“你也甭费劲了。我天生不是念书的料。”

可老师叫我……

“其实老师也没指望我能怎么样——就是让你看着我点儿，别让我外边儿野去。”

那算术作业……

“你做你的，做完了让我抄就行了。”

这倒是个办法。

于是，我就做自己的功课。李文湖就又“外边儿野去”了。

其实，多数时候，李文湖是去挑水——那时侯各家各户很少有水龙头，有龙头的院子都不多。人们吃水，大多要到胡同口的公共水龙头旁去排队，去接、去挑、去拎、去抬——每月按人头儿交水费就行了。

李文湖拿起一根儿扁担，挂上两只水筲，吱吱扭扭地摇着，走了。

不过，他接了水，却不往自己家里挑，一桶桶倒进了一些邻居的大水瓮。

他可不是学雷锋，当时雷锋还没牺牲。他也不是听从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说教，尽管这说教还比较有人味儿。他是为了挣钱。他给人家挑水是要收钱的：一桶一分钱，一挑儿两分。雇他挑水的或是病人，老人，没孩子的人，或是懒人，富人，有孩子而不愿让孩子干活的人。

李文湖也是孩子，当时应该十二、三岁。他比我大一岁。

我至今不知道他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当时还在不在人世。反正我没见过他们，记忆中只见过一个老人的影子，爷爷、姥爷，也许是奶奶、姥姥——连男女都记不清了。又记得李文湖老是自己做饭，蒸一屉窝头，熬一锅粥。也有时，炉子灭了，劈柴没了，他就拉我去逛护国寺。

护国寺

护国寺——我童年生活五光十色的大世界。每每回忆起来，我总在茫茫人海中看到一个“小小的我”：骨架单薄、面皮白净、眼神又胆怯而又兴奋。李文湖或是走在我前面，拉着我，像《瞎子引路人》（我和李文湖一起看过的一部电影），或是走在我后面，护着我，像《墨西哥人》（我和李文湖一起看过的另一部电影）里的拳击手。

我和李文湖一起吃“灌肠”：老板娘把“灌肠”切成薄片儿，扔进大饼铛，淋上豆油，吱吱啦啦，煎得焦黄。起锅了。交两分钱，就能领一个破瓷盘儿，伸胳膊出去，接一铲“灌肠”，然后，自己动手，撒蒜泥儿、浇醋汁儿、插竹签儿……李文湖拿了两个竹签儿。我们两个人合吃一盘儿。

当然是李文湖掏钱，他挑两桶水的钱。

炸灌肠

我和李文湖一起玩儿“敲小锣儿“：端一只满是窟窿的木盘子，放一个玻璃球儿上去，晃盘儿，滚球儿，一分钱滚一次。滚进四周的窟窿，白搭；滚进正中的窟窿，下面的小铜锣儿就“当”地砸响了，就可以赢一块“糖稀”，或让摆摊儿的老爷爷吹个糖耗子。

吹糖人

“当！”我终于把小锣儿砸响了。但我已经滚了四次了，得交四分钱。

当然是李文湖掏钱，他挑两担水的钱。

我和李文湖挤在人堆儿里，听《水浒传》：说书的拿一把折扇儿，“唰”地打开，“唰”地合上。好听的故事便和难看的吐沫星子一起，从折扇儿后边儿喷出来。突然，“惊堂木”拍响了。说书人落座，擦嘴，抽烟，端起盖碗儿茶润嗓子。就有一个女人露了面，端个铜盘子，跛着腿、呲着金牙，绕着场子让人们“帮钱场”。

当然是李文湖……李文湖当然不掏钱。他把我拉出人群，转悠到别处去了。

说评书

我和李文湖在帐篷里听小戏儿：一个男人涂脂抹粉儿，扭扭捏捏地《拾玉镯》。唱着唱着，嗓子劈了，他就咳出一口痰来，“呸”地吐在木板儿台上。正看得新鲜，收票的轰我们来了。李文湖忙又贴地撩起帐篷，催我往外爬——我们就是从那儿爬进来的。收票的一边儿追一边儿骂我们“小兔崽子”。骂得我们比兔崽子跑得还快——不一会儿，我们就又来到了护国寺后门，看卖蛐蛐儿或斗蛐蛐儿的了。

唱小戏

我也养过蛐蛐儿。形形色色的蛐蛐罐儿摆满了一窗台。有李文湖买的，也有他带我逮的：我们一起去黄庄儿、五道口、或西北旺人民公社，钻草垛，翻铁道石头，挖旧墙垛子……主要是李文湖干，我站在旁边儿，拎一个用破布筒子缩了口儿的竹暖壶套。

多半天下来，人晒得黢黑，累得贼死，暖壶套里却多了些活物。李文湖一个不要，全叫我带回家，然后，把以前的蛐蛐儿也召集起来，让它们捉对儿撕杀，以胜负排位。排名靠前的是“五虎上将”“红头元帅”“紫牙”“黑头”……

它们的居室也分出了档次：或“澄浆”（水泥）罐儿，或瓦罐儿，或破牙缸子，剩下的干脆合住一个漏尿盆儿……李文湖还把一些零碎事儿也包了：挖胶泥，给蛐蛐罐砸底儿；找铁皮，给蛐蛐罐儿扣盖儿；拔头发、揪毛笔，做蛐蛐探子；或者，从邻居家门口顺来一把毛豆角，留着喂蛐蛐儿。

斗蛐蛐

妈妈不大喜欢我养蛐蛐儿，怕耽误学习。姥姥也反对，却是冲着李文湖去的：“那孩子忒野，看那打扮儿！那做派！跟他能学了好儿？”

李文湖的打扮确实特别：上小学就留大背头，老师怎么说他也不铰短了。他的做派更显眼：走起路来，哈腰、晃膀子，像大猩猩，让人有点儿害怕。我当然不怕他。跟他在一块儿，我还有一种安全感。有时，等他抄完作业，我也不愿回家，常要耗到夜里十一二点。

实在太晚了，李文湖会送我回家。从他家到我家大概要走二十分钟。路上，他就一惊一炸的，给我讲吓人的故事。诈尸呀，鬼打墙呀，吊死鬼借火儿呀……听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可是，听完了，我却还想听，总要他再讲，再讲。

“咱们也闹回鬼吧！”他建议，“也吓唬吓唬别人！”

我欣然同意了。

我们爬上了贺援家的房顶。我们从一家房顶跳上另一家房顶……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天窗，四面全是玻璃……下面的房间里，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姑娘在看书。

我们从瓦楞间摸来石子儿，哧哧啦啦划玻璃。

女大学生扬起头来，看着天窗发傻。

我们不划了。女大学生又低头看书……我们又划了……女大学生又仰起了头……

终于，女大学生发毛了，猛地站起来，拉灭了电灯……片刻，房门一响，她又从屋里冲出来，穿过院子，逃进了另一间住房……

我们怕她把街坊都招出来，连忙撤退了。

“不行，那回忒不过瘾。”李文湖说，“咱们得来回邪的！”

他想出了一个“邪的”，讲给了我。然后，把床单揭下来，搭在肩上，送我回家。

“你可得看准了，”走到我家胡同口，他又嘱咐我，“别吓唬老头儿老太太。”

我点头：“特别是我姥姥。”

一个中年妇女出来倒土……行，就她了！李文湖蹲了下来，我骑上了他的肩膀。李文湖站起来，我披上床单儿，让它长长地垂下去，把我们俩连成了高大的怪物……那女人发现了什么，猛然回头，吓得“妈呀”一声，扔掉垃圾桶，疯了似地往家跑……我们俩哈哈大笑。好一会儿，才忍住笑，走向我家的高台阶。

上了台阶，按响门铃，李文湖并不马上离开，一定要听见开门的脚步声——

我跟他说过：我一回来晚了，姥姥就惩罚我，半天不给我开门儿。回来越晚，门开得越慢。

果然，按了好几次铃儿，我和李文湖都听得清清楚楚，姥姥愣装听不见。

“那你就拍门，”李文湖说，“把南屋的孙姥姥拍起来！”

没用。姥姥跟全院儿人都打过招呼了：都甭搭理他啊！臊着他！

“她怎么这样呀？”李文湖不明白。

“嗨，不愿我老跟你玩儿呗……怕你把我教坏了。”

李文湖不吭气儿了，过了一会儿，才又嘟嘟囔囔：“你可真够傻的。”

我怎么傻了？

“你说跟别人玩儿不就得了？刘雍、贺援、李云！”

他忽然有点儿酸溜溜的了。

“哼，教坏就教坏！”他又改换了口气，恶狠狠的，还掏出了一把小刀儿，“你信不信？我能把门拨开。把刀尖儿从门缝儿插进去，拨插关儿，拨几下儿就开了……要不你自己试试……”

我没试。没等我试，院子里就传来了脚步声——姥姥终于发慈悲了。

“就按我教你的说啊！”李文湖忙又叮嘱，“刘雍！贺援！李云！”

说完，他扭头就走，还把那床单披在身上。可是，只他一人，那影子就不怎么高大了。

李文湖轻易不到我家来。这以后，来得更少了。偶尔来一次，也是趁我们家没大人的时候。可有时也难免碰上姥姥或妈妈回来。真碰上了，他往往表现得比我还乖。

我们正在用“油葫芦”脑袋做蛐蛐探子，姥姥买菜回来了。没等我招呼，李文湖就先“姥姥姥姥”地叫，还想接姥姥提着的菜篮子。姥姥没让他帮忙：“嗨，不沉。你们赶紧玩吧……玩够了就回家。”

一次，轮到我们家“泼街”（用清水泼胡同里的黄土地），李文湖正好在场，就跟我一起忙乎。刚巧我妈妈下班早，碰上了，夸了他几句，他就冲妈妈拍胸脯：“您以后有重活儿就叫我，我包圆儿了！”

又一次，李文湖叫上我，到北海偷钓了一条观赏用的大鲤鱼（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在本系列的另一篇文章中详细记叙了）。他自己不要，非让我拿回家吃。一路上，他一会儿想跟我进家门儿，让姥姥他们知道鱼是他帮我钓的，一会儿又说不能不能，那他们又该说我教你偷东西了。翻来覆去，就到了家门口。结果还是我独自进了家门——我准备不足，把鱼的来历说了个稀里糊涂。好在我们家人都馋疯了，没怎么深问，稀里糊涂地，就把鱼吃了个干净……

李文湖到底没能得到我们家的认可。而且，偷鱼以后不久，我跟他的关系也开始疏远了。

倒不是因为偷鱼，是因为看电影。更准确地说，是因为看电影时发生的一起意外。

还是在护国寺，护国寺电影院。电影刚刚开始，后排就有人按我的脑袋。那是个大人，起码是高中生。他嫌我挡他了，让我“矬着点儿。”我不愿意，跟他戗戗了几句。那人突然犯起了狗松脾气，伸手就勒我的脖领儿。这下儿，一直沉默的李文湖不干了，也突然出手，攥住了那家伙的手腕儿。

“找茬儿是怎么着？”

“嘿！你是那庙的和尚？”

“少废话！有本事你冲我来！”李文湖叫板。

“嚯……怎么着？想出去练练！”那家伙也不示弱。

“行！”李文湖正式下了战书：“看完电影，咱们谁都甭走。谁走了谁是孙子！”

……还能看完电影吗？

我们还真把电影看完了！

看完了是看完了，可我根本没看出演的是什么。现在回想，连电影名字也不记得了。

就记得这样一组镜头——不是电影镜头，而是真实的生活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