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炮而红，重庆火烧拷贝，民国电影《木兰从军》为何冰火两重天？
花木兰作为中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她正式成名于《木兰诗》。从一个勇敢、孝顺的少女到今天传统文化中“孝道”文化的代言人，在木兰身上寄托的是几千年来中国大众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美好想象。世代更迭，木兰的故事从最早的口头流传发展到诗歌、杂剧、通俗小说、电影、动漫等各种艺术形式。
民国新文化运动以后，提出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在许多妇女杂志上能见到木兰的身影。这些文章除了赞扬“木兰从军”事迹的诗歌，主要将木兰作为榜样来激励与引导当时的女性。
1917年，自一战爆发以来，战火烧得国内人心惶惶，虽中国政府曾数次有过参战打算，但由于日本长期阻挠，表面上处于中立国的中国一边主权受到损害，一边还要受到协约国与同盟国的责难。国内北洋政府当权，黎元洪与段棋瑞因为对德宣战一事发生分歧，“庭院之争”、“张勋复辟”相继爆发。对外美国与日本对中国虎视耽耽，对内军阀争斗不休。国家危难之际，花木兰的故事再次燃起，借木兰金戈铁马、替父从军的故事鼓励当时的政府、军队与爱国民众继承木兰的血性与勇气，奋然兴起保家卫国。
1937年抗战爆发前，上海电影业非常兴盛，制片水平赶超日本，与好莱坞美国片强劲竞争。国内电影观众的消费力也逐渐增长。一部投资4000大洋的低成本小片，在上海首轮上映就能赚回一半成本，全国上映基本确保稳赚不赔。若远销南洋，票房至少是1万大洋打底，获利以倍数计算。
“八.一三”事变后，大部分上海电影工作者都跟随抗日救亡演剧队奔赴内陆前线。1937年11月底上海沦陷，由于美、英、法等国家尚未对日宣战，仍旧保持“中立”，因此处于日本包围中的“租界”地区，被原来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占领，当局继续维持其残余统治。1938年抗日战火向内陆延烧，电影公司迅速在上海租界重起炉灶，继续拍片，而此时此地生产和创作的电影，史称“孤岛”电影。
1939年2月，华成制片厂率先推出《木兰从军》，由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执导，香港女星陈云裳饰演花木兰。
在中国，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妇孺皆知，换句话说，对于古今中国读者与观众来说这是一个比较“旧”的故事。能够将这个旧故事改造为卖座的电影故事，让它重现生机，编剧欧阳予倩是功不可没的。在创作前，欧阳予倩翻阅了明清两代的木兰故事，他原本想写一个反封建女性的悲剧，但联想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为了宣传抗战、鼓舞人心，最终创作出一个充满智慧与勇气的女性想象。欧阳予倩为木兰从军的故事添加了一场爱情戏，但重点还是反抗侵略。
电影《木兰从军》一炮而红，轰动上海滩，创下票房新纪录。主演陈云裳火遍上海滩、名利双收，更被评选为当年的“中国电影皇后”。
在影片《木兰从军》中，木兰不仅仅是因为“孝”而从军，她从军的主要原因变为“为国家分忧，为民族解愁，为家庭争光”，这样的从军目的完全突破了英雄传奇故事的层面而获得普遍的现实意义。在编剧的笔下木兰获得了为民族、为国家、为家庭奉献的爱国精神，这是对当时的抗日形势进行的最安全的回应。木兰替父从军的个人行动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时代的行动，由此木兰也从个人英雄转变为民族英雄，这是一个对历史的巨大超越，也是这部《木兰从军》名留中国电影史的根本原因。
电影《木兰从军》制造了令人惊喜的票房回报，上映周期为83天的《木兰从军》获得了十万余元的高票房收益，刷新了国产影片票房新纪录。
这样一部火爆、充满爱国主义情结的电影，谁曾想在重庆遭遇了滑铁卢。
1940年1月27日，电影《木兰从军》在重庆国泰与唯一两家戏院同时上映。唯一戏院的公映时间定在下午两点半，放映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正演到木兰跪在双亲面前要求从军这段戏时，观众席中突然冒出一个彪形大汉，跳上台来沉痛地向观众进行演说。演说大致内容为：《木兰从军》是日人出钱制作的，导演卜万苍是附逆影人（放映时剪去了制片公司和导演的名字），抗战的首都允许一部汉奸导演的影片放映，这是大家的耻辱。这部片子盗用爱国名义，行侮辱民族战士，离间汉蒙民族感情之实。刚才镜头中兵役的那个场面，表现出的悲观情绪会使我们民气低落，动摇我们抗战的决心。而且，影片开头部分有三段插曲，首句都是“太阳一出满天下”，这里的“太阳”代表日本等。
煽情的演讲一下子感染了两千多观众的情绪，大家激昂地喊出：“打倒汉奸！”有的举起了拳头，高呼：“烧掉它，烧掉它！”几个青年冲进放映室，从职员手里抢过电影拷贝，向观众说：“大家主张留着，还是烧掉”？激于义愤的观众一致答复：“烧掉，烧掉汉奸的无耻片子！”于是，拷贝被抛在街心，在观众“中华民众万岁”的呼声中，一把火给烧成灰烬。这就是《木兰从军》影片在渝被焚事件，是1940年中国影坛第一宗大事。
之所以会出现上海与重庆的冰火两重天局面，主要原因还是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两种不同风格文化的首次交汇与碰撞。
沦陷后上海的民气由战前的慷慨激昂归于消沉冷寂，重庆的民气则寓悲歌于遒劲中，在顿挫中时时透出激越的音符。上海的电影制造业充斥着一股低级趣味的纯消遣娱乐趋向，而重庆则完全以作战意识为依归，凡是软性影片都在排斥之列，尤其是上海出品充满色情气味的电影。而《木兰从军》这部电影打破了“战后上海的出品，从无在重庆开映”的惯例。
1938年上半年，时局动荡，物价腾贵，生活艰难，上海市民的生活充满了困顿与消沉。战争刚开始，导演卜万苍全家转移到了法租界，并与日本电影界人士广泛交流，再加上他没能像有些人那样离开上海从事抗战救国的剧务活动，所以在后方人士看来卜万苍是“落水”了。拍摄《木兰从军》时电影厂设在上海，电影市场主要在沦陷区，所以制片方不得不与日方进行了“情理中为必有”的妥协。从时间上来说，《木兰从军》在摄制时受到来自日方的干扰与掣肘不像1940年后那么严重，只不过卜万苍考虑到影片的市场问题加了很多无关紧要的噱头，增添了不少丑角与感情的戏份，这也是日后在重庆放映时多为时人诟病之处。
《木兰从军》于1938年下半年拍摄，1939年初在上海、各沦陷区、香港及南洋等地放映，1940年初才获准在战时首都重庆上映，从拍摄到在重庆正式上映已经过了一年多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叛国投敌的汪精卫等人在日本的支持下为所谓的“还都”积极做着准备，日方也为汪伪政权的出笼进行各项宣传造势，上海的艺人在政治军事的裹挟下不得不被动参加一些，例如签名、祝捷、纪念等活动。1940年初，为了表示拥护和平，拥护新中央政府的“诚意”，《木兰从军》的主演陈云裳献唱一首名为《欢迎汪精卫》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