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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古代的皇帝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自然拥有着几乎没有边界的权力，他们想做什么都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因此很多人的梦想都是回到古代当一个皇帝，享尽荣华富贵。然而从万历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事实并非如此，在古代如果想成为一个好皇帝，一个明君，不仅要勤勉于朝政，时刻关心国家和子民，更要受到无数的束缚和管制。很多皇帝年轻时代一腔热血有着青春梦想，还能为国家殚精竭虑，可是到了年纪大一点，就感受到那种无能为力。同时，也意识到手中的权力不仅不是万能的，还会带来无数的烦恼，于是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投入精力了，因此他们有些变成了昏君，有些变成了暴君。年轻时代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显然也是想做出一番大事业的，他三四岁时就能够开始读书，稍大一点后便通读各种圣贤经传，至少在他的幼年时代，小皇帝是很想成为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的。而万历皇帝的老师，就是首辅张居正，万历念书用的课本都是张居正亲自编订的，除了自己亲自授课之外，张居正还挑选了五个主讲经史的老师，两个教书法的老师和一个助教。毫无疑问，张居正是一个严格的老师，在他的叮嘱下，小皇帝就像如今的小学生一样，必须认真上课，复习做题，还要练习书法，背诵课文。如果背错了字，张居正就会严厉批评。而张居正之所以敢对一个皇帝如此严格，摆出一副严师甚至是严父的架势，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功高、官大、地位不一般，也不仅仅是因为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太后教育同样很严格，默许张居正以这样的方式管教自己的儿子，而是因为，这在当时是完全理所当然的一件事。从朱元璋立下的规矩开始，明朝历代的皇帝，幼年时期都被狠抓过教育，从小他们就被灌输了相似的思想：想做一个好皇帝，必须要遵从祖宗的教诲，要顺应天道，还要以德服人。总而言之，各种儒家思想就是他们的立国之本，想治理国家，好，先把这些儒家思想的经典统统背一遍。从一件小事上，就能看出张居正对万历皇帝有多么严格，同时有多么重视思想工作：小皇帝练毛笔字练得小有所成了，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大作给张居正看，没想到张老师只是轻描淡写夸奖了几句，第二天就把皇帝的书法课给取消了。他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担心万历皇帝走上陈后主、宋徽宗那样的老路，痴迷于书法啊、诗词啊这些艺术，变得无心治国。
同样的，张居正一直教导万历皇帝要勤俭治国，一切都不可铺张浪费，正是在张居正的悉心调教下，万历皇帝接手这个国家的前十年，做得可称完美。外患基本已经平息，国库也日渐充实。对此，小皇帝很高兴，也很感激张老师，甚至在张居正胃病发作时，还亲自下厨给他做椒汤面调养肠胃。可以说，此时的张居正在万历心目中，就是一位男神，对他是言听计从，有着绝对的信任。然而，正是这样的信任和尊敬，影响了万历皇帝后来的人生。令万历皇帝万万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就在万历皇帝19岁那年，张居正胃病发作，忽然离开了人世，享年仅57岁。
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万历皇帝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曾经在张居正的强硬手腕下利益受损的各种官僚，就开始了一波波对这位前首辅的清算。他们翻出各种张居正身前的罪证，比如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比如接受巨额贿赂，私生活糜烂，更重要的是，欺君罔上。虽然万历皇帝一开始并不相信，但是一桩桩实锤敲出来，不由得他不信了。曾经这个自己视若圣人的张老师，这个教育自己要节俭持家的张首辅，竟然背着自己做了这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那一刻，万历皇帝的世界观崩塌了，他感到自己受到了赤裸裸的欺骗，因此愤怒地下令抄了张居正的家。深受打击的万历皇帝很快发现，即便张居正已死，自己已经大权独揽，但还是无法按自己的想法来办事。那些文官集团不断以劝谏的名义，批评他奢侈懒惰、只顾个人享乐、甚至连他的私生活比如宠爱德妃郑氏冷落恭妃王氏也要批判一番。万历皇帝发现，自己虽然贵为皇帝，但是根本无法抗衡眼前这个文官集团。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千百年来的封建礼教思想，是一种巨大和沉重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是明朝立国的根基，除非他万历想当亡国君，否则就得乖乖被牵着鼻子走。当他发现自己居然连立太子的事情也做不了主，必须按照文官集团的要求，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而不是他自己最喜爱的三子朱常洵时，终于选择了一种看似奇怪的对抗方式：他从此之后就一直躲在深宫之中，再也不过问政事，这一对抗就持续到了他生命的尽头。这位心灰意冷的皇帝虽然保持了政权的稳定，但数十年不问政事的统治方式，无疑对这个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这种损害仅是从一件小事上就能看出来，当时中下级官员和地方官员的任用，因为得不到皇帝的亲自选拔，甚至只能靠抽签来任免…用有明一代最卓越的政治家之一来形容张居正，恐怕是不过分的。在治国方面，张居正的能力毋庸置疑，在他担任首辅的期间，整个国家的走势是明显向上的。正是因为自身有着在文官集团鹤立鸡群的非凡实力，再加上从小就是皇帝老师的存在，张居正才能够获得万历皇帝如此强大的信任，说他是摄政王也不为过。因为明朝时期规定，任何皇帝的家人比如叔伯、堂兄代为摄政，都是绝对不可以的。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除了皇太子之外的儿子，只要已成年就必须离开京城去到自己的封地，并且不得擅自离开，这么做就是为了防止家人外戚干预政治。所以作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可以说是唯一一个能够以自身力量干预到皇帝决定的人物。在明朝只有朱元璋的时期设置过丞相这个职位，但是前后三位丞相都被朱元璋杀了，自从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撤销了丞相这个职位，这其实也是为了加强皇帝的集权。
但是这样做也有很大的问题，因为皇帝手上权力虽然大了，但是国家大事小事都要靠他来拍板定夺，他老人家身体实在吃不消啊…因此，作为皇帝的文书机构，同时也是和皇帝最近的文渊阁，就必须担当起皇帝秘书兼职顾问的责任。虽然内阁大学士们名义上并不具有行政职能，但是却掌握了实际的权力。因此明代的历任内阁首席大学士，特别是自从嘉靖巩固了首辅的权力之后，便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百官之首。身居高位的张居正，自然手中有着极大的权力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颁布新政、力图改变文官集团的腐朽之气，同时整顿经济，强化边防军事力量，真正是做到了富国强兵，给这个国家打了一针强心剂，实现了“万历中兴”。
但是他想做的事情太多，又想尽快实现这一切，因此很多时候步子迈得有点过大。比如在税收方面，他为了责令各地方政府把税收按照规定如实缴纳，不惜动用万历皇帝的名义，而之前已经各种腐败惯了的地方官员，对这种突然而来的巨大压力感到非常不满，他们上行下效，总之就是不肯老老实实执行政令。张居正自然容不得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了解决政令无法到达地方的老大难问题，他选择安排自己的亲信官员担任各地方官员，让他们协助自己完成政令。这么做的初衷是好的，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天高皇帝远的现象比比皆是，只有自己派系的官员才稍微可靠那么一点。但与此同时张居正也落了一个滥用私臣、任人唯亲的口实。
而且，张居正的新政过于激进，导致那些地方官员为了补足纳税，只能从老百姓头上开刀，因此最终的受害者还是底层人民。这也触怒了一些体恤民情，有着强烈道德感的年轻官员，他们将罪责指向了张居正，说他急功近利，不按照古代先贤的宗旨来施政。但这只是旁枝末节的事情，更重要的在于，张居正的经济体制改革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因此文官集团对他的怨气非常之大，也对他凌驾于幼年皇帝之上发号施令的态度极为不满。在万历12岁那年，就曾经多次接到过弹劾张居正的奏章，批评他滥用私权，提拔官员只是出于自己的好感而不是国家的利益。但是彼时的小皇帝显然是全心全意相信张居正的，他因此严厉惩处了这几个说张居正坏话的官员，以此表达自己对于首辅的信任。当时张居正的老父亲去世了，按照规定，张居正应该立刻停职并回到原籍为父亲守丧。确实张居正也是这么做的，他已经在着手准备离职回乡了。但问题是此时的万历只有15岁，他一刻也离不开张首辅，因此小皇帝选择了“夺情”，也就是对于重要地位的官员可以命令他继续留守，不用回家尽孝。虽然万历皇帝已经昭告天下了，但是文官集团依然不相信这是小皇帝的主意，他们坚持认为这一定是张居正的鬼主意，以此继续牢牢掌握权力，于是他们有一次集体上书弹劾张首辅。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万历皇帝又一次庇护了自己的老师，狠狠责罚了这帮人，该停职的停职，该充军的充军。可惜的是，这一切都是因为张居正当时还活着，还有自己的派系和手中的权力。正如前面我说的那样，各种清算都来了，而死人是没法替自己辩护的，何况他确实做了一些不符合自己人设的事情。所以，这位曾经位极人臣的张首辅，最终身败名裂也就在所难免了。张居正的下场，接任他首辅位置的大学士申时行都看在眼里。虽然申时行同样是皇帝的老师，而且还是给他教课时间最久的一个，但他深知自己一来能力比不上前任，二来皇帝显然不会再给予那么大的信任了。因此，1587年时已经52岁的申时行，对于自己该如何接手这个重任，有着非常多的考虑。
张居正死后，明帝国最重要的舵手失去了，但作为万历从小的老师，申时行又知道这个孩子是很优秀的，理应能够做出一番事业。可是与此同时，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文官集团的平衡，是关乎这个国家能否继续走下去的核心问题。他甚至明白，一项政策能否顺利实施，主要在于它能否令文官利益集团整体感到满意，而并不在于政策本身是否合理。正是抱着这种妥协、左右逢源的心态，申时行在各种利害关系上成为了骑墙派，以及和事佬，这显然是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当了几年首辅之后，申时行更是感觉到，万历皇帝，甚至是整个明朝的施政纲领中，就从来没有什么开疆辟土的想法，也没有多少深度改造社会的意愿，只要能够在基本保障全民温饱的低标准下，维持长治久安就行了。因此，申时行坚定了用妥协和调和的态度，来换取国家暂时的安宁。这种圆滑的处世方式，在后来王世贞所作的《内阁首辅传》中得以体现，他评价申时行虽然熟读经史胸中有货，但是从来不会接近危险的悬崖，更不会贸然树起旗帜。同时，申时行虽然让万历年间一片粉饰太平，但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这个国家的内部已经腐朽不堪，摇摇欲坠了。骑墙派的申时行也没有落得太好的下场，文官集团不断攻击他首鼠两端的做派，攻击他是个卖友误君的小人，最终申时行只能选择自行辞职离任。到这里我们已经大体上看出了万历十五年前后，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便是皇权和文官集团的斗争，以及文官集团内部的利益纷争。同时我们还会看到，那种以文官集团极度推崇的道德观念来取代真正的法治，导致在治国上的种种弊端。最后一小部分，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三个人：海瑞、戚继光和李贽，其实在他们身上，恰恰反映了这些矛盾。被黄仁宇称为“古怪的模范官僚”的海瑞，就是一位底层出身，但却有带有传奇性的人物。他毕生都恪守着传统的儒家道德思想，在一片腐朽的官场中始终保持着洁身自好，同时，海瑞也极度重视法律的标准，他认为法律既然颁布出来，就应当不打折扣地执行。比如广为流传的一个关于海瑞的故事就是：海瑞担任淳安知县时，浙直总督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驿站，作威作福并鞭打驿站的办事人员，海瑞于是说这个胡公子肯定是假的，因为胡宗宪那么清高不可能养出这么样的一个儿子，也不可能拥有这么多的财物。于是，将他所带的几千两白银都罚入县里的仓库，并一本正经地向胡宗宪报告有人冒充他儿子，最后胡宗宪竟也拿他毫无办法。虽然这个故事的真实程度有待考证，但海瑞的一生的确充满了争议。他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以道德而非法律为主要治国标准的时代，试图以一己之力来证明法律的价值，并以法治的标准来管理自己的辖区南直隶，最终又触动了许多官僚的利益。而且，他的个人标准实在太高，很多和他共事的官员都接受不了，如果按照他的标准来行事，那么这些官员就真正成为了人民公仆，一点油水也捞不到。但是重要的一点在于，他的个人标准恰恰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立下的标准。
嘉靖皇帝就曾经被海瑞的上书狠狠骂了一通，皇帝老儿气得七窍生烟，但还是内心里敬重海瑞，毕竟除了他，没有任何人敢如此直言指出皇帝的不足。但是，朱元璋所提倡的简朴节约标准，实际上是以简化行政的方式，来适应能力低下的政府，影响了农业乃至工商业的发展。同时，明朝的法律只是简单针对农民的治理，而对商业行为如违约、破产、负债等，统统归结于个人行为，涉及的相关条例很少，这也遏制了商业发展的可能。所以说，无论是明太祖和标准也好，海瑞奉行的教条也好，说白了都是以极高的道德来要求官员和百姓，可是当时的实际问题，在于缺乏先进的经济制度和商业法律。因此，即便公正廉洁的海瑞奉献了一生，也无法从本质上解决制度上的问题，他本意想解决过大的贫富差距，减弱土地兼并的趋势，但却拿不出根治国家的办法，最终只能在无可奈何中死去。他同样是一个有着极高追求的人，个人能力上也足以位列中国名将的榜单。戚继光一生战功卓著，他组织的新型军队有效地打击了沿海一带倭寇的嚣张气焰，同时他军法严明，率领的“戚家军”是常胜之师。但是，戚继光的军队从性质上已经几乎属于私人军队，这和明朝的军队制度有着冲突。可是，明太祖所开创的卫所和军户制度，到了戚继光的时代已经远远适应不了国防战争的需要。在万历十五年前后，杨应龙在西南叛变，孛拜在宁夏造反，日本的关白丰臣秀吉侵占朝鲜，东北的努尔哈赤在白山黑水间发难，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那么国家的安全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更加务实的戚继光并没有像海瑞那样一味沿袭祖宗的规定，但他又明白以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掀起一场全面的变革，只能以妥协的手段来做到局部的修补。但即便如此，他在蓟州所施行的整套措施已经打破了明代文官压制武官的基础，遭到文官集团的强烈不满，加上他和张居正亲密的关系惹来非议，晚景凄凉，被罢免后病死在家乡。《万历十五年》中最后提到的李贽也是一位争议性人物，他看出了当时的伦理道德已经极度僵化，因此提出一些进步思想，并且非常鄙视那些假道学和伪君子。可是他一方面拒绝传统，一方面又难以和心中固有的传统思想决裂。因此，他本人也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个体，同时是传统文人眼中离经叛道的存在，招来非议无数，最终选择在监狱中自杀。从《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公元1587年一切还看似平静，但帝国运行的轨道已经僵化，各种弊端在不断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皇帝的励精图治，还是大臣们的变革尝试，都已经于事无补，只能目送着大明王朝走向终结。从黄仁宇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替代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以他的“大历史观”看来，明代制度只注重维持国家的基本生存，但一来不重视商业以及民间经济体的发展，二来也不重视国防军事的改革，政府和官僚披着道德的外衣假公济私、粉饰太平，民间各种矛盾问题都无法从制度上解决…汉周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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