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桂风 | 父爱如山 | 此情可待成追忆
《八桂风》微刊 2017.10 总第10期
施昭明，男，广西南宁市宾阳县人，1969年12月出生，中学语文教师，南宁市作家协会会员，著作有长篇小说《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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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之前我大多时候是跟在父亲身边。父亲那时是大队党支书，整天开会，真正下地劳动的时候不多。大队部也就成了我童年生活的一处重要场景。大队部是一个四合院，座落在村子中央。办公室是一个两室一厅格局的套间，外间是办公的地方，当中合摆着六、七张办公桌。正对门口的墙上并排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画像和一个大挂钟，靠近门口的小木窗旁有一台黑色的手摇式电话。父亲就经常坐在大挂钟下面的位置上开会。院子里长着几株高大茂密的相思树，地上落满豆状的果实。我在院子里将一片一片的果实捡拾起来，一片一片地剥开，从早到午，从午到晚。父亲在屋子里开会，没完没了的会。那时侯从县里公社来下乡“三同”的工作同志很多，这些工作同志一来就吃住在农户家，长则一年半载，短则十天半月。大队干部和工作同志在一起喝酒吃饭就变得很经常也很正常。那时侯的吃喝比较简单，也就是一、二盘猪肉，炒花生之类，酒是农家自酿的米酒，但那已是很奢侈的事情。这种时候我一般都在场，舀小半碗米饭，夹几块肉，赖在饭桌边，吃得满嘴流油。在和父亲相处的那些日子里，唯一让我感到害怕的是晚上，我和父亲睡在自家的灰沙屋。晚上父亲也常开会，去大队开，也去别的生产队开。我一个人睡在家里十分害怕，尤其是村上死人的时候，半夜醒来如果父亲不在身边 ，总觉得那夜是多么的深沉、黑暗和漫长。总要听到父亲熟悉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听到钥匙拨动锁孔的声音，夜的恐怖和黑暗才蓦然消散。也许父亲察觉了这一点，有一段时间晚上他不再出去，静静坐在桌前吸烟。临入睡我总要问一句：“今晚去开会吗？” 父亲总是说：“不去。”我的一颗心就放下来，很快沉入睡乡。其实父亲还是每晚出去，只不过是在我入睡之后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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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身材高瘦，每天早上起床前，他喜欢让我给他踩背。我从他瘦削的肩胛走过他的背部、腰部、臀部和大腿，又从大腿走过臀部、腰部、背部和肩胛，来来回回。时间一长，我就对这项额外的工作有点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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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有午睡的习惯，尤其是夏天，他睡得很香。而我总会在他熟睡之后去掏他的裤兜。裤兜里通常会有一些零碎的钱币，一角的、两角的，一分的、两分的。我通常只敢拿一个五分的硬币。这种情况父亲一般都不会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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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读过小学，在那时的乡间也算得上是有点文化的人。他好读古书，写得一手不错的钢笔字，棋艺亦是一绝。父亲天生好脾气，在为人处世行事上低调亲和。那年月，运动一个接一个，不少生产队在揪人斗人。父亲知道那是大气候，不可逆转，但他从没有参与整人运动，并且一直与村上那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牛蛇鬼神”保持着良好的平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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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后父亲不再是大队党支书。有那么几天，我发现全村的党员干部都集中在大队的纸厂里开会，可是父亲没有参加。我感到很奇怪，大队开会很少有父亲不参加的。我问父亲：“你是党员吗？”父亲反问我：“你说呢？”我当然回答不出来。后来我才知道，那几天党员开会是“文革”后的整风，是拨乱反正，父亲作为“文革”期间的大队党支书，被告知回避。后来就听说给了父亲一个党内警告的处分。我很为父亲感到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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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担任大队支书期间，每天都会有人到家里来找父亲办事，多是在我们吃早饭或晚饭的时候。有的是口粮不够吃，有的是邻里矛盾，有的是写证明盖公章等等。父亲卸任后，家里出人意料地更加热闹起来，晚上来串门聊天的人比以前更多。最常来的是北边的让家大哥和芳邻大伯。芳邻大伯原先是村上高小的校长，退休后又担任族长多年。他身材高大，衣着整洁，头发往后梳理得溜光。每天晚饭之后，他就会穿过长长窄窄的巷子来找父亲聊天。他盘腿坐在床上，声音洪亮地发表各种各样的见解。有时候他们也会下下象棋，芳邻大伯的棋艺不错，走棋很谨慎。常来找父亲下棋的还有兆宁十八叔、兵二哥，但他们和芳邻大伯一样都不是父亲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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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实行土地责任制后我家分到了七亩多水田。因为我的兄姐都在外工作，二姐已出嫁，我和妹妹还在读书，家里劳力少，地里的活计父母只能亲力亲为。暑假回来，正是农忙，看着瘦弱的父亲扛着大包大包的稻谷吃力地走在田埂上，我的心里就一阵阵内疚。我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我能出人头地，振兴家道 ，卸去父亲肩膀上的重压。这也正是父亲最大的希望。可我偏不争气，高中毕业后考不上大学，又补习了两年依然名落孙山。父亲又退而希望我能及早娶妻生子，延香火续血脉。可是他没有将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愿望表达出来，他怕因此耽误我的前程。直到父亲去世，我既未出人头地，也没娶妻生子。父亲对我的所有期望全部落空，临死前父亲的心里一定充满了悲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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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向身体虚弱，且不时有小恙小病。一九八九年父亲的身体更糟了，气喘、咳嗽、牙龈溃烂。有一段时间他不能咀嚼，只能喝稀饭。那时我的外祖母还在世，住在我家里，每天给父亲煮稀饭。父亲脾气很好，可是长期的病痛使他也偶有烦躁。去看过村上的郎中，郎中说父亲得的是肺气肿并发症。我们对郎中的诊断深信不疑。这倒不是迷信郎中，而是我们压根没有将死亡和父亲联系起来过。记得有一个晚上，夜很深了，我从外面回来，看到父亲的门缝里漏着灯光，我推门进去，父亲躺在床上，两眼直直地望着蚊帐顶，目光一片茫然。很多年后，回想起父亲当时的形容，我想，父亲当时一定已经预感或者意识到了死亡的逼近，隐隐听到了死神的召唤。或许是心灵感应吧，那段时间，我忽然没由来地想为父亲做点儿什么，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念头。我最想的是为父亲买一双布鞋，白底黑面的那种，既便宜穿起来又舒适。遗憾的是，我终于未能参悟冥冥之中上帝的提示，丝毫没意识到父亲生命的日历已经翻到最后的几页，那双鞋一直没买，略尽孝道的念头一拖再拖，将实而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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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病期间父亲也间歇性地住过几天医院。有一次我从学校去看他，我买了几斤水果。病房里冷冷清清，只有父亲一个人，父亲在一边接受输液一边看书，神情甚是落寞。我们没有过多的交谈。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和父亲的交流日渐稀少。我退出病房，心里甚是难过。作为儿子，我既不能解除父亲的痛苦，又不能为他排解寂寞，更不能给他些许的慰籍，甚至连对他的关心都无法表达，纵然表达，也那么轻描那么生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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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一次送父亲去医院是在莺飞草长的四月，正是春播季节。我们默默地走着，路过一块秧地时，父亲对我说：“你在家里要记得给秧地灌水。水不要太深，像这块秧地的就合适了。”现在回想起来，那应该是父亲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平静的语调里掺和着人生的酸涩。仅仅隔了二、三天，我得到父亲病危的消息。赶到医院，父亲和几天前入院时判若两人，他的胸口大起大伏，呼吸已经相当困难，并且不断说着胡话，显得十分烦躁。医生给父亲打了一支镇静剂，父亲很快睡了过去。夜里十一点，父亲一觉醒来，我给他削了只水果，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我正奇怪，他因为牙龈溃烂，吃东西一直很困难，这只梨却吃得如此一往无前。刚吃完，父亲忽然说腰疼，言语不及一二，便溘然长逝。时间是一九九0年四月四日，清明节。我牢牢记住了那年那月那日的那个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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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习俗，在外过世的人遗体是不能进入厅堂的。我们将父亲的遗体从县城拉回去，在山口圩后面的山脚下搭了个棚子安置着。夜里，下雨了，倾盆大雨，雷电交加，是春天的第一场大雨，第一场雷电。母亲托阅国三哥去叫我们兄妹五个回家，说雷电太猛，顾生不顾死。我没回，孤零零一个人守着父亲。风雨袭来，烛火摇曳，我打了个寒颤，第一次感觉到了害怕，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阴阳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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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下葬后的某一天，我独自去到村后的红山，坐在父亲的坟前，想起父亲生前的种种，默默地流泪。泪水在我的脸上长流，慢慢衍变成一片滂沱，将我年轻清秀的脸弄得一塌糊涂，模糊不清。习习山风从草尖上掠过，从树梢上掠过，在耳旁响成一片呼啸。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我站起来，对父亲说：“爹啊，我回去了”夕阳，荒山，野芳侵古道。我真没想到，没有父亲的孩子是如此无助，如此凄惶，如此孤苦。父既不在，生有何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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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性格温和，待人十分宽厚。这是所有认识父亲的人都深有体会的，也是我亟需学习的。父亲在外从来未与人有过争执，在家里对孩子也很宽容，从未打骂责备过孩子，甚至对孩子的任性很多时候都表现得十分软弱和无奈。父亲的这种软弱其实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力量。他愈是软弱，我愈是觉得应该听从他的话，努力做人。虽然，直到现在，我的种种努力还未见丝毫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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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已经十六个年头。十六年来我常常想为父亲写一篇悼念性的文章，竟一直无从写起。十六年来每每谈及父亲，稍为纵深地谈上三言两语，我仍会潸然泪下。不止一次，在朋友的宴席上，因为提及父亲的话题，我流泪失态。我万万没有想到，有一种亲情竟是如此深刻而持久。父亲啊，也唯有你，才能告诉我，世间情真的可以深到透骨，深到入髓。人生三道茶，第一道苦似黄莲。我想，那便是人生最初的痛苦，包括了与亲者爱人的生离与死别。没有经历过痛失亲人的人难以体会得到人生的无常，难以体会得到人生之苦究竟有多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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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已人到中年，对生活仍有少年般的幻想。我常常幻想，我有一处带院子和园子的乡居，有够食的稻梁，有手伸钱来的宽裕，有一个贤淑的妻子，有一对端庄健胖的儿女，有千金难买的健康，有四世同堂的天伦。每一日，父亲就坐在爬满藤萝的院墙底下，一边看书一边看护我的儿女。我想，那样的日子当如疏影朗月般适意，如秋日远山般宁静。我想，那样的日子应当就是我苦苦寻觅的幸福。然而，世事难料，事与愿违，父亲的肤发早于十六年前就已遁入黄泉。而我，这些年来也活得颇是艰辛，为家事伤痛，为米粟劳作，忧谗畏讥，患得患失。活着是多么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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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纵然长路迢迢，风雨凄迷，只要活着，总也还得走下去，因为我是父亲的儿子，肩负着一个生命和一种精神的延续。
写于二00三年三月三日
改于二00六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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