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希：任中敏致波多野太郎遗札三通辑释

波多野太郎（1912—2003），日本神奈川人，自称湘南老人，曾任日本中国语学会会长，著名汉学家、中国古代戏曲史专家，著有《老子王注校正》《中国地方志所录方言汇编》《中国小说戏曲词汇研究辞典》《游仙窟新考》《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宋词评释》《粤剧管窥》《中国文学史研究——小说戏曲论考》《近三十年代京剧研究文献精要书目》等，与著名词曲学、敦煌学、唐代音乐文艺学家任中敏先生（1897—1991）交谊甚笃，曾亲赴北京、扬州等地拜访任先生，并时有信札往还，就敦煌曲辞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传为中日学术、文化交流史上之佳话。任先生信札中涉及对著名学者饶宗颐、保罗·戴密微、张献之、蒋礼鸿、王重民、范文澜等先生的评价，尤其对饶宗颐先生多有批评，引发为敦煌学史上“任、饶”两大家一段学术公案，学术反响较大[1]。波多野太郎先生曾多次撰文介绍任先生的学术成就，如《任、饶两大家围绕敦煌歌辞的论争》（昭和五十四年（1979）日本道教学会编《东方宗教》第53号）、《任半塘教授的“敦煌曲”批判》（昭和五十四年（1979）《东方宗教》第54号）、《任半塘教授最近的科学研究工作——校勘<行路难><敦煌歌词集>等》（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4期合刊，佟金铭译）等。其中前两者因载诸日本刊物，大陆不易得见，故而弥足珍贵。两文附录任先生致波多野太郎先生信札三通，王小盾、陈文和先生所编《任中敏文集》（凤凰出版社2013年）及严申榜、易元福先生主编之《任中敏先生诗词集》（香港浩德出版社2006年）均失收。信札不仅可见任先生及波多野先生之人品学问、性情襟抱，更是敦煌学研究、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之宝贵资料。笔者有幸通过留学日本友人查访而得，今将其重加整理，略加考订，公之于众，以飨同好。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批评指正。

致波多野太郎先生书·其一

（1976年8月15日）

波多野太郎先生文席：

六月十一日奉五日手教，谦冲太过，使敏难当，悚愧无似！承许邮惠大著，惊幸莫名！爰缓复以俟。七月廿日，果由邮使，奉大宗卷帙，检识甚详，计有《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一至九册，《子弟书集》一册，《寻夫曲校证》一册，《子弟书螃蟹段儿》三册，《杭州四季风俗图考》一册：共一十五册。煌煌巨制，满室生辉，荣宠之至！近滇蜀间地震情势已展，而测报时张时驰，文物掩护，煞费周章，心绪不宁。致稽驰谢，恐劳企竚，死罪死罪！从敝国省县志书中，裒集方言，会通口语，用释隋唐以来述作中之词汇，此路前人所未蹈;而于盛业之中，首先创获，乃一奇迹！张君相（献之）、蒋君礼鸿（云从）瞠乎后矣！顾古今方志数量可观，他日采撷周详，贯通远近，其为用之宏，将不可限量。宜有较大组合，群策而众擎，庶能即世观成，不致久旷。未卜高瞻硕画为如何耳。敏于近三年中，因得法京友人之助，重编《敦煌曲校录》，为与《敦煌变文集》比眉连辔，已改名《敦煌歌辞集》。收辞千一百余首，适举旧编五百首者倍之。其中方言口语情况，远出张、蒋两家所举之外。张未见大宗唐五代民间辞例，蒋于拙稿所增益者，亦未觸及。姑援小例，以博大雅一粲：“夫婿”一词，敦煌曲中屡用，蒋释另见。“儿婿”可取;张释阙失，殆以为空泛。倘使见法保罗·戴密微著法文《敦煌曲》（与饶宗颐之著合编。先生既见饶著，必见戴著）译“夫婿”竟曰：“丈夫夫婿”，当知“夫婿”条在张释中，有补列必要，有以启法儒如戴者之闭塞，并不空泛也。及睹先生《寻夫曲校证》（一0六页）“夫婿”条之笺注，从乐府《陌上桑》至杜甫、王维诗备焉，时执牛耳以愧饶、戴。戴治此学，全无根底，胆大妄为而已。近此阱，陷其师戴远以幕，蒙国际视听。敏齿已耄，虽于此阅历较深，亦应对人宽恕，今斥饶、戴，何至如此之激！盖有故焉。试看尊著《寻夫曲校证》6页引伯利三七一八“曲子名目第四首”，饶订曰：“长城下，哭成忧，敢淹长成一朵摧。里半酒楼千万个，十万兽骨不空回。”拙稿曰：“长城下，哭声哀，感得长城一垛摧。里畔髑髅千万个，十万骸骨不教回。”其中，“髑髅”本《孟姜女》变文，人人得而政之，毫不足矜。而饶订为“酒楼”，敢问古今社会建设，果有安置酒楼于长城腹中，至于千万个之多欤？无论敝国于汉于唐两代，又岂有千万亿酒徒，探长城腹，而登楼痛饮？即今日各国地下都市之豪华场景中，亦不容有此幻妄之举也。在饶氏订“滔”为“酒”时，对唐代作者，今代读者，均不在眼下，而皆以可抟玩于伊掌中，无丝毫责任感可言，岂不可骇！顾戴编于自序中，意扬誉其徒饶曰：“具备研究词史的有利条件，深通古文字学，善于校订的行家”等等，岂非笑端乎？戴氏本人对于敦煌曲《捣练子》咏孟姜女一戏之前四章，次序颠倒：将孟姜送寒衣列在前，将杞梁别亲赴边列在后，造成更大之笑端。尊辑《寻夫曲》（5页）录伯利二八0九号内所见。“孟姜女”及“长城路”乃后二首也，其前二首载在伯利同号及三九一一号。尊辑失之，可惜！王重民辑《敦煌曲子词集》，拙辑《敦煌曲校录》，饶氏《敦煌曲》于此均收。戴氏竟误指“长城路”一首之后二句“吃酒”云云，是公婆所唱，劝媳旅途中少吃酒，早还归，完全不合身份。因各辞前后原有说白，敦煌曲内照例不载，致使辞旨不明。此辞在说白中，由孟姜婉谏公婆戒酒，在辞句中，由公婆答称吃酒原为治病，非贪杯，并祝愿其媳送衣以后，早日还归，戴氏未得辞旨。再查尊辑索引（515页）有“烧张钱纸”条，敏未能查出此条是《寻夫曲》何处之原文。但在尊辑6页右边第三、四行，各有“月尽日校管黄至前”句，即谓“月尽日交管黄纸钱”也。《太平广记》三八“裴龄条，引《广异记》谓冥司'求金银钱之金钱者，是世间黄纸钱。”同书三三二唐暄条，引《河东记》：“暄妻之鬼魂云：'必有相飨，但于月尽日黄昏时，于野田中，或于河畔，呼名字儿尽得。”说明敏校订“月尽日交管黄纸钱”，恰得原作之辞旨，无误，而饶、戴均置不校。——以上不离《寻夫曲》，琐琐陈情，正为先生有高论曰：“孟姜女的故事线索，大概是早已在唐代成了定型”;而敏近年所致力者，正在敦煌曲，故本其所真知者，联类表现数点，均有异于饶、戴，不敢苟同，以就政于大雅耳。至于《同贤记》中，由仲姿作孟姜化身，拙稿亦谨慎评议：期之以为不能混者：仲姿乃富家女，而孟姜乃贫女。仲姿既与杞良匹配，本可凭家财以免杞良之徭役，或遣僮仆代劳送寒衣，全部故事都可不成立。《同贤记》所以仍照贫女身份演仲姿者，显然不合阶级规律，未卜先生以为如何？敏于中年治宋词元曲，仅于金元散曲一体，为敝国文学史树新标格。有《散曲丛刊》十余种，及《新曲苑》三十余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始改治“唐代'音乐文艺之全面”。除已印行有关敦煌曲者两种外，兼有《教坊记笺订》及《唐戏弄》二书。后者成就较著。恨目前已无余帙堪呈郢政;他日此书重印，定不妄邮奉，微施芜报。自此以后，倘读大著，有所心得，或有所请益，当不揣谫陋，陆续奉闻。贵国田中谦二先生，曾从敦煌写本伯利二一一五等《五脏论》内，发现“唱颂”体歌辞，论文载京都一九六四年印《东方研究学报》第35期，蜀中久访此书未得，倘荷赐借此册一用，（乞赐挂号之邮，以免遗失。）当于半月期间挂号邮还不误。此间宿舍，在水井街79号，非“水平街”，并闻。

敬颂

道安！

任中敏上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五日（时年八十）

致波多野太郎先生书·其二

（1979年3月9日，手信）

敏在四川时，曾写《正视六十年来国内外敦煌歌辞的研究》，来京后，又写《敦煌歌辞向何处去》，均属批判性的，甚至带严厉谴责。因国内如王重民编《敦煌曲子词集》，范文澜编《中国通史简编》“唐文苑、唐诗苑、唐词苑”一章，均将唐五代三四二年的歌辞，原称“曲子”和“大曲”的，一概改称“唐词”，用宋代的“词”兼并唐代的“曲子”，消灭“曲子”名目，历史不许可。国外饶宗颐亦王、范一派，名之曰“唐词派”。宋以来即有此派，积重难返。饶氏《敦煌曲》内第一章第一节，即以宋画喻宋词，以宋词喻“唐词”，他并用清代的词韵，部勒唐代带西北方音的敦煌曲，当然格格不入。饶氏因此幻想出一个“大五代文化”，把初唐、盛唐、中唐的歌辞，统改为晚唐五代所有。文学史面对这样的纷乱，无法编下去，饶君至今不察。拙文《敦煌歌辞向何处去》倘能发表，可能掀起较大争论。

以上2通信札原附录于波多野太郎《任、饶两大家围绕敦煌歌辞的论争》一文，载昭和五十四年（1979）日本道教学会编《东方宗教》第53号。第1通2页，每页26行，行35字左右，行楷书，其中第1页天头处另有云：“敦煌曲内见'夫婿处，有《洞仙歌》曰：'少年夫婿;有失调名辞曰：'汝家夫婿;有《临江仙》曰：'少年夫婿奉恩多等”。第2通为手信，无抬头及落款，据波多野太郎先生所言当作于1979年3月9日。此札计1页，11行，行30字左右，行楷书，首行前空多格，第1行与第2行间空1行。

《寻夫曲校证》，波多野太郎著，日本昭和四十八年（1973）8月横滨市立大学发行，全名为“满汉合璧子弟书寻夫曲校证”。戴密微（1894—1979），法国汉学家、敦煌学家，著有《敦煌曲》（与饶宗颐合著，1971年以中法两国文字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巴黎出版）。关于第2通信札中所云《敦煌歌辞向何处去》一文，未见发表，然《江海学刊》1982年第1期载有任先生《敦煌学在国内亟待展开第三时期》一文，疑即前文之延展和生发。此文发表后，确实“掀起较大争论”，甘肃敦煌学界基于任先生此文，组织了“敦煌文学研究笔谈”专栏，编发《关陇文学论丛·敦煌文学专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刊载了王庆菽《殷切的期望》、刘君寄《承前启后，把敦煌文学研究推向新阶段》、蒋礼鸿《略谈敦煌文学研究》、刘铭恕《一点感想》、程毅中《希望和建议》、张锡厚《怎样打开敦煌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张鸿勋《几点希望》，李永宁《加强“敦煌学”研究之我见》、吴肃森《喜读<敦煌学在国内亟待展开第三时期>》、顏廷亮《我们的应尽之责和初步打算》等10位学者的多篇文章，对敦煌学研究“展开第三时期”无疑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致波多野太郎先生书·其三

（1979年7月2日）

波多野太郎教授大鉴：

承列题曰：“两家论争”，使读者无枯燥之感，不妨多集资料，以资谈助：

（一）孟姜女辞内“髑髅”二字的肯定，从《孟姜女变文》内五见“髑髅”，可以无疑。二字不定，其失小，校歌辞忘却变文，或拒绝变文，其失大！将敦煌曲子强改为唐词，不知唐歌辞和唐变文是孪生姊妹，万万不能拆开，其失更大！此点宜三思。

（二）饶书（29页）“熊”“态”不分，改《温泉赋》“熊踏胸兮豹拏背”之“熊踏”为“态踏”，谓与赵宋之“传踏”相涉（30页），真毫厘千里矣！

（三）误僧官名“都僧统”为“僧都统”（12页、37页等）。

（四）“红烛长流云榭”（54页），“流”是“留”之讹。

（五）“白马驮经即寺林”（55页）乃“白马驮经即自临”之讹。

（六）“煇脸”乃“莲脸”之讹（68页）。

（七）“诸芳情”（79页）乃“惜芳情”之讹。

（八）“复菓琴言”乃“服裹琴书”之讹（74页）。

（九）“如若伤蛇”（77页）乃“遇药伤蛇”之讹。

（十）“书见十年功积”，“见”乃“剑”之讹（80页）。

（十一）“鸟惊辔断”（89页）“鸟”乃“马”之讹。

（十二）“龙请”（90页）乃“龙众请”之讹。

（十三）“歌枕”（95页）乃“欹枕”之讹。

（十四）“遥兮净”（108页）乃“妖雰靖”之讹。

（十五）“武用文章”（122页）乃“武略文章”之讹。

（十六）“大海芦花白”（122页）乃“天暮芦花白”之讹。唐书手原作“大每”云云。“大”乃形讹，“每”、“暮”乃音变。

（十七）“为睹金鍼争百草”乃“为赌金钱争百草”之讹（131页）。

（十八）“塞原征战”（108页）乃“塞北征战”之讹。“北”，唐书手讹为“元”，饶君改为“原”。

（十九）“駈焉未解从师教”，“駈焉”乃“驱乌”之讹（135页）。沙弥初出家，任驱乌小役。场上晒谷，防乌群来啄耳，难云“驱焉”。

（二十）歌辞写孟姜女“声声懊恼小秦王”，而饶书（58页）误为“生生掬脑小臣王”，注云：“脑言'坠肝脑。”——类此失校处，饶书中常见，兹举三分一而已。法国保尔·戴密微序其书称：“这是一部语言学著作，作者是一位深通古文字学，又善于校订的行家。”惟愿饶氏重印其书，痛切正讹，不负良师益友的期许。饶书自序说：“任二北重加校录，惜未接触原卷，每沿前人（指王重民编《敦煌曲子词集》）之误，去真象尚远。”所论极是！我应诚恳认错，曾建议设立“认错奖金”，不是讽刺，而是真心实话。即虽发于得奖金的贪心，才被动认错，也比始终以不认错而受褒谀者为佳。既认错，则读者免受“谬种流传”之害，乃第一大功德！饶氏追求“真象”，极合科学精神。“真象”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容特殊化。不管地位再高，资格再老，功劳再大，真象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失校错字而外，不合真象的地方，饶书内仍很多。如

（一） 斯一四九七所载“小少黄宫养”一套，乃“少小皇宫养”之讹，乃戏辞，演须大拏太子度儿女给人为奴。饶书（55页）跟着错，认为是欑，不顾“真象”。

（二） 《五更转》“喜秋天”说求偶女郎对织女星“发却千般愿”。饶书（55页）说：同在一小册内，前有“十五愿”，可说明与下文“千般愿”的关系。他未查清那“十五愿”是佛徒求登“正觉”之愿，与女郎求偶的“千般愿”何干？恰恰是不明真象，云中架桥。

（三） 《归依三宝赞》云：“速须达取，彼岸”。“”乃“菩提”二字省写，饶氏不知，改为“藐”字，又妄加一“三”字（60页），曰：“'三藐即'三藐三菩提也。”有权加字，有权曲解，“真象”何在？

（四） 《南歌子》“翠柳眉间绿，桃花脸上红。薄罗衫子掩酥胸。一段风流难比，像白莲出水。”真象是“水”下脱一“中”字，韵顺、调圆，毫无遗憾。饶书（73页）硬创《南歌子》有叶仄韵之体，以“水”叶“比”，指任加“中”是臆。于是任指饶臆，饶指任臆，以臆攻臆，似乎难断。实则验诸所有《南歌子》古作品，可有平仄兼叶者否？真象究竟何在？立时可解。——类此乖违，远离真象处，饶书内不一而足，纸短不能尽宣。“真象”目标外，饶氏更依仗自己曾“接触原卷”，是一优越条件，高居上游，万无一失。实则唐代书手除对佛经而外，每每任意涂抹，讹火燎原！虽操原卷在手，依然难得真象。接触原卷，固属第一要求，而既接触原卷，并非万事大吉，照常擿埴索涂，冥行面墙，又去真象甚远。故凡接触原卷者，不必骄人，但应虚心谨慎，实事求是，不辜负原卷耳。拙见褊啬，幸太郎教之！

祇颂

著祺！

半塘敬肃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在北京

此札原载波多野太郎《任半塘教授的“敦煌曲”批判》一文（昭和五十四年（1979）《东方宗教》第54号）页76—78.原件以行楷书写就，3页，每页16行，行28字左右。任先生此札对饶宗颐先生与法国汉学家保罗·戴密微合著的《敦煌曲》一書多有批评，其后饶先生曾撰文回应，如《<云谣集>一些问题的探讨》（载《明报月刊》1988年6月号），称“敦煌写卷中，唐五代歌辞之发见为近半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之一大事，自朱彊村校刊《云谣集杂曲子》，其后王重民就其所目睹者，撰为《敦煌曲子词集》，任二北重加校录，探颐索隐，涉论广泛，诸多启发，惜未能接触原卷，每沿前人之误，用力至深，去真相尚远，然其贡献，不可磨灭也”[2]。对任先生的敦煌学贡献既有肯定，亦指出其不足之处，尚属持平之论。至于任先生对饶先生的批评允当与否，读者诸君自可按图索骥，两相比照，继续探讨。而在任先生于1991年12月13日去世后的次年2月20日，饶先生撰《水调歌头》一阕悼念，庶几可见两位先生交往概况。

水调歌头

张锡厚自北京来书，告任老于去岁十二月十三日谢世。记七0年代余在星洲，君屡贻书讨论，谓将以用韵为曲子断代，余复札深不谓然，媵以《敦煌曲》一书，君终放弃是说。一九八0年冬，余过维扬，与曾宪通至扬州师院趋候起居。荏苒十载，遂成隔世。君秉性倔强，坎坷一生，勇于排外，与余争论，竟成敦煌学一段公案，非始料所及也。君力学不懈，老而弥笃，讥诃当代，虽被视为学风偏颇，然于曲学揄扬之功，终不可没。以词挽之，兼以自讪云。

臣质更谁继，俯仰起悲风。无穷天地纯美，行处任西东。蛮触纷争偏好，耳眼聪明各照，一笑漫相通。执“伴小娘”本，甘蹈虚空。

运斤斲，垩漫鼻，立从容。但伤夫子既逝，无与语鸿蒙。何有生前身后，赢得琢肝鉥胃，牖下老雕虫。痴绝吾生事，失技将毋同。

壬申（1992）元宵后二日[3]

如今任、饶、波多野等诸先生虽均已作古，但各自著述尚在，且越来越受到后人的重视。上述信札三通中所涉及的学术论辩，当为站在“繁荣祖国学术文化”（任中敏先生语）的立场上所展开的，并非基于个人恩怨的意气之争，这与任先生所秉持的学术研究要不拘权威、敢于争鸣的学术品格是契合的，无疑也是值得我们当下学术界重新思考和借鉴的。

参考文献：

[1] 樊昕.击扬明其道，幽旨斯得开——记饶宗颐、任半塘二先生关于敦煌歌辞的论争[J].文史知识，2012（4）：102-110.

[2]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敦煌学[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685.

[3]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文录、诗词[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