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阳：京剧：因为难懂，所以“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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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因为难懂，所以“值钱”！
——重读鲁迅先生《社戏》的启示
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前十年是绝不看，因为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那两回全在后十年，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
第一回是民国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时候，当时一个朋友对我说，北京戏最好，你不去见见世面么？我想，看戏是有味的，而况在北京呢。于是都兴致勃勃的跑到什么园，戏文已经开场了，在外面也早听到冬冬地响。我们挨进门，几个红的绿的在我的眼前一闪烁，便又看见戏台下满是许多头，再定神四面看，却见中间也还有几个空座，，挤过去要坐时，又有人对我发议论，我因为耳朵已经喤的响着了，用了心，才听到他是说“有人，不行！”
我们退到后面，一个辫子很光的却来领我们到了侧面，指出一个地位来。这所谓地位者，原来是一条长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狭到四分之三，他的脚比我的下腿要长过三分之二。我先是没有爬上去的勇气，接着便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
走了许多路，忽听得我的朋友的声音道，“究竟怎的？”我回过脸去，原来他也被我带出来了。他很诧异的说，“怎么总是走，不答应？”我说，“朋友，对不起，我耳朵只在冬冬喤喤的响，并没有听到你的话。”
后来我每一想到，便很以为奇怪，似乎这戏太不好，——否则便是我近来在戏台下不适于生存了。
第二回忘记了那一年，总之是募集湖北水灾捐而谭叫天还没有死。捐法是两元钱买一张戏票，可以到第一舞台去看戏，扮演的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叫天。我买了一张票，本是对于劝募人聊以塞责的，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机对我说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我于是忘了前几年的冬冬喤喤之灾，竟到第一舞台去了，但大约一半也因为重价购来的宝票，总得使用了才舒服。我打听得叫天出台是迟的，而第一舞台却是新式构造，用不着争座位，便放了心，延宕到九点钟才去，谁料照例，人都满了，连立足也难，我只得挤在远处的人丛中看一个老旦在台上唱。那老旦嘴边插着两个点火的纸捻子，旁边有一个鬼卒，我费尽思量，才疑心他或者是目连的母亲，因为后来又出来了一个和尚。然而我又不知道那名角是谁，就去问挤小在我的左边的一位胖绅士。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说道，“龚云甫！”我深愧浅陋而且粗疏，脸上一热，同时脑里也制出了决不再问的定章，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
我向来没有这样忍耐的等待过什么事物，而况这身边的胖绅士的吁吁的喘气，这台上的冬冬喤喤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加之以十二点，忽而使我省误到在这里不适于生存了。我同时便机械的拧转身子，用力往外只一挤，觉得背后便已满满的，大约那弹性的胖绅士早在我的空处胖开了他的右半身了。我后无回路，自然挤而又挤，终于出了大门。街上除了专等看客的车辆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行人了，大门口却还有十几个人昂着头看戏目，别有一堆人站着并不看什么，我想：他们大概是看散戏之后出来的女人们的，而叫天却还没有来……
然而夜气很清爽，真所谓“沁人心脾”，我在北京遇着这样的好空气，仿佛这是第一遭了。
这一夜，就是我对于中国戏告了别的一夜，此后再没有想到他，即使偶而经过戏园，我们也漠不相关，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了。
但是前几天，我忽在无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书，可惜忘记了书名和著者，总之是关于中国戏的。其中有一篇，大意仿佛说，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很不适于剧场，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远远的看起来，也自有他的风致。我当时觉着这正是说了在我意中而未曾想到的话，因为我确记得在野外看过很好的戏，到北京以后的连进两回戏园去，也许还是受了那时的影响哩。可惜我不知道怎么一来，竟将书名忘却了。
以上是鲁迅先生在小说《社戏》（见《呐喊》）中的第一部分，同时也是在中学课本在收入《社戏》时删掉的一部分文字，因而也是普通读者在读“课本版”的《社戏》时少能见到的一段文字。鲁迅先生《社戏》（写成于1922年）中的这段文字，似乎可以与《论照相之类》（写成于1924年）及《略论梅兰芳及其他》（写成于1934年）等文章一同作为参考鲁迅先生对待所谓中国戏或旧剧（即京剧）这种艺术形式所持的基本立场，而在这种基本与恒定的立场里边，恐怕很难说没有因为鲁迅先生出于对京剧的了解程度以及个人好恶而形成的固定观点。
倘若换一个角度——假以一个戏曲工作者或是爱好者的角度来看这篇文章，从以上鲁迅先生对于看“中国戏”（京剧）的文字记载及评论，想必可以获知鲁迅先生对于京剧的了解程度是极其有限的这样一个事实。在鲁迅先生民国元年（1912年）的那次看戏经历中，他对中国戏似乎只有两点感性的认识，即“冬冬喤喤”的锣鼓声音，与戏院里“比我的上腿要狭到四分之三”和“脚比我的下腿要长过三分之二”的板凳。特别是后一条还使得鲁迅先生“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虽然鲁迅先生没能记述下当天他将要观看的剧目，但笔者怀疑至少在他进入剧场之后和走出剧场之前，台上演出的可能是一出武戏，或者是有开打场面的文戏。但不管怎样，我们似乎都可以认为鲁迅先生在民国元年的那次“看”“中国戏”的简单过程中，既没有看出台上演出的剧目是什么，也没有看出正在演出的演员是谁，所有的印象和记忆仅仅只是停留在了“冬冬喤喤”的锣鼓声音与在他看来不能容忍的戏院的椅子等这些吵闹和受罪的感性认识层面上，至于对“中国戏”的本身，鲁迅先生却没有在理性的层面上加以介绍和比析。
从鲁迅先生的文字记述中，我们也可以简单地考证出鲁迅先生的第二次看戏的时间大致应该在1915年至1916年之间（第一舞台始建于1914年，而晚年的谭鑫培平时则多演出于文明园，只是在1915年和1916年在第一舞台演过戏）。虽然这时久居京中的鲁迅先生已经知道了唱戏的名角中有个叫谭叫天（谭鑫培）的，但也还是在糊里糊涂的看戏中勉强辨识出了一个京剧的剧目的内容——“目连戏”，至于扮演目连母亲的名角是谁、目连母亲的唱词是什么以及这位名角唱得优劣等等，鲁迅先生还是没有辨别出来。也许是想看谭鑫培而始终没有看到谭鑫培的原因，也许是那位“胖绅士”对鲁迅先生发问而表示出不屑的作答，更或是鲁迅先生忽而“省误到在这里不适于生存”的缘故……总之，这次不成功的夜戏，便成为了鲁迅先生“对于中国戏告了别的一夜，此后再没有想到他”。
从以上的情况和分析来看，坦率地说不论是个人不喜欢，还是接触机会不多，更或是不屑于接触京剧，总之，学贯中西的鲁迅先生对于京剧的了解程度是很有限的，也可以狭义地说是不懂戏的，而因为不了解或是看不懂所发表的评论则往往也是表面和感性的。在此笔者无意评论鲁迅先生因个人好恶等其它原因造成的对于我国戏曲艺术的偏见或是批评，而是只是想再换一个角度来审视戏曲或京剧这门艺术。由于千百年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等诸多因素的积淀，使得京剧艺术厚积勃发，在清末的“花雅之争”中脱颖而出并迅速地占领了戏曲舞台。对于这样一个具有综合与深厚文化含量的艺术门类，不要说是深谙精通，即便是管中窥豹，作为要想看懂它的观众，恐怕也需要具备相应的文化“积淀”才行，假释不遵守这样对等的游戏规则，那么即便社会身分是贵为大学教授的鲁迅先生，也必将注定与它“无缘”（然而同为“五四旗手”的胡适乃至郁达夫、俞平伯先生却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有着他们相近的另一面）。我们通常会说，舞剧的《天鹅湖》、歌剧的《茶花女》和话剧的《哈姆雷特》不是简单只要能买得起票，并且走进剧场的所有观众就都能看懂的，尽管我们可能看不懂它们，然我们却不能在走出剧场后说“这是一种没落的艺术，必将或迟早被淘汰的艺术”——也许有人还会违心或附庸风雅地说“不错！真好！”既然如此，那么对待京剧我们是否也应当报有同样的心态来审视和评判呢？如果只是因为《天鹅湖》、《茶花女》和《哈姆雷特》是西方的、进步的，而《目连救母》是我国的、封建的（请注意，《哈姆雷特》中也有所谓“显圣”的内容和情节），我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其进行“真心”地批评和指责，我觉得尽管已经不太流行的那顶“民族虚无主义”的桂冠，仍然适合我们中间的部分国人；而对于那些积极倡导京剧艺术“话剧化”乃至“西方化”的实验者来说，我以为“弄潮儿”的这个头衔对他们则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记得有一位前辈学者曾经对笔者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想在一个半天把京戏了解通透了，那京戏也就不值钱啦！”如今，对此我还想尝试着补充一点，那就是我们的京剧艺术还需要善待和尊重！
2007年4月10日子夜，偶读《社戏》一隅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