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离了这些发明，我们将如何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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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先生去年在北京大学某学院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深深地刺激了我，虽然此后网上出现了反驳的声音，但它就还是促使我重读1996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发明的故事》（英国德博诺编）。此一重读令我吃惊不小，却原来我日常的衣食住行，完全离不开西方人的发明创造！
电动机：斯特金于1825年研制成功。
电灯：1848年，斯旺发明。
电话：贝尔于1876年发明。
电报：库克和惠特斯通于1837年研制成功。
电视机：卡塞利于1862年研制成功。
铁路：1830年，英国利物浦与曼彻斯特之间的铁路通车。
地铁：1843年，皮尔逊为伦敦市设计了世界上最早的地铁系统。
交通信号灯：1868年，英国威斯敏斯特议会大楼外就已使用。
汽车：本茨于1887年发明。
飞机：赖特兄弟于1905年制造成功了双翼飞机。
自行车：1839年麦克米伦发明。
摩托车：1885年，戴姆勒-符滕堡发明。
铅笔：1795年，康特生产出用石墨制造的铅笔。
照相机：1816年，利埃普塞发明。
立体声：1881年，克来门·阿代尔发明。
电影：1875年，拉奇发明。
无线电：1895年马克尼发明。
发电机：法拉第于1831年发明。
变压器：法拉第于1831年发明。
电动机：1821年，法拉第发明。
火柴：1826年，沃克发明。
沥青路基：特尔福德（1757～1834）发明。
混凝土：1854年，威尔金森发明。
电梯：1853年，奥蒂斯发明。
塑料：1850年，帕克斯教授发现。
压力锅：1679年布卢瓦发明。
抽水马桶：1775年康明斯发明。
缝纫机：1830年，坦莫尼尔设计发明。
人造纤维：1883年，斯旺获得发明专利。
热水瓶：1892年，杜瓦发明。
听诊器：1781年，勒内克发明。
松紧带：1820年，汉考克发明。
拉链：1893年，贾德森获得了“滑动锁紧装置”方面的第一项专利。
巴氏灭菌法：1862年巴斯德发明。
……
而上述生活中一刻也离不了的发明，几乎全部出现在18、19世纪，且竟无一项为中国人所发明。此正是我们的清代（1616年～1911年）。这就不能不让人发生疑惑：为何上述发明创造不是出自中国人之手，而是清一色的西方人呢？
原因不外有二：
一是中国人愚笨，或曾经聪明现在变笨了，所谓人种退化是也；
二是中国人生存的社会环境使然。
第一个原因马上就能否定，因为最近有研究证明，中国学生与日韩、英美的学生同样聪明。那么就只剩下后一个原因了——中国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使然。
此一问题，其实一百多年前洋务运动时的先知先觉者就曾经思考过。当大清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于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时，张之洞们认为只是我们的军舰与大炮不如英人，而没有认识到其背后的政治体制与文化建设的问题。以为只要买来并装备洋枪洋炮洋军舰，我们同样厉害，而没有意识到一个国家在教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是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假如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文化教育跟不上，即使买来了现代化的军舰大炮，还是同样要打败仗的。于是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在此主张下，便有了洋务运动，有了北洋水师，其结果呢？完败于进行了全面社会革新——明治维新的日本。
在所谓的康乾盛世（1662～1796）134年间，皇帝们曾制造了一百多起文字大狱，其中江西举人王锡侯仅仅因为在自己编纂的字书《字贯》中没有避皇帝的讳就被杀头，其15岁以上子孙悉被处斩，其他家人则发配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
如此的禁锢言论与思想自由，造成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出现了龚自珍（1792～1841)所感叹的“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的衰世（《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他仰天大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那么，人才都到哪里去了？答“被文字狱给彻底扼杀掉了”！可悲也哉，可叹也哉。
反观西方社会，在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中，各项发明创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而这些无不是此一社会环境之产物。巧的是近来正好读了两本书，一本是【英】丹尼尔·汉南的《自由的基因——我们现代世界的由来》，一本是【美】阿瑟·赫尔曼的《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
前者的勒封上这样介绍：
本书讲述了自由的故事，解释了为什么自由与其说是“西方的”，毋宁说是“英国的”独特发明。
它向我们揭示了欧亚大陆西端一角湿冷孤岛上的居民如何偶然间发现了国家是个人的公仆而非主人的观念。
这一革命性观念创造出了财产与契约的概念，反过来又推动了工业化和现代资本主义进程。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第一次生长出了奖励创造生产而非弱肉强食的制度；这套制度被讲英语者所携带，一路飘洋过海，或者借助殖民统治者的强制推行，或者经由忠诚的拓殖者自觉履践，在1787年的费城，以纯粹和精妙的形式凝结在美国宪法中。
自由是英语民族成功的秘密，已经成为现代人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
而后者则讲述了弹丸之地的苏格兰，如何成为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力量：
苏格兰在17世纪末还是欧洲最贫穷落后的国家，却在18世纪中叶奇迹般地迸发出了惊人的力量，出现了经验主义哲学家大卫·休谟，自由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深刻影响欧洲浪漫主义的沃尔特·司各特，改良蒸汽机的詹姆斯·瓦特等大批近代文明史中的巨擘。
他们引领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发明”了现代世界，创造了构成现代世界文明的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和现代民主。苏格兰人不仅成为大不列颠帝国的中流砥柱，更随着“大西洋时代”的脚步，将现代文明理念传扬到欧美乃至全世界，启动世界朝现代文明转向（《〈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内容简介》）。
读读这两本书，你就会明白，上述造福人类之发明创造，无一不是独立之个人所为，而这些人，只能出现在经过启蒙运动，进行工业化的欧美，而非皇帝治下的大清。因为一个人，只有他是自由的，能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而非匍匐在皇帝脚下的臣子与奴才；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而非皇帝一纸圣旨，说抄家就抄家；法律高于国王，能够拥有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生产自由与贸易自由，唯有在此种国度里，一个人的创造力、想象力才能够被充分激发出来，才能有所发明创造，才能造福整个人类！
还是看看下述事实吧：
1696年（康熙三十四年），苏格兰议会通过了“兴学法案”，规定苏格兰各地教区至少设立一所学校……在18世纪末，苏格兰人的识字率领先全球。一个英国人惊异地发现，“在苏格兰的穷乡僻壤……总的来看，最贫穷的人也会识字念书”
……1750年（乾隆十四年），所有城镇都有图书馆……书籍贸易在爱丁堡当地的经济中有着重要地位。1763年（乾隆二十七年），这个城市的人口仅有6万，却拥有6家出版公司，1790年增至16家（第一章《新耶路撒冷》）。
如果我们挑选一批在18世纪最后25年（其中乾隆统治21年，嘉庆统治4年）支配欧洲思想界的著作，那么，苏格兰作者名列前茅。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大卫·休谟的《人性论》和《道德、哲学及文学随笔》，威廉·罗伯逊的《苏格兰史》和《查理五世统治史》，亚当·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约翰·米勒的《阶级差别起源》，托马斯·里德的《从常识的原则探讨人的心灵》……其中排最前的是弗朗西斯·哈奇森的《道德哲学体系》和卡姆斯勋爵的《人类历史纲要》。
这是一张叹为观止的书单……苏格兰的启蒙作者将人类视为历史的产物，他们主张，人类最根本的性质——包括道德精神，都是在不断演变和发展的，受到个人无法控制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归根结底，人是环境的产物。
苏格兰人发明了今日所谓的社会科学：人类学、种族起源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还有亚当·斯密奠基的经济学，而且他们的成就不止这些。（第三章《人性研究》）
爱丁堡的真正长处或特色在于组织严密的学者和思想家社团，因而吸引了亚当·斯密、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年轻的罗伯特·彭斯等各种各样的外地人，让众人一起讨论旧的观点，交换批评意见，接受新的思想。正如一个当代人所说的，爱丁堡是“培育天才的温床”。它具有敏锐的思想、灵活的创造性、充满活力又目标明确，适合每个思想家、作家或艺术家进行真正的创作活动。
作为文化知识之都，只有伦敦和巴黎能够和爱丁堡匹敌……其基础是一群坚强、自主的知识分子和文人共和国（他们这样自称）组成的团体。以1760（乾隆二十四年）的标准来看，这个圈子的风气非常民主，在这里每个人的意见都是平等的，判断的基准是头脑而不是社会地位，众人可以辩论各种严肃的问题（《第八章精英协会：亚当·斯密和他的朋友》）。
亚当·斯密关注了1775年（乾隆三十九年）秋天发生在美洲的事件。他在《国富论》中写道：
他们正在从店主、商人和律师转变成政治家和立法者，正在为一个广袤的帝国创建一种新的政府形式（第九章《“伟大的设计”：苏格兰人在美洲》）。
阅读至此，不禁废书而叹：自秦朝一直到清朝末年两千多年，我们这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民族，又何尝创建过这样一种新的政府形式？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着前人的老路——打倒皇帝做皇帝，一代终了又一代而已！
在第十四章《自力更生：苏格兰人在美国》的结尾，作者这样写道：
当塞缪尔·莫尔斯于1844年从巴尔的摩向华盛顿传递他的第一份电报时，他选择了出自《圣经》的一个句子——“上帝已经造就了什么”？……从这一点出发，他可能会发一条稍微不同的电报，也就是：
苏格兰已经造就了什么？
而此时此刻，我最想说的是：
中国已经或将要造就什么？
二O一八年三月十七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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