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善读43：孔子家语·执辔
文言善读43
孔子家语·执辔
一、故事新读
33、杨震论四知
大将军邓骘听说杨震贤明就派人征召他，推举他为秀才，多次升迁，官至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他赴郡途中，路上经过昌邑，他从前举荐的荆州秀才王密担任昌邑县令，前来拜见（杨震），到了夜里，王密怀揣十斤银子来送给杨震。杨震说：“我了解你，你不了解我，为什么这样呢？”王密说：“夜里没有人知道。”杨震说：“上天知道，神明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拿着银子）羞愧地出去了。后来杨震调动到涿郡任太守。他本性公正廉洁，不肯接受私下的拜见。他的子子孙孙常吃蔬菜，步行出门，他的老朋友中有年长的人想要让他为子孙开办一些产业，杨震不答应，说：“让后代被称作清官的子孙，把这个馈赠给他们，不也很优厚吗？”
原文：
（杨）震少好学……大将军邓骘闻其贤而辟之，举茂才，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转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34、海瑞遗物
都御史海瑞，死在官衙的屋子里。他在南京做官的同乡人，只有户部苏民怀一个人。苏民怀检查清点海瑞做官的俸禄，竹箱中只有八两银子，两丈麻布，几件旧衣服罢了。像这样的都御史怎么会多呢？王凤洲对海瑞评价说：“不怕死，不爱钱，不结党。”这九个字写全了海公的一生，即使千言万语赞扬他，能胜过这评论吗？
原文：
都御史刚峰（海瑞的号）海公，卒于官舍，同乡宦南京者，惟户部苏怀民一人。苏点其宦囊，竹笼中俸金八两，葛布一端，旧衣数件而已。如此都御史，那可多得！王司寇凤洲评之云：“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此九字断尽海公生平，即千万言谀之，能加于此评乎?
35、司马迁赞李广
《论语》讲：“一个在上位的人，他自己行为正直，不下命令，教化也能推行；他自己行为不正，即使下了命令，人们也不会听从。”这正好用来说明李将军。我看李将军诚诚恳恳严肃认真，像一个质朴的乡下人，不善于讲漂亮话。但是当他死的时候，普天下的人，不论是认识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全都沉痛地哀悼他。这是因为他那忠诚朴实的品德，实实在在地展现在士大夫面前啊。谚语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话讲的虽是平常小事，却说明了一个大道理。
原文：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恂恂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36、曾参不受鲁君邑
曾子穿着很破旧的衣服在耕田，鲁国的国君派人要封送给他一大片土地，曾子坚决不受。那人回去，又再送来，曾子还是不接受。使者说：“这又不是先生你向人要求的，是别人献给你的，你为什么不受？”曾子说：“我听说，接受别人馈赠的人就会害怕得罪馈赠者；给了人家东西的人，就会对受东西的人显露骄色。那么，就算国君赏赐我的土地而不对我显露一点骄色，但我能不因此害怕得罪他吗？”孔子知道了这件事，就说：“曾参的话，是足以保全他的节操的。”
原文：
曾子衣敝衣以耕，鲁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请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复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于人，人则献之，奚为不受？”曾子曰：“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子有赐不我骄也，我能勿畏乎？”终不受。孔子闻之曰：“参之言，足以全其节也。”
二、名言积累（清廉）
1、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后汉书》
2、冀以尘雾之微补益山海，荧烛末光增辉日月。——曹植《求自试表》
3、砺操行以修德业，当自重;甘淡泊以守清贫，当自省;谋善举以泽众生，当自励。
4、月晕生风础润有雨应见微知着；鼠洞毁屋蚁穴溃堤宜防微杜渐。
5、历览古今多少官，成由清廉败由奢。——司马光
6、贤士殉名，贪夫死利；宁可清贫，不可浊富。
7、名节重于泰山，利欲轻如鸿毛。
8、做人要端其行，做事要静其心，做官要洁其身。
9、为官以廉为先，从政以勤为本。
10、权似一条河，清浊看官德。
11、以公为矛，锐不可当；以廉为盾，坚不可催。
12、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13、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刘备
14、没有思想上的清白，也就不能够有金钱的廉洁。——巴尔扎克
15、良心是公正廉洁的法官。——拉蒙纳斯
16、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
三、经典文章
孔子家语·执辔
闵子骞为费宰，问政于孔子。
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有衔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辔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执其辔策而已。”
子骞曰：“敢问古之为政？”
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内史为左右手，以德法为衔勒，以百官为辔，以刑罚为策，以万民为马，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失。善御马者，正衔勒，齐辔策，均马力，和马心。故口无声而马应辔，策不举而极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齐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顺从，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怀之。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怀，其政美，其民而众称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无偶，威察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称其人，朝夕祝之。升闻于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丰其年。
“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专用刑辟，譬犹御马，弃其衔勒，而专用棰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无衔勒而用棰策，马必伤，车必败。无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国必亡。治国而无德法，则民无修；民无修，则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为乱天道也。苟乱天道，则刑罚暴，上下相谀，莫知念忠，俱无道故也。今人言恶者，必比之于桀纣，其故何也？其法不听，其德不厚。故民恶其残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闻于天，上帝不蠲，降之以祸罚，灾害并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
“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总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六官在手以为辔，司会均仁以为纳。故曰御四马者执六辔，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马者，正身以总辔，均马力，齐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长道，可赴急疾。此圣人所以御天地与人事之法则也。天子以内史为左右手，以六官为辔，已而与三公为执六官，均五教，齐五法。故亦唯其所引，无不如志。以之道则国治，以之德则国安，以之仁则国和，以之圣则国平，以之礼则国定，以之义则国义，此御政之术。
“过失，人之情，莫不有焉。过而改之，是为不过。故官属不理，分职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纪，曰乱。乱则饬冢宰。地而不殖，财物不蕃，万民饥寒，教训不行，风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则饬司徒。父子不亲，长幼失序，君臣上下，乖离异志，曰不和。不和则饬宗伯。贤能而失官爵，功劳而失赏禄，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则饬司马。刑罚暴乱，奸邪不胜，曰不义。不义则饬司寇。度量不审，举事失理，都鄙不修，财物失所，曰贫。贫则饬司空。故御者同是车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数百里，其所谓进退缓急异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乱者，亦其所以为进退缓急异也。
四、美文品读
庄子与儒家之争
庄子之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异彩纷呈。儒、墨、杨各领风骚，争吵也最激烈。而庄子则如幽谷百合，虽国色天香，但孤芳自赏，不与人争，人亦不与之争。庄子动手不动口，以木为纸，化刀为笔，力战儒墨。
在庄子看来，儒家是最大的对手，几乎整部庄子都在与孔子争论。这是因为他认定儒家学说最易惑众、最难对付。但是不是还出于南北对抗的分庭抗礼心态？庄子对儒家，尤其是对孔子的态度非常复杂，钦佩有之，褒扬有之，讥讽有之，贬抑有之，怒斥有之。是道不同不相与谋，还是道相近而“术”不同？是水火不容，还是阴阳互斥？
“仁义”二字被视为儒家思想的标志，“道德”一词却是道家思想的精华。今天的“道德”被理解为一种德性和德行，被视为一种符合伦理规范的品行。如果某种伦理规范说：你应该这样做。而你果然这样做了，就是有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即“缺德”。因而道德即伦理，人所皆知。但在先秦却不是这样。“道”意味着天道，“德”意味着有所得。人的“有所得”中最大的德便是一种合适的生活。所以，由道而德，顺道而行，就是天人合一，人道与天道打通，人的生活道路获得了终极根据。天道作为体认的结果是不可怀疑的，因为怀疑是一种理性行为，而体认则超理性，属于信仰层面。因此，“天人合一”之德也是不可怀疑的，值得怀疑的倒是某种伦理规范：它究竟合不合道德？进而，也可以发问：某种社会设置、社会思潮，合不合道德？这是道家一切批评的出发点。
儒家先圣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孔子所志之道亦是天道，由道德而“仁”却是孔子再三强调的。仁是天道无不为的一面，是爱人生民的大德，因而也应该是做人和治世的基本精神。孔子“仁”字不绝于口，却不执著仁的某一方面。儒家伦理可用两个字概括：礼和义。可以说，庄子与孔子体道的差异未必水火不容，但在如何得道、行道上便大相径庭。如果说二人在道体上是理一分殊，那么在道术上则是分庭抗礼。所以，如果说战国的王公诸侯、将相游仕是以血和火、利与欲去摧毁儒家所认定的古代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人伦规范，那么庄子则是以自己所认定的圣王理想去打破礼乐教化的儒家梦想。如果说孔子兼历史标准与天道理想标准于一身来评说和批判现实，那么庄子则仅以天道理想来批判一切现存的行为制度和学说。因而孔子中庸，庄子孤绝。庄子实际上把仁降格到规范层次。
第一、仁义不合人之自然本性。所谓自然本性，就是曲者不因弯钩而曲，直者不因准绳而直，圆的不因圆规，方的不因尺矩，粘在一起的也不因为胶和漆。天下万物皆自然而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各得其所而不知其所以得。
第二、仁义扰乱人心。“昔日黄帝始以仁义乱人之心，……到了禹、汤、文王的时候，天下大乱。下有夏桀、盗跖，上有曾参、史鱼，而儒墨并起，于是人们以喜怒之情相猜疑，以愚智之才相欺诈，以善与不善相非难，以荒诞与信实相讥讽，因而天下衰颓了。大德分歧，而性命之道散漫了。天下好智巧，而百姓好纠葛，于是以斧钺来制裁，用礼法来击杀，用肉刑来残害，天下纷纷大乱，罪在扰乱人心。”（《在宥》）
第三、仁义之道为盗贼之道提供了逻辑上的合法性。善人与不善人皆可得仁义之道而行事，但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难道不是因为圣人之利天地少而害天下也多吗？所以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绝圣弃知，大盗乃止。（《胠箧》）
第四、仁义之道是大乱之本。“爱民，害民之始也；为仁义而制止战争，是引起战争的根本原因。”（《徐无鬼》）选贤任能是使百姓相互倾轧，任用智力会使百姓窃财盗国。二者皆不足以使民生丰厚。实际上，道家可以把社会问题归于其它任何学说。因为它们都提倡有为，而有所为是必有所不为，有所得则有所失，有所成则有所毁，只有自然无为才能无所失。只有死人才真无所为。
庄子与儒家之争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关注点不同。庄子法天，故圆；孔子法天务地，故圆而方。方是社会政治、礼乐教化，方之外是超越社会政治、礼乐教化，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也。具体地说，庄子式的方外是“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在个人逍遥的问题上，仁义之道不适宜的。比如“意而子”见许由，许由说：“尧教你什么了？”意而子说：“尧对我说：你一定要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许由说：“那你还来我这儿干什么？尧既然已经以仁义给你在脸上刺了字，已经用是非给你做了割鼻手术，你以后还想不想游于逍遥恣纵、无拘无束的境界啊！”（《大宗师》）意而子恐怕不行了。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庄子对孔子仁义之道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个人生命问题，而社会政治、社会教化次之。所以在批评中，庄子常常把仁降格到伦理规范层次，或仅作为天道的一个方面来批评，而孔子在理论上仁与规范衔接的不充分性，又为庄子提供了批评的口实。在庄子看来，个人生命问题的解决要远远大于社会问题，前者的解决是解决后者的前提。当后者无法解决的时候，不妨撒手不管，而求个人逍遥。那庄子岂不是像“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杨朱了？
那么庄子是不是极端个人主义呢？不是。一个社会被称为良好的，只是因为它的制度和设置能够使每个人都可能去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但一个良好的社会并不能代替个人生活，再好的社会也不可能没有人生的悲剧，而无论在任何社会，追求个人幸福是每个人唯一可能做到的，是天经地义的。庄子并不是在逃避社会，他只是想以完整的生命去生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避免被卷入喧嚣和庸人自扰之中，不成为牺牲品。
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既然如此，还用得着政治宣传、礼乐教化、仁义劝导？这些都是荀子所说的“伪”。是以庄子不为。颜回对孔子说：“我有进步了。”孔子问：“怎么讲？”“我忘掉仁义了。”“可以，还不够。”过了几天，颜回说：“我有进步了。”“怎么讲？”孔子问。“我忘掉礼乐了。”“可以，仍不够。”又过了几天，颜回说：“我有进步了。”“怎么讲？”“我坐忘了。”孔子大惊，问：“什么是坐忘”颜回说：“遗忘了我的肢体，抛却了我的聪明，离弃了身体，忘掉了知识，与大道融为一体，此之谓坐忘。”孔子叹道：“与万物一体便没有偏私了，参与万物的变化就无偏执了。你真是贤人啊！我只能从乎其后了。”（《大宗师》）这便是庄子的追求：道德之乡而不是仁义之道。如果不站在坐忘的境界、天道大通的视角来批评仁，只能落入各执一端的争论，其结果自然只能是无是无非。
这就是庄子，一个逍遥于两千年前，却时至今日仍让我们无比怀恋，无比追思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